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的人民公社时期,新中国建立之初国家困难世人皆知,想瞒骗也瞒骗不了,国家一无人才二无技术资金更别提了,这不是谁当政就能解决了的问题。,国家穷老蒋要负不可推卸的责任,挑起内战败走台湾时还把大量财物运到台湾。朝鲜一战老美输得不服气老羞成怒,鼓动西方制裁封锁。初生的新中国虚弱无比,中国已步入三岔路口前面无路可通无迹可循,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自立更生。如老邓所说摸着石头过河,老毛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己经过了几个较小的石头,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摸到人民公社这块瀑布边上的石头,瀑布之下万丈深渊,公社这塊石头湿滑无比,一不小心必死无疑。从新中国建立到公社成立这程时期,的确做了一些夷非所思的事,例如:深翻改土、小高炉炼钢,扯秧苗洗净再植、培植小球藻、烧头发、摌尿缸取肥、晒谷场上植秧苗等等。
关于人民公社当时情况别处我不知道,我只写我在老家所见到听到情况。公社初立时实行军队建制,以排为单位(生产队),各排设有自己托儿所(我村自建村以来从没听过托儿所这个名词),设有自己大锅饭饭堂。社员按劳动力强弱分工,身強力壮者每天十工分(每晚开会评工分),如我这些矮小休弱者每天只能得五工分。口粮是按照所得工分分配,工分折合成現金购买口粮,所以当年出现工分少粮食少的超支户。任何时候都会有撑死胆大的锇死胆小的,口粮称回家后胆大的饭也好粥也罢吃饱为止,无粮就向队里借(预支),队里又怕他不出勤只能“借”给他,有借无还年年超支,这类人就是超支户。我队就有一个超支户,口粮称回家天天食到饱,把口粮提前吃完,无粮肚饿就不开工在家睡觉,队里又离不开他不借也得借。
生产队(排)每天晨早有专人敲锣叫社员起床,社员按劳动力强弱分工,成份差的老弱妇孺安排捡粪积肥,牛屎、猪屎、狗屎、人屎全不放过,捡得多工分髙(经常出现抢屎)。成份好的五、六十岁老人安排进托儿所带婴孩,老弱男人多是放牛。积极分子的什么时候都有,人人争做积极分子,别人挑一百斤他挑百二斤,重活累活抢着于。大队每年两次开大会评五好社员,一经评上有奖状。我母亲也评过五好社员,选上副队长。说到开会当年产生队晚晚开会,总结一天下来的工作,评工分、分配隔天工作。开会其实就是扯东拉西闲聊,评工分、分配隔天工作能占多少时间,散会后社员赶着回家睡觉,干部就留下弄吃夜宵吃(我看那都一样)。
大锅饭开始时队里动员把粮食交出,初时有些人还不愿交把粮藏起来,不用自己动手走进食堂就能吃,天天任吃有魚有肉有青菜,这种前所未有好生活个人留粮有何用,吃过几天后这些人也自动交出藏粮。大锅饭吃了半个月之左右(我老家),我最记得食堂天天派人到公社粮仓取粮,有时一天要去好几次,公社粮仓无粮时县里会有粮车送来。虽然不准时开饭但天天都有。如果那天挑粮还没回来,出勤社员优先饭做好挑走(出勤社员不用回来吃午餐),经常弄到学生最后进餐。我最记得有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那天挑粮的迟迟没回来,食堂做了一批糠餅应急挑走。剩下几个糠餅每个切成十二小块给学生每人一块。最困难时个个生产队都到公社挑粮,公社粮仓存也要等粮车到才有米,粮车一到只能每队分一点,所以一天要跑好几次才能解决当天伙食。后来就开始每人一砵蒸饭了,再下去就分粥了。
关于饿死人之事,杨继绳说饿死三千万而孙经先说饿死三千万不是事实,究竟听谁的?他们两人暂且不说,困难时期其它省县怎样我不知道。我来说说我老家当时情况。我老家在广东省惠阳县,老家是出了名的最贫困地方,耕地少土地贫瘠一年只有两造,红薯杂粮都很少(世代如此、不然也不会有大量男人外出谋生)。如果真像杨继绳所说我村一带肯定饿死不少人,而事实呢,就拿我村来说吧,我村一共三排几百户人,在最困难分粥期(58年我读小学四年级)据我所知我排死了一个(堂婶),她也不是饿死的,是产生队锄红薯时边锄边生吃,因吃得太多不消化死的,那几年我村只有这一个。
最困难时期我在家,吃过树干(木爪树)、吃过树头(硬饭头)、吃过海草(茜餅)、吃过糠饼、吃过泥虫(海壩虫)、等等,当年生活是困难,但也不至于饿死大量人。粮食是不够吃但天天都有,最困难就是分粥期。当年有几件事是真的,有些人患上脚肿病,这是过去没有的,还有野兽进村咬人、把小孩拖走,野兽咬人我村有一例,把小孩拖走是在两个邻村各一例。我说这些全是实话,我不是在为人民公社叫好。我早都说过,我不是党员又是一个偷渡佬,我为何要说假话?对我又有何利益?我64年才离开家,最困难那几年我在家度过,我亲身经历有一说一,我的亲戚朋友同学没听说有被饿死的,我家乡的确如此。有人就喜欢拿那些所谓文献说事,写所谓文献如果心术不正什么事情写出来都会变样。困难期饿死人我不否认,但杨继绳说饿死三千万打死我也不会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