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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上有这样一个结论：就是自然因素的变化（包括环境，天气）是属于第一混沌系统，理论上是可以预测的，但社会因素（政治，经济，金融）是属于第二混沌系统，因为其先天特性，是无法作出准确预测的。
为什么？ 因为第二混沌系统指的是“会受到预测的影响而改变”，因此就永远无法准确预测。例如外汇市场就属于二级混沌系统。假设我们能够完全准确预测明天的外汇牌价，情况会如何？可以想见，交易会立刻因应这个预测而波动，最后也就不可能符合预测。
同时，这个结论也从客观上否定了过去我们坚持的“事务发展的规律是螺旋上升的”，“社会形态五段论”和“历史的必然性”等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论点。在同一时间，有多方力量互相影响、互相牵制，只要某方力量有了极小的改变，结果就会有巨大的不同。就像我们都知道的滑铁卢之战役，欧洲的历史就被一只晚到2小时的援军改写。
那么既然历史都是不同的，我们通过分析历史来联系现代还有什么意义呢？就像目前国际上的热点叙利亚冲突，不断被西方学者同“三十年战争”作类比，讨论得沸沸扬扬。这其中又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逻辑？
这当然不能用唐太宗的那句话的表面意义来解释。因为人的因素是变化的，现实并不一定会按照历史的老路再走一遍。我们在观察类似的历史事件过程中，推论不同决策和事件的发生对进程的影响。这才是对分析现实世界有指导意义的东西，也是研讨历史的意义所在。
那么这样的话，为什么学者们纷纷采用“三十年战争”作为参照物，而非其它的历史过程呢？让我们先扫盲一下当前叙利亚局势，再介绍“三十年战争”，最后分析我们能从中借鉴到什么。
当前的叙利亚局势要从这几方面看：内部来说，是人口多数的逊尼派与总统阿萨德的阿拉维派（或称“准什叶派”）政权的利益冲突。
外部来说，宗教的原因：逊尼派的背后是沙特阿拉伯及其海湾盟国，什叶派的背后是伊朗。
利益集团：莫斯科不想失去地中海海军基地和为了保障与现叙利亚总统已形成的同盟关系，维持大马士革政权对于俄罗斯国家利益至关重要；而土耳其介入叙利亚的起因是想借机扩大在本地区的影响，解决库尔德人问题和强化“大突厥斯坦”的梦。但叙利亚政府顺水推舟，趁机支持境内库尔德人自治，反倒将了土耳其一军。同时土耳 其政府一直表露出对ISIS的暧昧关系，也是想借IS与库尔德人的冲突压制其独立运动。
对于叙利亚的IS武装，俄罗斯同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态度是一致的。都是想击败IS组织，同时使该地区重新恢复稳定。但对于稳定各方的定义却不相同。沙特和其同盟不想伊朗借机扩大在海湾地区的势力范围；德黑兰要保住阿萨德政权并深入影响阿拉伯世界；对美国及其盟友而言，既要恢复稳定，又想借机削弱不听话的伊朗，把他陷入“越战”般的泥沼；俄罗斯一心要维护自己在中东所剩不多的影响力；库尔德人则趁机再次试图建立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库尔德斯坦”；ISIS在各方交织的浑水中继续为自己扭曲的教义寻找避风港。
历史上的“三十年战争”发生于文艺复兴，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后，但以天主教为主的神圣罗马帝国仍然在欧洲维持着巨大的影响。战争发起与新教于天主教之间的矛盾，属于支持新教的城邦诸侯同罗马天主教庭之间的冲突。教派之间的流血很快导致了隶属于不同教派的邻国派军队参与。进而战争中后期，几乎整个欧洲的国家都参与进来，战争性质也也不仅仅属于教派争斗，更多的出于世俗国家的利益。直至战争后期，各个国家都承受了巨大的损失， 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减少达到二到四成。 再也无力再战，才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并将这个势力划分一直维持到19世纪的维也纳体系的确立。
那么我们能从中发现哪些在如今也有指导意义的历史规律呢？
首先，宗教流血冲突往往比常规冲突更血腥野蛮，伤亡也大得多。因为世俗的冲突多以占领和统治为目的，而宗教则以肉体和精神上的消灭为第一选择，往往带来了更多难以启齿的战争暴行。
由于宗教/教派分布广泛，小规模的宗教冲突很可能转化为大规模，不可控的大型冲突。
宗教往往是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宗教冲突往往会与世俗利益联系在一起，冲突的性质在过程中很可能会改变。
由于战争是由多方参与，所以一定会导致各方力量对比的变化，战后的格局一定会改变。但战争的结束的标志确是靠或者一方彻底失败，或者各方都精疲力尽而结束。而损失最惨重的只能是被各方指派为代理人的国民和地区。
叙利亚的乱像仍然继续，我们也不知道其是否也如“三十年战争”那样会转变为矿日持久地战争。双方代理人背后的沙特和伊朗都是石油资源大国，都有充足的维持战争的能力。战争的最终结果能否促进伊斯兰的改革和融合？一切还都不可预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