死不悔改的老红卫兵ZT

2011年香港出版了米鹤都主编的《回忆与反思：红卫兵风云人物》，其中包含了一些1966年老红卫兵的口述历史。比如陈小鲁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秦晓的《走出乌托邦》。前些年清华附中红卫兵始作俑者之一骆小海发表过讲话，2012年在天安门给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也发表了《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由于中国一直没有彻底清算毛泽东历史罪行，“彻底否定文革”就始终不能贯彻到底，这些人物还把红卫兵的历史当做了不起的事情来讲述。但是随着中国人对普世价值的逐渐深入理解，对毛泽东时代的深刻反思，红卫兵的形象将越来越成为负面的典型，逐渐归类到反人类犯罪团伙的历史地位上去。

“老红卫兵”是成立最早的一部分以高干子女为主要骨干的极端组织。早期是中学生，稍后一部分大学生也参与其中，是红卫兵暴行的始作俑者。红卫兵从理论上对已经相当极端的毛泽东政治运动手段进一步极端化，将湖南农民运动时期的暴民暴力行为在和平时期全面重演，造成了举世震惊的恐怖红八月。

1966年8月18日，红卫兵以扫四旧（思想文化风俗习惯）为名，在北京街头撕行人裤管，剪妇女发型，到所谓黑几类分子家庭抄家，辱骂殴打被批判的对象，有的被举家押送出京注销户口，上千人被当场打死。这些行为很快从北京蔓延到上海和其他城市。专政机关的辱骂、拷打和人格侮辱、疲劳虐待……从1949年开始还基本局限在监狱、劳改场所；后来的政治运动又将暴力施行于各单位的隔离审查囚室和批斗场所，文革的红八月忽然将这些暴力恐怖手段公开地施行于城乡街头家庭，施行于校园课堂，师生之间、青少年之间。这一切暴行的首恶当然是毛泽东和他的党内同事包括林彪刘少奇周恩来康生叶剑英谢富治等人，而具体执行人就是北京的高干子弟红卫兵。

1966红八月打人死亡数为10,275人(？)，被抄家为92,000户，被驱逐出北京的家庭为125,000户，《1985年11月5日北京市核查工作会议的工作报告“加强领导，再接再厉，全面做好二期整党的核查工作”》（《动向》2011年9月号），老舍、陈梦家等在暴力和侮辱下自杀的大量死者还不计算在内。这些老红卫兵不仅打骂行凶，而且采用野蛮的手段侮辱人的尊严。捆绑吊打之外，还搞剃光头、阴阳头，不仅对男老师实施，还对女老师和出身不好的女同学实施。

老红卫兵的组织者虽然不一定直接动手打杀，但是根据“首恶必办”的原则，他们都是血债累累的刑事犯。（当时虽无刑法，却有相应惩治条例）。中国现代历史一定要把这笔血债详细地记录下来。

八月五日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打死了副校长卞仲耘老师。该校的校领导和红卫兵的实际负责人就是（宋任穷之女）宋彬彬、刘进、马德秀和（邓小平之女）邓榕等人。宋彬彬在卞仲耘挨打时说“杀杀她的威风也好”；卞仲耘死后，邓榕带队去医院要求大夫开具死亡证明书

陈毅之子陈小鲁的讲话承认，他组织成立了西城纠察队，而且在毛接见红卫兵的时候西纠就公开用武装皮带集体打人。老红卫兵参与抄家行动，例如将罗瑞卿的岳父母驱离北京，押返原籍（后来该岳父自杀身亡）。陈小鲁还命令西城纠察队冲击和取缔八大民主党派，收缴各党部官印。八大花瓶党派曾经是人民共和国的创建者，虽已被毛泽东玩弄在股掌间噤若寒蝉，毕竟还是一部分统战对象和右派人员的归属单位。党派横遭取缔以后，那些被剥夺了起码人权和尊严的右派更加失去了最后的一道保护层。吉祥戏院集体棒打，农工民主党前主席章乃器是极少的幸存者，九三学社宣传部长储安平被毒打后凄凉出走，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著名翻译家民盟成员张友松无靠挂单位，当时右眼被打瞎，竟无人救助（民盟本应好歹出面管一管）。陈小鲁的双手沾满了暴力的鲜血。

老红卫兵除了暴力人身伤害以外，用血统论对联侮辱所谓出身不好的青少年，鼓吹“红色恐怖万岁”，同时还集体冲击公安部，占领办公大楼，张贴反政府大标语，呼喊反党口号等等。陈小鲁竟在回忆中否认他参加过红卫兵。实在是天大的笑话。当过西纠头头、收过八党官印的陈小鲁晚年还把百姓当阿斗，玩的是公孙龙子“白马非马”的诡辩术。暴力行凶之外，“混蛋、狗崽子、滚他妈的蛋、砸烂……的狗头”等粗野的语言暴力全都首先出现在老红卫兵的文章、对联和标语口号中，然后再蔓延全国；“建立非法社团、冲击国家机关、人身伤害、侵入民宅、恶意诽谤（血统对联和狗崽子骂名）”等等刑事罪名，每一项都足以给这些犯罪嫌疑人定谳；未满十八岁则宜按未成年犯审理。

这些人类文化史上罕见的语言暴力典型标本的作者们，暴力团伙的领导者们，宋彬彬、邓榕、谭力夫、宫小吉、卜大华、彭小蒙、秦晓……每一个人都罪责难逃。实际上老红卫兵们并没有因暴力言行受到法纪惩处，直到他们公开反对中央文革和“1960年后的毛思想”，公安部才仅仅拘押了几十天。然后非经司法审理，由江青周恩来先接见再释放，不了了之。文革时期，经常张贴审判公告，说罪犯是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的政治集团。实际上老红卫兵的西纠、联动才是真正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的恐怖暴力集团。这伙现代义和拳人物因为出身高干家庭，是中国当朝新贵的后裔，所以凭籍革命的“丹书铁券”，犯法却不“与庶民同罪”，长期逍遥法外。中国人在一党专制的统治下无法像以色列人那样组成追剿小组飞往各地捉拿纳粹逃犯那样将这些老红卫兵缉拿归案交付法庭审判。至少要在文字史书上将他们的血债一一写明，将他们的姓名永远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骆小海、陈小鲁、卜大华、宋彬彬都说自己反对过打人，还特别制止过暴行。他们比中共中央还要不自量力。中共中央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好歹还承认文革是一场浩劫，造成了千百万人民的灾祸，包括许多无辜者被打死和自杀，为此承担了罪责。我们可以设想这些红卫兵头目曾经劝阻红卫兵不要动武，甚至解救过他们认识的个别老师和同学。但是这并不能抵消他们所带领的团伙造成的集体暴力浪潮犯下的滔天罪行。

被审判关押的造反派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王大宾、韩爱晶、谭厚兰，乃至王洪文、徐景贤等人也都没有执鞭打人，持枪杀人，可是他们都曾被判处长期徒刑。卜大华等人炫耀他的所谓《十点估计》发挥了制止打人风的作用，完全不足采信。难道8月8日中共中央没有发表过十六条吗？（第八条要文斗）8月18日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的时候，难道不是林彪用他那拖音很长的湖北方言大声呼吁：“要文斗，不要武斗！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毛泽东签署过十六条，林彪呼吁过不要武斗，能不能减轻他们的反人类罪行？

说起来很可笑，“不要打人”又不是什么深奥难通的哲理，需要烦劳中央正副主席三令五申，还有老红卫兵首领来开导？三岁的娃娃就听大人教训不可以打人，50年代开始每个小学生都学过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五项和第八项），《二十三条》反对逼供信，据说毛本人在12月份专门给周恩来写过信，强调不要打人。依照此说，制止打人的功劳怎么也轮不到这几位红卫兵小将。为什么打人恶风屡禁不止愈演愈烈？说穿了，这是我们的党文化。毛、林都知道要先矫枉过正，害死一部分人。毛甚至公开鼓励宋彬彬“要武嘛！”刘少奇每次搞运动都知道又有人自杀，他早就成竹在胸，那都是刑讯逼供（即残酷打骂）的结果，陈毅甚至将凶残当有趣，戏称跳楼自杀的上海工商业者是降落伞部队。各级干部都掌握着这样一种火候，“先拿一部分人来开刀，然后才能把运动铺开，多多少少死伤自杀之类都是难免乃至必要的”。几十年政治运动的反人类性质正是隐含在这一种默契文化中。文革只是将这种从富田肃反到延安整风，从土改到四清的革命传统扩展到了未成年的中学生范围里来了。然后再将批斗会、私设刑堂的暴力行为扩大到了街道、里弄、家庭和校园、课堂。

老红卫兵中不乏已经入党的成年人，如宋彬彬、刘进、邓楠、贺鹏飞、秦晓、谭力夫、马德秀等，而陈小鲁（1946年生）等干部子弟多是中学生入党候选人，党支部培养的党章学习积极分子。他们对于历次运动暗含的这类潜规则“基本套路”绝不可能完全无知。到了老兵暮年，陈小鲁还来假扮天真巧装嫩，难道不觉得恶心？陈小鲁说“毛主席都夸我不赞成打人”。这种说法十分无力，历史早已看清，掀起文革打人浪潮的首恶凶犯不是别人，正是红卫兵的红司令毛泽东本人。

先“矫枉过正”，再出面颁布一点政策，这是老红卫兵父辈的老伎俩。根据《吴德谈文革中的北京市委》的记载：毛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彭真和叶剑英等人早就想把北京清洗成水晶一样纯净，军警不方便行动，红卫兵刚好成了他们的打手。抄家、驱离的名单都是公安派出所暗中给定的。老红卫兵干了父辈们梦寐以求而不便下手的脏活罢了。将数十万名黑五类人员押解出京的行动哭声震天，已让陈小鲁略动恻隐之心。其中发生了多少死伤冻饿，现已无法统计，很多受害人早已亡故。现居德国的德籍华人蔡升先生堪为这一暴行的历史见证。文革前他从南京大学德语系毕业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文革爆发时，他因出身富农竟被单位批斗，红卫兵将他押解出京，一路训斥打骂，在火车上就把他的眼镜打得粉碎。他深度近视，四顾茫然。押入原籍浙江江山县看守所，无人了解他的案情，一押竟押了整整八年。1974年狱方清理陈年旧案，方才想起将他移送劳改农场，当时他的四肢因长期禁锢，无法站立，由难友背拖上路。改革开放以后才获平反。一位新婚燕尔的青年德语编辑，就这样丧失了最美好的青春。（蔡升已经加入德国籍，他的悲惨经历由笔者当面采访记录，发表在《留德学人报》）。

这些老红卫兵自辩的潜台词是“应该让直接下令打人者承担罪责”。历史上的动乱惨案几乎都查不到下令者。北京三一八惨案并没有查到下令者，李公仆、闻一多被暗杀，也没有找到国民党高官的手令，六四天安门也只有“不惜一切手段”清场的说词，并没有具体的开枪命令，柏林墙下死难者数百人，德国法庭审判东德官兵的时候，也没有找到直接的命令文本。直到2007年才发现了一份70年代东德国安部发给士兵的材料，要求哨兵向鸣枪警告后仍不停步的越境者射击。但仍然是一纸笼统的指示，没有首长签名。

骆小海、陈小鲁、卜大华、彭小蒙、宋彬彬、宫小吉、谭力夫、王铭、薄熙来等人（包括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的子女）都是红八月时期的红卫兵头目、校文革领导人。抄家打人杀人的恐怖局面正是在他们的领导下愈演愈烈的。几篇回忆讲话更加坐实了当时普遍发生的打人暴力情景。

获得专制权力的平民如果缺乏监督制衡，会在短暂期间疯狂滥权，打压甚至虐杀对象，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现象，西方有过相关的实验，取名路西法Lucifer现象。从正常的青年演变成暴力专制者，时间只需要几天。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津巴多征用两组大学生分别充任狱警和囚徒进行试验。结果本来很正常的青年因获得了权力变成了虐囚恶警。这还仅仅是一场假定身份的实验，在文革的现实中，毛泽东确实将专政的权力交给了红卫兵，从毛给红卫兵写信的八月初到批判联动的次年一月底，将近半年，具备了充分的犯罪时间。这种权力（抓人、关押、拷打、侮辱……）是默许式地真实赋予，而不是实验式地虚拟给予，当然就导致了全国性的血腥风潮，滥杀滥捕、私设公堂，刑讯逼供。2008年德国导演甘塞尔Gansel拍摄的故事片《浪潮》Die Welle非常形象地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一所中学的师生本来以为纳粹专制的社会已经离开现实生活十分遥远，不料经过老师的心理实验，发现这种恐怖和压迫很可能就会在我们的身边重演。温和善良的青年也可能变成粗暴蛮横的法西斯狂热分子。这部影片给研究老红卫兵暴力犯罪现象提供了非常形象的参照。

老红卫兵毫无忏悔意识

多少年来，老红卫兵们都非常缺乏忏悔意识。最无自省的当属清华附中红卫兵发起人之一骆小海，他竟恬不知耻地将红卫兵自诩为“有正义感、有理想主义、有自我反省精神”的群体。但是随着历史真相的披露和人文历史价值观的逐渐进入中国人的视野，红卫兵反人类的暴力价值观念已经越来越不得人心，越来越风雨飘摇。

文革中的许多高干子女，大部分都通过参军躲过了下乡的苦差，没有躲过下乡的，一般也是凭藉出身优势最早招兵招工招生离开农村。改革开放后，他们捷足先登最早获得机会出国留学或考察。若无海外学历，好歹混个绿卡。西纠联动时代，他们激情高呼“毛泽东、伊里奇”，“革命红旗白宫招展、四海平，环球赤”。“出国热”的时代，他们摇身一变，玩过了拉斯维加斯（赌城），巴黎红磨坊，荷兰红灯区，学会了最西方化的各种奢侈游戏，……唯独一样他们没有学会，那就是最具西方人文色彩的忏悔精神。德国社民党总理勃兰特跪求世界人民的宽恕，赢得了国际舆论的谅解，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不要误以为勃兰特曾经参加过党卫军或冲锋队，恰恰相反，少年勃兰特是因为参与反纳粹斗争被迫流亡北欧的民运红小鬼。不仅德国的领导人从不拒绝忏悔，每逢我们谈及纳粹，德国的大学生都普遍而诚恳地表示谴责和忏悔，没有任何迟疑。

老红卫兵最热心提倡的阶级路线输得最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仅仅十年过去，三代贫农的王洪文变成了反革命，毛邓去见马克思以后，汪伪汉奸官僚的儿子江泽民当上了总书记，拉扯上一个被敌人杀害的亲叔叔认做养父，认养的时间和手续又不那么吻合；胡锦涛的家庭，竟是苏北茶叶小商贩，胡父不要说省部级地师级县团级，竟连党员都不是，还有贪污的疑点。从向忠发、顾顺章到王洪文，这几个无产阶级出身的中共高干偏偏都不是好东西。文革中叛逃投敌的解放军飞行员，个个都是三代贫农出身，投奔美国中情局的俞强声、出卖解放军情报的姬胜德竟皆是革命老干部的儿子。

俄国十二月党人出身贵族，却喊出了打倒沙皇专制、实现民主自由宪政的口号，主张废除农奴制。今天翻开西纠、联动的文件，真为他们汗颜！红色贵胄联动背负着“曾经反抗过毛、江”的虚名，却连起码的个人崇拜都没敢反对过。扭扭捏捏地反过一阵“1960年以后的毛泽东思想”，思想深度远没有走出高干子女既得利益的小圈子，毫无超脱自身地位的人文气息和自由精神。而且释放出狱以后便立刻销声匿迹，他们对毛泽东的封建法西斯思想和当代社会现状的认识和分析，还比不上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俄国贵族里出现了反抗沙皇专制的诗人普希金、作家托尔斯泰和思想家赫尔岑，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也发生了世界性影响。东欧干部子弟中出现了以米奇尼克为代表的理论家。中国红色新贵子女享有贵族特权，却少有贵族精神，从他们里面走出来什么思想文化人物了吗？至今六十上下的年纪，思想还没有完全走出红卫兵、联动的藩篱。

出身平民或贱民的同龄人除了遇罗克、林昭、张志新、李九莲等烈士以外，如郑义、谢泳、丁东、智效民、朱学勤、艾晓明、易中天这些自由色彩的作家型学者，海外还有胡平、陈奎德等现代民主的理论家已崭露头角。老红卫兵们中小学上的是最好的学校，几乎都在1970年代或参军、或当工农兵学员，先后入党提干，改革开放时，往往最先照顾得到出国的机会，或拿绿卡，或拿学位，或定居，或海归。除了一位中苏关系史专家沈志华较有成就以外，张木生还未走出新民主主义的框架，其余老红卫兵薄熙来（已倒台）、刘延东、李源潮等等，皆以官位而得名。从这个角度说，唯出身论不仅阻碍了许多黑五类家庭出身的优秀青年的成长之路，也贻误了全民族的青年。

干部子女也是民族的后代，若能出类拔萃，也是民族的精英。可恰恰是门阀观念也阻碍了他们的成长。血统论把家庭裙带、阶级身分、特权优惠跟人生前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打造了一律的红色保险箱，顺利倒是顺利了，可是才情、思想、志向呢？从生产队、连队上调回城令人欣羡，但参军、入党、提干有时也并非全是福祉。他们往往阙失了最重要的精神历练和独立思考。更加可悲的是阶级路线的庇荫让宋彬彬的姓名沾满了文革暴力的血污，也把一大群老红卫兵的姓名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

秦晓的回忆披露了他和宋彬彬等人下乡后上大学的过程。大学简直就像是“吃窝头还是面条”一样任凭挑选。这种描述是可信的，但是不应该让后世的读者以为当时的情况对每一个青年人都是这样。那就太不公平了。高干子女到处得到领导的眷顾，习仲勋已经失势，但是还有一些他的朋友、部下继续照应习近平在1974年入党，次年推荐进入清华。而平民子女非常困难。出身不好的青少年从五十年代就被政审拦路很难进入大学，文革时更只剩下下乡的资格。大学他们根本不敢奢望，能脱离农村回城跟家人团聚，吃一口商品粮都是难圆之梦，男青年不得不引刀自残，例如《北京之春》主笔胡平就曾经体尝了当代折臂翁的痛楚，另一位重庆女知青过量吃盐导致肾衰竭获得“病退”回城，终于在回城后半年因肾衰竭而撒手人寰。还有许多下乡女青年因为要上大学，不得不奉献自己的贞操，“工农兵上大学”的时代，女生“脱了裤子上大学”的故事绝不是谣传。面对这类特权，秦晓们从来没有感到有什么愧怍自惭，没有任何忏悔。还有清华附中的老红卫兵任世民，侨寓德国已经多年，当中文报刊上清算毛式阶级路线的时候，他竟还写文章辩护说，“阶级路线是重在表现……”

历史的定位

老红卫兵是共产党权贵子女的一个文革群落。被定性为生活在文明现代而思想偏执、言行狂暴的当代义和拳。但是简单地将他们描写成一伙专制社会的男女衙内，也有欠公允。至少在文革初期，他们追求的完全不是物质享受，恰恰相反，他们充满了权力意识，这种权力意识强烈到西纠、联动几乎完全排除普通家庭出身的青少年，尤其有意识地排除与他们在学业上平起平坐的高级知识分子子女。从诞生之日起，红卫兵就拥有强烈的接班意识，一切言行都是准备承接权力的。但是数十年的时间过去，毛泽东鼓励的老红卫兵变成了一个声名狼藉的历史名词，习近平、李源潮、刘延东之类高官的履历都对相关经历避之唯恐不及，可见一斑。这类接班的培养形式已经完全失败。

从毛泽东江青毛远新等人的授权举措，陈云关于“还是自己的子女可靠”之类的私房话来看，朝鲜金氏王朝的封建套路还是他们心向往之的模式。中国人民不可以不警惕以防范之。红八月暴政就是太子党执政的极端形式。习近平、刘源、薄熙来等人比其他高干子女略胜一筹，是因为他们的经历中确实有一段“沉入沟底”的时期：父辈真的是黑帮，自己真的感觉被抛出了体制外，坐班房，下农村，几乎没有庇荫。这样的底层经验歪打正着，反而曾使他们清醒。

政治人物希望子嗣继承己志，本是人之常情。历史上的梨园流派，杏林高手，训诂渊源，武林门派都有家学渊源，连传统名菜名点也多世代相传。政治作为一种高级管理艺术未尝不可以子承父业，克绍箕裘。西方社会亦不少见。例如美国的布什父子和肯尼迪家族，德国的施特劳斯家族。关键是不能依靠血统论去建立门阀特权制度。共产党的干部有意培养自己的后代成为接班人似也无可厚非。但是共产党的方法却是绝对愚蠢的。“阶级路线”给予子女各种特权，让他们绕过各种社会的障碍，占尽国家的资源，却使他们脱离了社会的基层，先天不足地缺乏历练。加速入党、提干、升学，实际上是揠苗助长。习近平在三五年内既拿博士文凭，又搞省市中央“跳加官”，结果在知识界和网路媒体上影响不好。

在宪政国家，政治人物必须有公开的群众基础。不论你是谁的儿子，你必须有演说辩论的能力，有团结同侪的能力，必须面对群众集会和各级议会的场面。如果父亲是政治家，或许你会有一点遗传获得的演说能力和组织手腕，也有一些父辈的朋友帮衬，可是学术文凭和社会资历不能非法捞取，党内的初选，民间的竞选，都需要自己去打拚，没人能提拔栽培。治国理念、战略策略和应变能力更是必须由自身历练来打造，而且所有的过程都有法治的制衡，权力被掌控在宪政框架之下。人民痛恨官二代、富二代，说到底就是担心这些人享尽社会恩泽捞取各种头衔，上台却不干好事。毛泽东嫡孙毛新宇，硕士、博士、少将、研究员，什么头衔都挂上了，就是题词写不通，年份也算不对。笨一点倒也罢了，依靠祖荫和特权登基的人物一定不了解人民的疾苦，看不清民族的前途，掌权一定会贻误国家的命运。如果狡诈贪腐，又缺乏监督机制，那么纳粹、文革式的灾难就不远了。

老红卫兵是一伙二十世纪的刑事罪犯。当时没有受到司法追究，但是昭彰的血债已给他们定罪。进入21世纪以后，从刑法的理念出发，30年已超出了刑事追究的追诉期。但是不论这些昔日凶犯的今日状况如何，尊卑贫富生老病死，他们红八月的罪恶将跟柏林水晶日之夜、南京大屠杀并列入史，任何辩解都无济于事，后代人民将永不遗忘。秦晓的回忆有一些服膺宪政民主普世价值的表示，当然是好事，值得欢迎。但是晚年的认识也不能洗脱早年的罪愆。今天仍犹健在的老红卫兵，如果良知未泯，人性犹存，何妨出来向公众表示忏悔，也好给历史留下些微的亮色，以略减后世的天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