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头山
无意邀众赏，一心追残阳
敌人是最好的老师，尤其是强大而全新的敌人。朝鲜战争后，中国军队效法苏联，一度进行过一场从军事思想、军事理论到军队组织建设、军事教育、训练的革命，从强调革命军队到强调现代化军队，使中国军队初具现代化军队的形态。令人惋惜的是，后来由于国内政治原因，朝鲜战争带来的积极成果未能延续。
朝鲜战争对于中国军队，很有些像苏联卫国战争对苏联红军的影响。
二战期间，苏联进行了一系列淡化其革命军队色彩、强化现代军队色彩的巨大的变革。苏军恢复“旧制”，是从战场上极其惨重的伤亡中获得的经验，二战结束后，苏联高层对二战的全面反思检讨，强化了这一方向的转变。
对一直效法苏联的中国来说，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经验与苏联的巨大差异，形成了中国军队与苏共军队战争观念的巨大分野，而中国军队在朝鲜与世界头号强国交手的经验教训，使中国军队全面向苏联学习的意识空前增强，朝鲜战争后，中国军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契机。
全面反思
1949年10月的金门之战，让中国军队高层意识到仅靠人民战争，虽可纵横陆地，却只能望洋兴叹。而朝鲜战争则第一次让中国军队真正意识到，仅靠一支革命化的军队是无法打赢一场现代化战争的。
抗美援朝开始后，战争的形势让中国军队高层意识到，军队的现代化迫在眉睫，并且在内部形成一股人人争说军事现代化正规化的风潮。随着苏联军援的深入，苏联军事顾问影响的加大，这种讨论氛围日益热烈。也是在这种情况下，曾经出现了以“国防军”之名替代“解放军”称谓的趋势，以体现出正规化色彩。而对过去游击习气浓厚的军事思想，在中国军队高层的讨论中，也进行了从未有过的尖锐反省。
1953年10月2日，彭德怀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批评一些将官，只满足于过去经验，不认识今天已经改变了的客观情况(指与美军作战)，也不认识今天已经改变并正在继续改变的主观条件(指多兵种合成作战)，盲目地骄傲自满，不虚心学习，不加分析，企图以不适应今天情况的老一套工作方法来蛮干的精神。
彭德怀强调现代化军队并不简单是步兵加上飞机坦克，而是从分散的作战到集中的现代正规作战。建设现代化军队，首先必须掌握现代的军事业务技术和科学知识。
毛泽东虽未曾如其他将领那样高调宣扬“军事现代化”说法，但他1952年7月10日给军事学院不公开的训词中说，在尚未获得全国胜利之前，由于条件限制，军事建设处于比较低级阶段，装备低劣，编制制度不正规，缺乏严格军纪，作战指挥不集中、不统一，带有游击性，这在过去是必然的。
次年1月，毛给高级步兵学校的训词又指出，依靠过去和较为落后的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战术是不够的了，我们必须掌握最新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技术。1954年10月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他还说：“我们的军队距离现代化很远。”
毛对游击战与正规化的效用与看法历史上却多次摇摆，类似前述的话在抗战前即已说过，抗战中又转向，朝鲜战争后转回来，1960年代再次大幅度转回去。综合来看，与当时中苏关系、个人经验以及党内政治斗争等具体情境高度相关，不过，毛对武器、资源等因素从来高度重视。
陈毅在1950年12月15日出席南京汤山华东军区炮兵司令部、炮兵学校成立大会上，也要求与会者“学会新知识新技术，使用新武器，强调陆海空各兵种的联合作战，这是我们军队的一个历史任务”，过去因为条件限制，只能“打夜战、近战、游击战”。
陈毅总结说：“二十几年来，我们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伤亡很大。比如过去我们攻取敌人一个碉堡，都要付出相当代价。攻击一个小村庄，往往要打几天几夜。这说明我们的装备不好，过去打仗只能在夜间，白天受到敌人的空军和炮兵威胁。现在，我们有了强大的炮兵，并有了空军，将来我们掌握了制空权，白天黑夜都是消灭敌人的时候。因此，不愿学，看不起技术，认为自己有本事，是不好的。”
1951年1月15日，解放军事学院在南京成立，题词是：“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国防军而奋斗。”那个时期，中国军队一心向往正规化现代化，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构建出一幅从军事思想、国防体制到装备训练、军队管理、军事工业的发展图景，已有的进行革新，没有的着手创立。
全面“苏化”
中国军队在建立大军区制、国防领导体制上，虽积极学习苏联，但稍有不同。建政之初，中央人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改名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下辖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等八个部，直辖13个军区以及海军、空军、防空军、公安部队。1958年再次精简为总参、总政、总后勤三个部。
正规化和执政后的需要，必须得有属于政府体系的国防部，彭德怀成为1954年建立的国防部首任部长。在苏联，国防部高于总参，而在中国，总参实际权力大于国防部，可国防部长是元帅，总参谋长是大将。
总参谋长粟裕1957年访苏时，与苏联国防部长索科洛夫斯基会谈后，突然提出索要“参谋部与国防部职务职权分工”的资料，索科洛夫斯基吃了一惊，只敢以口述形式谈了一谈。粟裕声称这是“向苏军学习”的需要，不过此事为后来诸多政治斗争悲剧埋下伏笔。这也说明当时学习苏军的氛围之浓厚。
朝鲜战争后实施的三大国防制度：征兵制、军衔制、军官薪金制，这也是深受朝鲜战争和苏军顾问现代化正规化建议影响的结果。
这些制度与中国军队传统的意识形态宣传有相当冲突，因为其体现出强制性、等级化差异，以前实行这些制度的国民党一直被痛斥责为“拉壮丁”和“官兵不平等”，是“资产阶级军队”的产物。但主政之后渐渐意识到，这些制度是走向正规化和现代化不可或缺的。所以，在苏军顾问的强烈要求下，中国军队深感确有必要，并开始逐步实施了。
经过繁琐的评级和准备工作，这些制度终于在1950年代全部落实，后来又加了一个勋章奖章制度。其间曾闹出不少风波和故事，如有很多人不满意所获军衔，声称要“挂到狗脖子”上去，还有人认为这些制度的实施破坏了军队平等，后来中共军史研究者也认为，元帅和大将的评定，有点“梁山好汉排座次”的意味，有些人的功劳与军衔不符。
不管怎样，经过苏联顾问指导，军制现代化建设上迈出了第一步。正如彭德怀所说，“实行这些制度，刻不容缓，不如此，就将使我军停滞不前，延缓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就将使我军不能应付大规模现代化战争”。
根据苏联军事顾问提供的资料和提议，在几大制度实施过程中，还颁布诸多军事内务、纪律、队列条令，其目的就是加强军官权威，强化惩戒制度和等级差别，加强军队纪律建设。但这些措施在实施与学习过程中，一些细节却导致了中苏双方的争论，这源于一些条令引进 后“水土不服”产生了不良后果。实际上，这是因为中国军队的构成与苏军有异。
如苏军过度重视惩戒制度，重视誓词，重视对军旗的保管和尊重，这些条令被引入后，中国军队基层非常不适应。1956年11月，总政送来基层党支部提供的材料，全军当年按纪律条令受到惩戒的达10万人次，被关禁闭者3万多人次；对9个连队进行的详细调查，受惩戒者90多人，惩戒错误或处罚不当的占71%，有的连队惩罚偏重率达100%，受罚原因有些令人喷饭，如打靶不及格、不愿看电影、胃口不适不愿喝辣子汤。因不堪忍受惩罚，全军士兵逃亡4000余人，自杀400余人。官兵矛盾激化，开枪开炮行凶事件55起。有一名士兵开动三七高射炮到处乱打，并说：教训你们这些官僚主义者。(《彭德怀军事参谋的回忆》)
所有制度中，双方争议较大，而中方最终坚持己见，未受苏联军事顾问太大影响的改革是“一长制”问题。军队政委制度创自列宁和托洛茨基。当时，苏维埃为应付大规模内战，将原沙皇军队的专业人员派到红军中工作，并另派党员进行监督，即政委的来历。
苏联在历史上也曾数次取消和恢复政委制，党政军高层中，要求取消政委制的观点最终占了上风，理由是大规模战争需要集中指挥权迅速决策，也为避免外行牵制内行，导致决策混乱，指挥失误。1942年，苏联第三次取消政委制，此后一直实行“一长制”。
苏联军事顾问认为党委制是一种低级领导形式，强烈要求中国军队推行“一长制”，苏军驻解放军副总顾问柯托夫向彭德怀详细讲解“一长制”的来历与沿革，并以二战中苏联的经验教训为例：战线宽，纵深大，众多集团军群、战术兵团参与，必须在瞬息万变的广阔战场上服从统一的一个指挥员的意志和决断，“战争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一长制’是适合现代战争的优越制度”。
彭德怀、萧克、萧华等深受柯托夫影响，均认为“一长制”是方向，打算在1953年开始推行，并用十年时间完成过渡。但党内对此事争论日甚，有人提出说解放军普遍缺乏军政双全的军事人才，有人认为双首长制不影响现代化和正规化，同样能适应现代化战争，国内战争和朝鲜战争就是例证。
此后，彭德怀态度发生了转变，决定保留党委领导下的双首长分工负责制，毛泽东在审阅政治工作条例草案时，恢复了被删去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生命线”的表述。这一条例1954年4月15日正式颁布，条例明确了团以下政工人员职责，但也因受到苏军影响，取消了基层的革命军人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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