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界与政府官员之间的许多互动，在过去十年里依然保持着同样的套路。一开始是大吃大喝，拉近感情，然后到了十点、十一点的样子，一队人马就转战KTV、洗浴中心或者夜总会。大家在一处公共的社交空间里一起再消磨两三个小时，要么是叫几名小姐随伺一旁熟练地陪你调情，要么是全体男性集体脱光去泡澡。到了夜里两点，有的人倒在床上，有的人带着姑娘离场.美酒、美食和性爱，都是乐事。在中国，饭局与妓院文化却早已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乐趣，只是一种主要用来与其他男性建立生意关系的商务工具。中国饭局上的劝酒 ，是评判生意伙伴的绝佳机会。这在部分程度上是因为大家信奉“酒后吐真言”的缘故，虽然久经考验的商人即使喝醉了，嘴巴也照样关得很严。酒局靠的通常只有一项竞争优势，双方会在一轮又一轮的敬酒中暗暗较量起来。没有足够的人头应对这场较量，是种最低级的错误；我的一个信息源，对于一位只带了一名同事参加湖南政府官员的饭局，结果搞到差点住院的美国朋友，没有半分同情。“真是个笨蛋，”她说，“居然只带一个人去跟政府喝酒！”
这种评估，在进了妓院之后也会继续,面对女性表现得太过感情用事或者浪漫多情，会被视作为软弱和缺乏男子气概的表现。如果有名商人不幸很爱自己的太太或女朋友，并以此为由避开嫖妓活动，那可是严重的失礼行为。我曾经见过一些人以更容易被人接受的“太累”或者“喝多了”为托词，或者趁凌晨两点所有人都已筋疲力尽时偷偷溜走。据性工作者表示，也有男人在晚上点了小姐出去，哪怕只是看了一晚上电视或者规规矩矩地睡觉，第二天早上“特殊服务”的费用也还是要照给不误。也许这就是为何有的老板会要求对方有更加公开的表现。最为终极的形式便是参与者们所谓的频繁的搞群交，参与的男性在人数上通常要多于女性参与者。共享女人似乎能以一种变态的亲缘方式，拉近男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一句东北人的俗话：“两个男人玩过同一个女人后，就是兄弟了。”集体嫖娼也能直接体现出一个男人在一个团体里的相对地位。有个朋友的丈夫以前曾在陕西从事煤炭行业，他是这么说的：“你和这群自以为是的暴徒们一起去了那里（KTV里）。由他们当中的一个挑名小姐，然后上她，其他人都得在现场看。在场地位最高的老板会先上。至少结束得很快。”接下来，团体中的其他成员不得不也依样行事。他还说，那些无法在其他人面前这么做的人，会遭到大家的嘲笑。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对于中国的许多企业主来说，妓院都不是一处可去可不去的地方。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权钱勾连现象，无论非法与否。但是在中国，与政府官员勾结却是一种必要手段，而非任何反常现象。对于地方企业而言，拥有政府人脉，在保护自己逃脱利用监管模糊地带予取予求的政府官员魔掌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定期的“孝敬”，就和其他地方的收入所得税一样是一件普遍的事情。
借助道德败坏行为建立人际关系纽带的世界，对于女性来说尤其困难，特别是在想要保持自己的名誉不受损害的前提下。人们通常认为，中国的女性企业家都是靠性手段谈成生意的，而与充斥着堕落行为的男性社交圈打交道，所需的种种策略更是加剧了这一问题的严重程度。就像亦萍所采用的对策一样，庄思博说：“一些成功的年轻女商人会扮演着双重角色。她们在饭局上会表现得像个男人一样，又是喝酒又是讲段子，但是接下来若是陪着那些男人前往KTV，她们又会自动切换成陪客小姐的角色。她们会开始与男人调情，尽情表现自己的女性魅力。”年纪较大的女商人有时会半开玩笑地将自己设定成“妈妈桑”的角色，负责在陪客小姐和男性生意伙伴之间拉皮条，又或者会命令比较年轻的女性同事代为出席KTV里的应酬，将其作为她们工作内容的一部分。虽然这种情况下的应酬通常只会停留在调情或者淫言秽语的程度，但安排自己单位里的“好姑娘”作为生意伙伴的约会对象，能缔结出一条十分有力的纽带，尤其是这位姑娘在后来还成为了对方的固定情妇的话。
烧过房、抢过粮，扛过枪，受过伤，
跨过江，嫖过娼，拉过帮，
有个这些共同行为的人才是铁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