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依赖资本主义精神吗？
资本是没有理性的。资本是功利的，而不可能是公益的。
现实世界中，投资人的眼中只有利益。窥一斑而见全豹。发达国家外包的趋势， 已经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外包，进一步深化为核心技术、核心数据外包。发达国家国内，经济实体越来越成为空壳。
用冷战后建立的新资本主义的框架来看待今天的世界早已过时。资本论中对生产资料再分配的理论，已经不再可以直接适用于现实世界的分析。科技进步与全球化是导致世界格局变化与新视角的根源。科技发展，发达国家GDP中的10-20%已经足够人们生活住用。全球化，19世纪以来逐步建立的工业农业体系在世界范围内大迁徙、大摊牌。
现代的和将来的社会最大的资本家一定要是政府，因为各种发展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政府能够有能力将国家利益置于资本利益之上，集中精力去防止发达国家的全球化一步一步走入更深的误区。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加拿大的政客还在醉心于党派之争；加拿大的民众天天着眼于“大麻合法化”、“穆斯林难民”、“IS战士回归”等等社会边缘问题。不知道加拿大的政治家们是不是看到了西方世界的未来。西方的资本家们正一步一步将国家的核心竞争力送给以中国和印度为首的快速发展的国家。
新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崛起都凭借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结合大型财团，韩国、新加坡、日本、台湾都是如此。老牌西方国家还处于二战前建立的小政府、藏富于民的状态。消除了核大战、冷战的阴影之后，太久的和平生活状态，经济自由化制度回归回归和技术官僚政策日渐式微的背景，除了中国和一些其它亚洲经济体，西方国家已经越来越走入小政府，没有力量以国家行为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开发。这样下去，不出一代两代人西方国家必然要落后于中国。
比如传统的核电技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及一体化的建造、管理和运营机构。新的环保产业，信息产业也是如此。光伏、新能源电池、水利、风力能源项目、芯片技术等等，哪一个不是需要中央政府发起举国之力来背书？
加拿大作为一个能源大国，却见不到强大的国家执行力的影子和相应的能源加工工业。阿尔伯塔省的石油，目前都通过温哥华港出口，销往美国进行加工。虽然目前阿省正在积极开拓亚洲市场，但摆在眼前最急迫的问题是Tans Mountain输油管道的建设。现存的几条输油管道都是60、70年前建成的，运力远远满足不了开采量，所以阿尔伯塔省府和联邦政府联合美国公司计划了新的Tans Mountain输油管道。没曾想这个管道路经的BC省从政府到地区民众却极力反对，甚至保留地的印第安人也举牌抗议。反对方的理由是对加拿大未来经济走向的规划、修建管道和一旦泄露会造成环境的破坏，背后的原因是不是对利益分润不满，还是管道建设会影响当地的房地产市场，旁观者只要有心，不难领悟。现在AB与BC两省已经将这件事诉诸法院，甚至引发了两省见的贸易禁运。在加拿大，联邦政府失去了强有力的执行力，已经成为了一个摆设。
再者，加拿大油砂中开采出来的都是重油，不仅成本高，里面的杂质很多。加拿大东西海岸的精炼厂理论上只能满足本国50%左右的重油精炼。同时，由于国土广阔，陆路运输成本问题，东部的精炼厂基本上靠进口美国的原油精炼为生。加拿大生产的大部分重油都廉价输送到美国，加工成成品油，再返销到产地消费。加拿大空有资源，却缺乏相应的加工科技，这已经成为了一个短板。而目前加拿大只有有限几个大学提供石油资源相关专业，高层次人才培养远远达不到需求。
现实情况是，加拿大已经成为一个国土面积广大，资源丰富的小国（人口/经济意义上）。已经远远落后于当年一战与二战时期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经济上过分依赖北美贸易协定，军事上依赖美国武装力量的屏障，已经使得加拿大逐渐失去的当年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中国走出文化大革命后的经济困境得益于政府正确的经济政策，中国的崛起则得益于5000年传统文化所建立的教育观念和新中国成立之后逐步树立起来的民族风气。同样，加拿大怎样才能崛起呢？教育的改革和端正社会风气同样是重中之重。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短期目标，这需要一个长期的几代人的持续努力过程。
加拿大长期没有经历战争，经济富裕，生活安逸，社会风气早已经失去18-19世纪时期的开拓和奋进精神。大麻合法化、METOO、同性恋法律、性教育大纲等等社会现象，固然反映了社会的进步，社会开始关心更加彻底的平等和弱势群体，归根结底是保障了社会稳定。但这些社会热点也反映出经济建设和国力发展已经不是加拿大人最主要的关心方向。加拿大人不再关心是否会被牵扯进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只关心全国3.2%的穆斯林中有多少个恐怖分子；加拿大人再不关心是否因为气候巨变引发粮食危机，只关心麦当劳的汉堡是不是还在使用转基因的肉类；加拿大人不再坚持全民学习，提高知识文化水平，现在放养和保护孩子天性、以及让孩子快乐成长成了教育上的政治正确。
国无内忧外患者，国恒亡。加拿大的民众只关注于享乐，已经失去了危机意识和向前的动力。改革开放后抱着过美好生活的目的来到加拿大的知识分子一代，你们的后代很可能在有数几代人之内，就会见证加拿大的逐渐衰弱。那么，当初移居加国的意义何在？
1978年的中国，在短短30年后就从文革后经济基本崩溃的地步，赶上今天先进国家的行列，正在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上越走越远。有人会说：到了那个时候，我的孩子会选择重新回到中国。良禽择木而栖，但如果你的孩子到时候并非良禽，很可能强盛的中国并不需要他。那么，作为中国社会中曾经的佼佼者们，为什么不想想现在就能够利用自身文化上的优势，从自身做起，开始尝试改变加拿大社会颓废的氛围呢？
中国能够快速崛起，儒家文化圈中的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能够快速崛起，为什么印度，巴西，印尼等等国家做不到这一点？中国5000年的文化传统积累功不可没。西方的东西并不是一切都好，曾经西方社会善于学习，但现在已经开始落后了，长期的优越地位导致整个社会都懈怠了。关键地位的教育系统也是一样，需要冉冉升起的东方华夏后裔来注入新鲜的血液来激励。这是每一位加拿大中国移民与生俱来的优势。
加拿大的公校教育系统主要是为了培养未来的好市民，家长要想孩子更有出息，就需要额外努力或者送孩子到私校。中国的传统教育体系是选择精英的方式，与加拿大的体系与目标都是不尽相同的。简单的说，在中国，你的孩子足够出色，一路过关斩将，上北大清华，最后可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加拿大你的孩子就会碰到玻璃屋顶，并且这不完全是种族的问题。原因是一部分家长默认加拿大的快乐素质教育就是最好的，不在课堂之外对孩子进行额外的必要培养。实际上，这种教育体制已经直接形成了社会阶层固化。你的孩子只接受正常的公立教育，结果就是成为一个良民而已。相反，社会上层人士的孩子，从很小就在私校中接受着严格的，高强度的训练。特朗普女儿的自传、赌王孙子成为学霸的故事、哈佛大学内“残酷”的竞争压力，表明大多数有家庭背景的孩子都在通过努力学习保持住自己这一代的社会地位；每一位看清北美教育体系的平民孩子，都在拼搏，争取“跨界成功”。面对着无数经过奋斗，“乌鸡变凤凰”的例子，一部分家长却深受西方“快乐教育”的影响，坚持“孩子的事孩子做主，自由放养”；靠自己榜样的力量就可以把孩子带上正路；严格要求孩子就一定会给孩子造成心理疾病，孩子就会发疯，最后得不偿失。他们会不厌其烦地转发自媒体上的文章：哪间名牌大学的学生又自杀了，都是因为家长和学业压力太大，等等。
从进化论观点出发，人类的幼体并不是在自然选择下优化学习技能点。人类需要学习完全是在社会化环境下的社会激励与约束的结果。这就决定了对比无拘无束的玩乐而言，大多数孩子天生并不会喜欢上相对枯燥的技能学习。对于孩子在高强度的竞争中的心理问题，我们要分清根果，主次，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为鱼有刺就不吃鱼，不能因为严格要求会造成个别孩子心理负担就不学习。人是活的，有思想的，会观察，会总结，会调节，发现问题，努力在不影响方针下解决问题，才是智者。
我个人的经历是，家长首先要帮助孩子找到兴趣点和长项，提供孩子学习提高的机会，同时严格要求把握孩子的进度。一旦孩子因此取得了成功，比如游泳参加比赛，音乐获奖，数学竞赛获奖。虽然加拿大不鼓励小孩子之间的竞争，但孩子自己都会感受到比其他孩子有优势的地方，也有了自信心，这时候家长就可以适度放手，孩子自己已经有了自我激励。
有人说：高压的教育会造成孩子童年时期缺乏幸福感、满足感。首先，幸福感，满足感是一种很主观的情感。同时，幸福感和满足感是一种很廉价的情感。小孩子吃到一块巧克力就会很满足；许多没有追求的人也整天满足感满满的。但所有的诺奖获得者没有一位是容易满足的，不然在科学上就不会有孜孜不倦的追求；硅谷和华尔街的精英们也没那么容易满足，不然我们现在也一定还在用2000年版的yahoo搜索引擎。人类一定是不断在不满足的状态中，不断进取，享受一次次成功后的满足。
如果想孩子成人之后能够真正为社会做出杰出的贡献，而不是碌碌无为，过那种所谓佛性的幸福人生，孩子的教育就一定不能松懈，更不能用所谓的放养式。孩子是一张白纸，小的时候家长怎么引导，就会成长为什么样子。因材施教，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代表着作为一位优秀的教育工作者，要能够根据孩子的特点施以不同的教育理念，方式和手段，不能以一法替万法。同时，孩子的成长如同树木，需要家长时时用心呵护，栽培剪枝，决不能松懈放养。
另外，从社会角度考虑，中国政府的很多政治制度，无形中提高了解放后刚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走出来的全国人民的精神风貌和社会风气。让中国民众朝气蓬勃，为建国初的工农业大发展和近年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很好的民族精神基础。
新中国在沿袭了传统的精英教育体系之上设计了”革命版“。传统的精英体制的代表是“科举制度”。经过唐宋以来千年的实践，“科举制度”能够时时吸纳社会上每一代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进入统治阶级。不仅输入了新鲜血液，加强了统治力量，同时也消减了社会上的不稳定因素。新中国政府在其基础之上制定了“高考制度”和“公务员考试制度”，进一步将过去只有少数能够享受的“贵族精英制度”改变为“平民精英制度”。在经历公立教育的小、初、高中的逐层竞争淘汰下，一个聪明的平民孩子，只要足够努力，就完全可能在高考中成功，从而获得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在接下来的人生中一飞冲天。所以有人会说：只有当权者、或者富人的孩子才会去支持取消高考。对于穷人家来说，高考是最后一个能够抛开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完全公平公开的社会机会，能够单凭刻苦努力就能够取得成功的场所。中国孩子们为了高考成功，所被激发起来的倔强与勇气是那些整天叫喊“快乐放养”的“教育界专家们”无法想象的。
新中国政府的“全民精英教育”还体现在社会一层层嵌套的组织制度上。政府深知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加入“少年先锋队”让每一个中国孩子知道“自己是未来国家的主人翁”的第一步。《少先队队歌》中唱到：“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国家，爱人民，...，顽强学习，坚决斗争。...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接下来，中国政府又将社会上的优秀青少年吸纳进“中国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作为日后建设国家的“助手和后备军”。的的确确，共青团制度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行政体系提供了最重要的支持；为科研、文教、卫生、金融、生产农业等等国民经济各个领域输送了大量经过良好素质教育的人才。在中共中央，有共青团背景的人也形成了如今常被人提到的”团派“（算是旧时代的”清流“）。团派人物通常谨慎且不张扬。在被认为是团派的成员中，除少数具有高干子女背景或其他显赫背景外，大多出身平民阶层，因而比较贴近普通民众。团派通过组织内部选拔推荐的形式，以取代及对抗在中国共产党党内长期存在的世系（如太子党）与地域保护体系（如上海帮等）。成为维持党内民主与权力制衡的重要势力。
相比加拿大教育体系无形中构建的隔绝社会阶层流动的”天堑“。中国的制度及教育体系更加注重激励全民的奋斗意识，积极上进，同时给与每一个孩子以尽量公平的机会和阶层上升空间。这是在这些的带动之下，中国社会风气，才能够由鲁迅《呐喊》、《狂人日记》中的愚昧与麻木，转变为如今充满了创新、变革、进取心的社会。这些难道不值得加拿大认真考虑与学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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