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待那些有违常识的社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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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惯例，午饭的时候办公室里面的几个中国人又座到一起侃大山。内容无它，无非是孩子、房产股票、花园种菜、新闻热点。今天的午间话题是慈善。
一个朋友曝光了本地（加拿大）慈善组织的内幕：据在慈善组织内部做会计的朋友亲口讲述，每年年底，该组织会把该年没有花完的善款按比例发给员工手里。
当时就有在座的同事表示不相信，“善款理应专款专用，慈善组织的员工工资都是固定的，这样做那每年的audit怎么应付？”
一方坚持这是可以信赖的朋友所述，一定是事实；一方坚持这有违常理，结果是谁也说服不了对方。
作为一个理工科出身的孩子，我总有一种追根朔源的冲动。坐在每天下班回家的火车上，我不禁沉思，在信息分享这么方便的今天，身边为什么还有这么多有违常识的现象出现？这正常吗？是人们教育程度越来越高，批判精神越来越强，反而越来越看不清身边的世界了吗？
前两年中国国内曾有这么一个新闻“湘潭产妇手术台上死亡”，讲述的是产妇术后大出血，医护人员不作为，重大失误，为了逃避责任医生和护士集体玩失踪。还有一则“浑水泡面”新闻反映某个抢险救灾部队因为条件限制，只能用泥水烧开泡方便面吃，还配上了战士们吃面的图片。虽然这些新闻都是由专业记者和新闻机构发布，但后来经过调查，各自都有其不实之处。前一个事件医院完全按照医疗程序抢救，没有明显失误。家属冲进手术室时，医护人员正在休息室，并非“全体失踪”。写报告的记者明显只了解了一方之言；后一件事件是因为记者没有做详细的了解，解放军战士用来煮面的是普通的自来水，但是因为放了消毒药片而显露出不同的颜色。
类似的事件也同样出现在加拿大，比如曾经在华人社区热烈讨论的士嘉堡慈恩医院华人产妇先后死亡的事件。因为医院以保护医护人员的角度出发，拒绝向社会公布具体的细节，但随着时间的沉淀，逐步传出消息说两名去世的产妇都属于有慢性病的高龄产妇，其中一位的所有家人还都在中国，没有人陪护。再加上最后患者家属与医院的医疗事故仲裁也失败了。按照常识估计，这个事件的原因便也比较明晰了。
还有一些时候，我们所认知的“常识”，或者说那些根深蒂固的观念本身便是错误的。比如说“人脑只用了不到 5%” 的说法”，是源自20世纪处神经科学刚刚启蒙的时期，生物学家的错误认识。在科学界这个错误观点早已被更正，但为什么在社会上还在大量流传呢？主要原因便是如“脑白金”之类的商家在主动利用这个概念来推广自己的产品能够“开发更多的大脑”，来欺骗消费者。
另外如电脑屏幕有辐射，看完之后一定要洗脸；手机辐射大，一定要放在远离脑袋和心脏的位置，不然会患脑瘤和心脏病等等。真实的情况是过去的CRT显示器启动时对灰尘吸附比较大，需要洗脸还勉强有一点道理，现在大家用的都是液晶屏幕，要是辐射都达到对人有害的地步，那早就不允许生产了；手机辐射的事例更是无稽之谈，早就被证伪了。
这样的话，难道是有违常识的事件都是假新闻，需要被证伪吗？也不尽然。
去年，今年的热点“王娜娜被人冒名顶替上大学，参加工作”的事件，“常州外国语学院毒地”事件。虽然人们直观感觉到其胆大妄为到非真实的程度，但他们却真实地发生在我们身边。前者是张莹莹利用户籍系统，教育系统，周口职业技术学院管理和制度上的漏洞，把自己完全COPY成王娜娜而达到目的；后者虽然最后的处理结果没有还没有公布，但与常州市主管领导的惜一切代价发展经济的观念不无联系。这些事件，经过曝光，民间触动，政府跟进，制度调整，最终都会成为社会正面的东西。
同时，有些时候存在的，就有其合理的原因，尽管我们暂时可能还不能理解。
比如安省政府每年都要公布阳光名单（年收入超过10万的公务员名单），名单里面除去各个机构首脑，其他多为警察或者消防员。在平均工资5-7万的社会，有人质疑警察和消防员拿高工资的合理性。但是如果设身处地为这些职业着想，抛开需要具备很强的身体素质不谈，有多少人愿意从事一个需要不定期三班倒的生活；不间断地接触社会黑暗面，把自身置入危险中的生活呢？既然很多人不愿意也没可能去做，他们拿高一些的工资是不是也是合理的呢？
当然在我们的阳光名单里面还有比较奇葩的个别TTC的售票员的年薪超过10万，这个也是多伦多民众诟病公交系统的主要问题之一。毕竟一个只需要收钱，买票的工作，哪怕是小学文化程度就可以胜任，有何理由拿高工资呢？的确，当新闻曝光后，公交系统的管理人员也意识到了这点。但是加拿大模式的处理方法还是能引起人的思索。资方并没有马上降低售票员的工资，或者调整岗位之类的举动，而是研究并转而采用自动售票机和一卡通的方式售票，这样随着今年新的售票方式的逐渐采用，这种畸形的高工资大概也就会从阳光名单中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