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到了上学的年龄，母亲又一次将我带到上海，这时我的父亲已调到南市区私立两江中小学（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的分校）总务科工作，这所学校所设的班级从幼稚园直至高三都有，我很容易进入了一年级的学习。我的班主任是一位很年轻漂亮的音乐女教师，叫薛映梅，她能歌善舞，每当她与一个体育男老师在课余时间在大厅里跳舞的时候，总有围观的许多老师和学生，他们跳得那么的欢快优美。由于我来自农村，对这里的一切感到十分的新奇，并被深深地吸引住了。由于我的家乡离上海比较近，所以上海话我能听懂但不会讲，我感到上海话很好听，似乎比家乡话优雅，于是我开始学着上海话，一年以后我基本上能讲一口流利的上海话，但人家还是叫我“小崇明”，因为我在讲话时还夹着浓浓的乡音。由于我慈母对我的早期启蒙，很顺利地通过了所有课程期中和期末考试，而且获得全“优”，赢得了薛老师的欢喜，在我的评语栏中写道：天资聪明，成绩优秀，遵守纪律，品学兼优。当时薛老师还没有孩子，她在学校的时间较多，而我与父亲住在这教育楼的顶部的小房间里，所以，我与她接触时间较多，她在学校边唱边弹钢琴的时候，常常把我拉在钢琴旁边陪着她，其实我对音乐没有天赋但感觉她唱的很好听，所以我往往会陪着她到最后，期间，她常停下来问我：“好听吗？”我忙高兴地点头说：“好听！”于是她就高兴地抚摸一下我的头，感觉慈母般的温暖。
在这一年里，父亲根据一个医生推荐给我买来了专治哮喘口服糖浆“白松糖浆”，我根据医嘱服用了两个月以后就全癒了，从那时候起我便成了一个顽童。学校隔壁正好是公共体育场（后来的沪南体育场），每天早晨有很多人在那里锻炼身体，有练武术的、跑步的、踢球的……。这在我们家乡是没有的，对此很感兴趣，所以，每天早晨起床后和下午放学后就与同学往那里去玩，学着跑步，玩单双杠。玩单双杠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只有一个叫袁友祥的同学会玩，能在上面做许多动作，我既羡慕又崇拜他，我跟着他学会了好几个动作，但有时因失败而从单双杠上摔下来，幸亏下面是沙地，否则会摔伤人的。玩的最多的是踢小洋皮球比赛，我经常担任守门员，当时的场地不是草坪而是烧过的煤霄舖成的，我的膝盖上常常被擦伤流血，但待“比赛”结束时已经结钙了，所以一直没有被父亲发现。但我的鞋子和裤子损坏的最快，一条新裤子没几天就把裤裆撕破，一双鞋子没几天脚趾头就露出来了，常常因此遭到父亲的责怪。
我的母亲把我送来上海读书后不久就回老家了，因为那里还有年迈的祖父母需要照顾，那里的许多亩地需要她组织人去耕作，两个姐姐需要她传授织布针线活。我的父亲当时既当爸又当娘的确很辛苦，但是我当时没有这种体会，还是我行我素，甚至更甚，结果刚刚读完二年级的时候又把我送回了老家。当时因为我的家乡比较富饶，童年生活是幸福的，又很想念我的母亲，所以回家乡读书也无所谓。
在上海读书期间，与我一起住校读书的还有正在读初中的我的堂兄李刚、父亲朋友的儿子黄建邦、同乡杨森、黄中光（他年龄比我稍微大些，身体一直不太好，所以不太爱玩，曾是我的小伙伴，但相处一年不到，他就因病去世。）因年龄差距的缘故，他们很少与我玩，我只是把他们当成大哥哥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