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在浏览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过程中会发现各朝代疆域经历这样的变化趋势。自汉唐中央政权控制的区域达到一个相对的顶点，后面的朝代逐渐缩减，直到清代的疆域再次达到最大（元代应为一个纯粹的少数民族政权，故除外）。有关西域，我们会发现只有在汉唐时期，中央才对西域地区有着实质的，较长时间的控制。之后的很长时期，直到清代之前西域都基本上在中原政权的管理之外。那么这是因为中央政权主动放弃经营西域？还是因为心有余而力不逮，无力西顾？
旧的历史教材将这个历史现象归结为中国传统君王制度的劣根性。一般朝代开国时期的政治会比较清明，随后的皇帝会逐渐昏庸，吏治腐败。接下来国力衰退，外族入侵，中原地区持续战乱，民不聊生。中央帝国自顾不暇，南避逃难，更别提西域了。这是一种从体制和制度上的解释，认为旧的社会制度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的各朝各代“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过程。同时，这也是一种政治上的需要，让人们从逻辑上认可只有破旧立新，采用新的社会制度，中国才能彻底走出5000年的怪圈。
笔者不置评上述说法的优劣，但将从其它两个较少人关注的角度解释一下西域与中央政权在几千年间的变局。我主要从三点出发来阐述：第一，中原政权所依托的社会生产方式，以及依托的上层建筑；第二，几千年见气候变化对环境的影响，而环境变化是如何影响中央政权的国策的；第三，地缘政治中，西域在中央政府心目中的位置变化。
从地理来说，四大文明古国，古中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是最适合农业文明的发展和延续的。首先，黄河流域的带来的可耕地面积远远大于尼罗河流域与两河流域。便利的交通与体量巨大的耕地，代表了一旦统一之后，所建立的农业文明政权的规模状态。规模越大，所拥有的军队就越多，国力就越强。这一点来说古埃及与两河流域都无法与古中国相提并论。有人会有疑问：印度河流域的面积也很大，还有恒河流域，但为什么古印度没能建立强大的农业文明？这个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来阐明：
第一，印度河流域虽然面积足够大，但太容易发生灾祸了。雅利安人来到之前，这里曾经出现过高等级的文明，至今已经出土了若干大型城市遗址。但是这些遗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曾经数次被洪水冲垮，并重建。到了后期，城市重建的过程越来越草率。这反应出了早期印度河文明国家力量的逐渐衰败。
有关雅利安人取代印度河流域原住民，目前有两种说法。有人说，雅利安人来的时候印度河流域已经逐渐沙漠化了，就像今天一样。这样来说，没有现代化的灌溉系统，已经很难养活大量集中的农业人口。古国早已消失，游牧民族面对的抵抗力量只有星罗棋布的以农业为主的小村庄。也有人说在游牧民族对印度河古国的威胁一直存在，直到在某一段时间内，印度河多次出现洪水，大大削弱了古国的国力，让雅利安游牧民族乘虚而入。而游牧民族到来之后，印度河流域因为气候变化而逐渐沙漠化，失去了作为主要农业基地的作用。
类似上述的故事也发生在另一个大陆的玛雅人身上。从公元9世纪开始，或许是由于不健康的耕作方式对环境的破坏，或许是直接因为气候的变化，由中美洲西南部开始，一个个玛雅的城邦经济开始衰落、崩溃。在几百年间，由西向东，一个个政权解体，国民四处逃难，文化传承中断。当地仅存的居民回归到原始的游猎方式，几代人下去，文明消亡。等到西班牙人到来的时候，仅仅在尤卡坦半岛的东部还存在着不多的玛雅城邦，能够成建制地反抗白人军队，其余的都是以自然村规模的反抗。
言归正传，我们再谈一下第二个原因，来回答为什么古印度文明没能在恒河流域得到发展？简单来说，原因与我国的长江流域一样，由于森林。我们知道，在自然地理的条件下，只要雨水充足，最终能够覆盖地表的一定是木本植物。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人类文明刚刚开始萌芽时期的地球，那时只要能够生长植物的地方，大部分一定是被树木所覆盖。只有个别情况属于例外，由草地替代了树木成为覆盖植被。比若说在河流沿岸，由于河流每年会经历涨水和枯水期，涨水期河水会冲刷河岸，由于木本植物都需要若干年才能成材，故只有速生的草本植物才能沿河生长。对于古中国来说，由于黄河每若干年会发生经常性的改道，而每次改道都会冲毁森林，形成大片的冲击平原。要知道即便古人脱离了石器，进入到金属时代，但是他们的工具远远没有今天锋利，也没有机械化的砍伐设备，对付大面积的森林一样非常吃力。河流改道而形成的大面积耕地，才是最初上天给予农业文明发展的恩赐。那么从这点来说，处于亚热带，河道相对稳定的长江流域，文明多起源于下游地区也就不奇怪了，因为当时那一点点人类数量和劣质的工具还不足以对付大面积的森林。那么，既然长江流域都是这样，处于热带湿润性气候的恒河流域就更是如此。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亚马逊丛林的复杂程度，改造森林成为耕地，这对装备不足的古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挑战。
有人会说，古时不都是焚林开荒吗？将森林烧掉不就行了？殊不知“刀耕火种”也是一项技术活。首先，在没有现代化砍伐工具的情况下，焚林是一项危险并且不可控的活动。首先要选择季节，温带地区多选择在冬末春初进行，这个时候的树木最干燥。同时事先要先将焚毁的森林的四周砍伐出足够宽的隔离带，以防火势蔓延。这个隔离带的砍伐工作靠家庭或者村镇的力量是完全不够的，往往需要以国家的力量征集大量徭役来完成。在亚热带和热带，全年湿热，焚林开荒就更加麻烦。国家往往需要提前几年，首先使用大量的人力，将整片森林里面的每一颗树木靠近根部的树皮切断，这样树木会很快死亡，并逐渐干枯。同时直立的树木还会遮挡阳光，防止小树苗生长。若干年后，整片森林的树木完全枯干，政府才能组织人手进行焚林，改造成耕地。同时以上的这些还没有计入对新增加的耕地的灌溉系统的建设，这对于古人来说也是一项艰巨的挑战。所以说，我们的老祖宗向森林要土地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有一句老话：”靠天吃饭“。这用来形容传统的中国农业社会非常贴切。要想社会保持持久的稳定与发展，对于中央政府来说：不断谋求新的可供耕种的土地；凭借可靠的灌溉系统；和适宜的气候，这些要素统一起来才能保证足够的粮食供应。并且古代农业社会的陆路运输主要依靠畜力与人力，粮食运输的路途损耗一般要远远大于到达目的地的数量。所以古代一个地区受灾，除非水利运输可以大批量运输粮食，官府往往引导灾民前往临近粮食充裕的州县寄食。举个例子来说，一旦西域地区受灾，因为没有河流联通关中地区与西域，朝廷是无法有效运输粮食赈灾，唯一能够采取的办法就是将当地定居的民众迁徙回中原。
农业社会，适宜耕种的土地是根本，灌溉和气候是保证。在强大的朝廷眼中，一块地区是否有价值，值不值得纳入统治范围，在于这块地区是不是能够改造成为农业社会。自三皇五帝以来，华夏民族之所以能够由最初的河南一地遍布到东亚最丰饶的地区，原因之一是华夏民族始终能够坚持一个纯粹农业化作为国本的政权，以及拥有一套不断完善的为农业化而生的文化体系和行政体系。再请看中国历代疆域的变化，无论各朝各代的统治区域如何变化，那些大面积的农业区外族都很难占据很久的时间。在一代或数代人之内，中央农业政权一定会将它们夺回来。
对于农业政权来说，最有价值的就是可供出产的土地。有了土地，就可以安置人口，派遣官员管理。于是不多久，这块土地便有了出产，除了能够养活劳作的人口，还可以反过来以赋税的形式反哺中央。几代人下来，这块新的土地便完全归心，接下来还可以在其中选拔士兵和官员，去开垦或占据新的农地。对于新的农地，中央政权在几千年间形成了着一套完善的统治方略，就是有名的”改土归流“制度。”改土归流“制度虽然从明代才正式命名，但实际上相应的制度和尝试老祖宗们最迟从周代就已经开始了。最初中央王朝除了直属控制区之外，对周边地区使用朝贡制度加以管理。藩属国将贡品献给君主国，表示顺从或者结盟。这个时期，藩属国处于盟友的地位，拥有自己的君主，行政机构和军队。古波斯，古雅典，古亚述，古罗马都全部或者部分采取这种治理方式。
当汉族政权在中原地区扩张到极点，开始接触到周围生产方式、语言文化各异的少数民族政权的时候，在上面朝贡制度的基础上开始逐渐发展出了”羁縻制度“。实行羁縻政策的地区名义上从属朝廷，实际由当地原住民首领自行统治。但羁縻制度对比上述朝贡制度增强了中央政府的控制程度，羁縻州县首先需要宣誓忠于中央朝廷；其次羁縻州县类似于”封地“，固定了其统治范围，不可随意侵占周围的其它郡县；羁縻州县也要按照实力不等向朝廷提供赋税和士兵，等等。
羁縻制度到了宋元，逐渐发展成为成熟的”土司制度“。至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加强集权，采取”改土归流“制度，将”羁縻州县“完全纳入了中原政权的领土之中。这里的”改土归流“的意思就是指将原来统治少数民族的土司头目废除，改为朝廷中央政府派任流官。完全实行朝廷的法律，由朝廷直接管理。当时的改土归流一般采取两种办法：“一是从上而下，先改土府，后改土州。二是抓住一切有利时机进行，如有的土官绝嗣，后继无人，或宗族争袭，就派流官接任；土官之间互相仇杀，被平定后，即派流官接任；有的土官犯罪，或反王朝被镇压后，以罪革职，改由流官充任”。
但是话说回来，这个”改土归流“是需要成本的。第一，使用流官取代土官很多时候是要流很多血的，对当地经济也是一种很大的破坏；第二，朝廷还要衡量流官取代土官是否值得。中原政府实行的是一种非常合适农业化社会的体制。一旦”改土归流“之后，当地是不是能够开展起农业生产，能不能被改造成农业社会，是”改土归流“最终能不能成功的重要出发点。
咱们结合上面提到的两个原则，再从头回顾一下西域与中原的交融史。
汉与匈奴争夺：前209年，匈奴统一漠北，歼灭河西的大月氏，宾服西域三十六国，威胁中原。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决心联合西域各国，夹击匈奴，遂使张骞出使西域。前115年，汉朝与西域之间连接起了丝绸之路。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汉廷在龟兹建立西域都护府，使得西域各国首次在名义上处于中原王朝的附属国的地位，但维持不久。直到东汉年间，再次设置西域都护府，监控西域诸国。先后于公元74-75年，公元91年到107年间短暂复置。整个汉代（含新朝）对西域采取的是一种“羁縻制度”，并无派遣官员将西域真正纳入版图中。
隋炀帝大业四年（608年），隋军在打败了吐谷浑之后，控制了今日的新疆东南部。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年），龟兹、吐蕃、高昌、女国、石国遣使朝贡。贞观二十二年（648年）设安西都护府，抚宁西域，统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国。安西都护府治所，在龟兹国城内。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军占领高昌，于该地置西州，又于可汗浮图城（今吉木萨尔）设庭州；同年在高昌设安西都护府，后迁至库车，改置为安西大都护府。在之后的二十年间，安西都护府“管戍兵二万四千人，马二千七百匹，衣赐六十二万匹段。”北庭都护府“管兵二万人，马五千匹，衣赐四十八万匹段。”（《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唐军发动了对西突厥的一系列远征，在657年西突厥彻底投降，670年安西四镇被吐蕃攻占，693年武周再次占领。702年在庭州设置北庭都护府，后又升为北庭大都护府，管理天山北麓及新疆东部地区的军政事务，而安西大都护府管理天山南部和葱岭以西的广大地区。此后，安西府的府衙才在较长时间内稳固下来。唐玄宗开元年间，曾在两大都护府之上设碛西节度使，是当时全国八大节度使之一。非汉民聚居区，则设置羁縻府州。同时，还在龟兹、于阗、疏勒、碎叶（一度是焉耆）设军事建制，史称安西四镇。唐王朝通过上述中央直接委派的行政军事一体化机构，在龟兹建立都督府、州、城、村、坊等地方各级行政建制，设置孔目司、宴设、掏拓所、关津、馆驿等各类管理机构，并推行赋役制度。同时唐政府还在龟兹进行大规模屯田，重视河渠水堰的管理、馆驿交通的建设及其铜、铁矿的开采和冶炼。将西域中最富饶的地区当作自己领土来管理。
唐高宗麟德四年（667年）吐蕃陷白州等一十八州，又陷龟兹拨换城。唐朝罢安西四镇但对西域还保有一定影响力。如，上元中（675年）龟兹王白素稽献银颇罗、名马。
后世明朝初年为防范漠北的鞑靼和瓦剌势力于哈密等地区设置卫所。1472年，哈密等卫所一度被吐鲁番攻破，诸卫内迁，后复，1514年再度被并。15世纪后半期后，西北诸卫全部丧失，明朝最后放弃新疆，退守嘉峪关。1755年，清朝军队平定准噶尔，三年后又消灭阿睦尔撒纳势力，西域底定。乾隆帝把这片土地命名为“新疆”，意名为新辟疆土，出自1760年乾隆帝给陕甘总督杨应琚的谕令:“新辟疆土如伊犁一带，距内地远，一切事宜难以遥制。” 1759年，清朝平定回鹘的大小和卓之乱，采用伯克制和军府制，开始统治南疆。民国与新中国的西域历史便不细表了。
首先从地缘政治来说，只有扎根渭水流域的关中朝廷才会去经营西域。关中如果不能牢牢把握西域，陇右河西则门户洞开。秦代一直依靠重兵去剿灭和防范来自北西南三个方面的游牧民族的威胁。但是从公元3世纪末到5世纪，亚洲西北部的气候逐渐变冷，草场开始退化，周围的游牧民族失去了生活的凭借，游牧部落逐渐开始融合，要组建一个强大的游牧帝国。如果游牧帝国的军队南下，就会一路大进关中，进逼长安城下。此即所谓，朔方烽火照甘泉，长安飞将出祁连。这句诗就反应了一旦匈奴南下，将会直接威胁朝廷的安危。而关中只要崩盘，帝国本身就会大乱。但在盛唐时，关中地区的生态环境就开始出现问题了，耕地、粮食产量都在减少，失去了这个人口和粮食支撑，当时的唐朝廷控制西域越来越难。所以唐朝以后，关中地区生态崩溃，再也没有出现类似的以关中基地的朝廷。
另一个原因，中原朝廷面对的游牧民族的威胁不断东移。汉朝面对的北方威胁主要是匈奴，匈奴带来的压力主要在西北方向，这种情况下西域的战略意义就凸显了。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就是为了联合西域的月氏，由西南两个方向夹击匈奴。后来匈奴被击溃，南匈奴内服，逐渐被同化，威胁减少。这时候对中原的威胁已经不在西方，汉末的乌桓已经在辽东了；隋唐攻打的高丽在朝鲜半岛；李靖对付东突厥也在山西以北；再之后面临的威胁已经变成了东北方向的渔猎游牧部落了（辽、金）。军事压力东移的情况下，再维持对西域的控制，并不一定能收到好的效果。
还一个原因是从西域的生存环境来说。西域国家主要分布在塔里木盆地、吐鲁番盆地和以北准噶尔盆地的边缘，利用从高地上溶化的水在绿洲上生活，此外塔里木河与罗布泊是西域地区的主要农业、生活水源，因而该区域的国家兴旺与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水就是生命的西域，几乎每一个国家都要对应一条以上的河流，尤其是那些以农业为主的定居国家。同时西域地区由于地理上的因素，国家的兴衰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3世纪末期—5世纪后期，和自15世纪30年代以来东亚全境气候逐渐变冷，当地气候也受到强大影响，期间经过该地的商贸往来更乐意通过南方丝绸之路来进行，令西域贸易逐渐减少，各国也因此衰落了。
在东亚，河流末端的三角洲地带，往往是拥有最高农耕潜力的肥美之地。遇到地势阻力，在流速减慢之时，总是能够用上游带下来的泥土，扫出一片水网纵横的扇形平原来。然而对于临近沙漠地带的河流来说，这种情况却不太多见。鉴于沙漠地带强大的渗透性，大多数河流只是默默无闻淹没于黄沙之中。对于一条穿行于沙漠中的河流来说，如果想在沙漠之中滋养出一片三角洲形态的绿洲来，通常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地势变化让河流遇到阻力，比如低洼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水流慢下来，并开始横向发展出天然绿洲来；第二个条件是，必须得有渗透性较差的黄土层做底。这样的话，水即不容易渗透掉，也有了植被生长所必须的土壤。最后一个条件就是必须得有较大的水量，帮助你在被炙热的阳光蒸发干净之前，找到合适的归宿点打造终极三角洲平原了。这三个条件中，最为重要的还是水量了。水量够大的话，即使下游条件再差，河流也能年复一年的，把上游的黄土搬运进沙漠，自然铺就在河道上。直到它找到一个相对低地作为最终的归宿。
在张骞到来之时，塔里木盆地诸绿洲土著们的生产方式，主要是择水而生。即选择一块水流平缓，面积较大的天然绿洲，挖掘简易的沟渠，引水以灌溉有限的耕地。在这种情况下，河流末端的三角洲也就成为了人类栖息地的优先选择。而大多数地缘板块的绿洲，也因此呈线性排列状（沿河分布）。当汉帝国开拓至此之后，塔里木盆地对水资源的利用方式开始出现了质的变化。在山前平原筑坝拦水，让河水横向漫流（与此同时，挖通更为复杂的引水灌溉系统），以形成更大面积的灌区，成为了帝国输出给西域土著先进技术。当然，帝国这样做的直接原因，并不是因为有着无私奉献的白求恩精神。而是因为经营西域的需要。在中国传统的“耕战”模式中，如果一片土地不能够在粮食上自给自足的话，那么它将很难避免，被中央之国所抛弃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一块土地是否能够屯田以养兵，成为了衡量其价值的重要标准。以汉帝国的农业技术水平来看，西域这种择水而生的自然状态，显然浪费了大量的水土资源。而这，也正是帝国入主西域所需要的空间。尽管汉帝国的到来，严重影响了西域绿洲原本的生存状态，但对于西域那些绿洲城国来说，并不算是坏事。因为这些从东方输入的农业人口，并不是在跟他们争抢原有的蛋糕，而是在把蛋糕做大。正因为如此，帝国在西域的屯垦工作并没有遇到阻力。相反，在看到新技术所带来的巨大收益之后，还有不少国家主动邀请汉军前去屯垦。这样以来，汉唐才能够有可能在外族林立的西域，先后占据上百年时间。
但由于公元3-5世纪间气候的大变化，西域逐渐失去了能够作为“耕站”的农业基础。有关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近现代对西域古国考古挖掘的成果中找到答案。最有名的就是“楼兰”、“尼雅（精绝）”和“克里雅”遗址。它们分别分布在古丝绸之路、塔克拉玛干沙漠与古塔里木河的不同位置，对讨论古西域的气候变化来说很有代表性。这里直接引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王守春在《塔里木盆地三大遗址群的兴衰与环境变化》中的结论。
塔里木盆地三大遗址群早在公元前就有人居住。1-3世纪期间可能是其最盛期，房舍建筑增多，耕地面积扩大，农事活动在生产活动中处于重要地位，绿洲面积扩大。三大遗址群的废弃是逐渐的过程。这一过程可能从4世纪时就已开始。三大遗址群废弃的时间表现出较明显的同步性。三大遗址群的废弃都是由于所依托的河流下游来水的逐渐减少。而它们开始废弃在时间上 的同步性，又意味着造成来水减少的原因是共同的。只有用气候变化才能解释这种同步性，而与人为因素无明显关系。3-4世纪后，塔里木盆地的人口数量总的趋势不是增加，而是减少。因此，3-4世纪后，人类所消耗的水量也相应是在减少。4世纪后塔里木盆地诸多河流普遍表现出尾端退缩的现象，应当归之于气候的变化。三大遗址群最终废弃时间的不同，则是与各遗址群所依托河流的水文以及地质地貌条件有关。楼兰遗址群位于塔里木河最下游，对全流域水资源状况的变化反映最敏感，完全被废弃的时间最早，而另两大遗址群废弃的过程持续时间较长，可能由于所在环境条件对河流的退缩起到缓解的作用。
综上所述，汉唐之后中原政权之所以放弃西域，是从多个因素考虑得出的一个合情合理的政策。西域作为一块飞地，即满足不了建立农耕社会的要求；从战略上，西域也失去了作为兵家必争之地的作用；我们的老祖宗们已经尽可能的占据了作为一个纯粹的农业帝国所能够把握的最肥沃的土地，并维持了几千年时间，我们作为后人，实在是不应该多加指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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