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九松堂
故乡远，西风长，中文最难忘
“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是疯狂的年代，在这十年间有多少人蒙受不白之冤？有多少人颠沛流离？洪君彦和章含之从相知、相恋、相伴到离婚整整23年，洪君彦与章含之的婚姻于“文革”期间破裂。作者首次披露了他和 “总长女儿、主席老师、外长夫人”章含之讳莫如深的这段婚姻。由于毛泽东亲自过问过这一桩离婚案，因此章含之、洪君彦、洪晃，中国最著名家庭的悲欢离合已经超出了私人话题，从中可以感受到历史的巨大投影和社会的人情世态。
人物简介:
洪君彦，籍贯浙江省慈溪，于杭州出生，经济学者，美国问题研究学者。长期在北京大学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并曾担任教研室主任、 系主任、北大美国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等。1980年，赴美国做访问学者。1988年担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系主任。1993年退休，定居香港。2004年在香港《明报》著有连载《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2012年9月6日去世，享年80岁。
章含之，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钊的养女，曾担任毛泽东的英文教师，中国著名外交家。1935年生于上海，2008年1月26日上午8时20分在北京朝阳医院病逝，终年73岁，她的女儿洪晃陪伴她走过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转自网络)
自1993年起，章含之写文章、出书或接受访问，凡提到她和我离婚那一段往事，总说是毛泽东主席叫她离婚的。她说毛主席批评她没出息，是这样对她说的：“我的老师啊，我说你没出息，是你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你的男人已经同别人好了，你为什么不离婚？你为什么怕别人知道？那婚姻已经吹掉了，你为什么不解放自己？”我当时一看便懵了，借毛主席的话说我们离婚的事，真是闻所未闻。这一笔真是非同小可，从此陷我于不义。
1961年妞妞出生后的一家三口
我沉默了十几年
2004年2月23日，香港《明报》开始连载我的回忆文章《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但文章刊登了三天，就停稿了。一篇文章突然腰斩，引起议论纷纷。
其实，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我在停稿启事中所说的：“《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一文全部是我的亲身经历，是我前半生坎坷遭遇的真实写照。今应女儿洪晃的请求，续稿暂停。”
女儿洪晃的请求是唯一的原因。女儿是如何请求我的？在2004年3月的《北京青年周刊》上有洪晃的一段话可以说明：“我说，没有觉得你不能说话，但我就跟你说一句话，因为你爱我，你女儿这辈子就求你这一件事。我爸想了两分钟，说你要这么说，就撤！我也挺感动的，他憋了三十年有话要说，有些事情真的是能忘掉就忘掉。”
女儿求我撤稿时还说，当时她母亲病重住院，怕该文章影响她的病情，要我暂停。并说：“爸，你干脆多写点以后出本书。”
所以女儿的本意绝不是剥夺我的话语权，而是发表文章的时机不对，所以建议我缓一缓，往后推。
我有话要说
我和章含之从相知、相恋、相伴到离婚整整23年（1949至1973年），我与她的婚姻于“文革”期间破裂。“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是疯狂的年代，也是我一生中最不幸、最灾难深重的岁月，至今不堪回首。
自1993年起，章含之写文章、出书或接受访问，凡提到她和我离婚那一段往事，总说是毛泽东主席叫她离婚的。她说毛主席批评她没出息，是这样对她说的：“我的老师啊，我说你没出息，是你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你的男人已经同别人好了，你为什么不离婚？你为什么怕别人知道？那婚姻已经吹掉了，你为什么不解放自己？”我当时一看便懵了，借毛主席的话说我们离婚的事，真是闻所未闻。这一笔真是非同小可，从此陷我于不义。
如今我已年过七十了，人到古稀之年重新回忆这段往事仍然感到痛心疾首，有时仍然彻夜辗转难眠，有时会从噩梦中惊醒。好几次想掷笔作罢。但是，我要以“文革”幸存者的身份，提出对“文革”的控诉，留一些史料给后人，我有责任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到底谁是婚变的始作俑者？到底谁是婚变的主角？我必须把三年前完成的文稿进行修改、补充，以较完整的面貌呈献在读者面前。我期望以此行动对读者、亲友以及我自己作一个交代。
章含之态度变了
我的家变是在“文革”中发生的。由于我在“文革”中身受政治迫害和家变的双重磨难，所以印象特别深刻、恐怖，至今心有余悸。
记得自“文革”开始，我被冠上“黑帮”的称号，至1968年8月进“牛棚”，这两年间我挨的批斗有数十次之多，有时一天两三场，就像耍猴戏一样。每次批斗必然坐“喷气式”，必然挨拳打脚踢，有时还要戴高帽子游斗。一次红卫兵在北大五四广场批斗北大校长、党委书记，也拉我去陪斗。我偷偷向四周望一眼，见到所谓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黑压压的一片。凡我熟悉的教授、系主任通通都有份。
此后厄运接踵而至，先是剃阴阳头，后是抄家。1966年8月的一天，我在校园里遇到一位也在受审查的校领导，两个人匆匆打了个招呼。冷不防几个红卫兵冲过来把两人团团围住，说我们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我们两人都剃了阴阳头，头上剃得一块黑一块白，像狗啃似的，一看就像“坏人”。谁见到都可以揪住你批一顿、打一顿。
自从我被剃了阴阳头后，我一直不敢脱帽子。回到家里，不小心被只有五岁的女儿看见了。她吓得号啕大哭。
那天章含之见到我却完全是另外一种表情。她坐在沙发上，双脚跷在茶几上，用鄙夷的口气对我说：“你看你这个死样子，你还有脸回来啊！现在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要是你，跳到北海死了算了。”说话时都没用正眼看我。我当时大为震惊，心想：如今是我政治上受打击最严重的时候，天天在学校挨斗。你明明知道我是无辜的，不仅没有一句安慰的话，却用恶言恶语来挖苦我。这个女人心真狠！
我原以为我们夫妻间有深厚的感情基础。我们在一起度过多年风和日丽、恩爱欢愉的好日子，多年来一向是琴瑟和谐。现在我突然遇到灾难，多么希望得到妻子的宽慰和扶掖，而与我相知十七载的妻子竟然如此冷酷如此绝情，怎能叫我不寒心！我已朦胧感到：章含之对我的态度变了。
章赴上海串联时红杏出墙
1966年底，章含之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大串联，她的同伴主要是外语学院英文系的教员，其中有一位张某。他们的目的地是南方的杭州、宁波和上海。
章准备到上海后住在我大姐家。我没资格串联，无法陪她同行，只能写信给大姐，请大姐好好款待她。
在上海，章住在大姐洪君慧家。大姐布置了一间舒适的卧室，把章当上宾招待。章与张某几乎天天在一起。那时大姐看到章与张某眉来眼去，出双入对玩得欢天喜地，而把我完全置于脑后，想到我只身在北大挨斗受罪，大姐不知掉了多少眼泪。当时我外甥见章与张某上街时拉着搂着的亲昵样，感到十分诧异。章却说：“我们外语学院出来的人都是这样的，都很洋派。”
后来大姐与大姐夫发现章与张某在她家卧室发生不轨行为，并掌握了确凿证据。大姐当时真是心如刀割，大哭了一场。她怕我知道后受不了打击会寻死，要大家守口如瓶。
1967年中期，北大两派斗争愈演愈烈，干部解放更是遥遥无期。我整天劳动、写检查，疲惫不堪，又丝毫得不到家庭的温暖、慰藉。当时看不到任何出路，情绪低落到极点，想到自己毫无尊严地活着，不仅自己痛苦，也给家人带来耻辱。于是萌生了自杀的念头。
正当自杀念头萦绕不去时，妹妹洪吟霞出差到北京，听后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哽咽着对我说：“小哥哥你怎么到这种时候还这么痴心？章含之早已和别的男人好上了，你连自杀还要考虑到会不会连累她……”这件事对我来说，真是晴天霹雳。
妹妹说得对，我时时念及夫妻之情，处处考虑妻子的感受，为她着想。而她却背着我干这种事，我为她为家庭去自杀值得吗？于是我下了决心：今后不论人格再受辱，皮肉再受苦，也得咬紧牙关活下去。
手提包揭秘
妹妹的一席话使我恍然大悟，从此我也警觉起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翻出章的手提包，赫然发现她的皮夹里夹了一帧张某的照片。此外，手提包里还有安全套。我和她自“文革”后根本没有夫妻生活了，这安全套说明什么问题？发现这两样东西后，我愤怒极了。我当场要她把事情说清楚，她一时慌了手脚，不知所措。开始她一味抵赖、否认，可是在物证面前无言以答。我当时愤怒到极点，简直要疯了。我说：“我要找张某人问清楚，你和他究竟是什么关系？”我当时已愤怒得不顾一切了，真会跑到外语学院找张某人理论。在慌乱间章突然下跪认错，表示悔改。
我愤怒过后冷静下来：只要她真能与张某了断关系，我再不会提起这件不愉快的事。但是我的良好愿望并未实现。自章张恋情揭穿后，章仍然我行我素，视我为陌路人，而与张某的婚外情一直断不了，来往频繁。当时在外语学院，章张之恋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我觉得我们的婚姻完了。从那以后我和章常常为了她的婚外情争吵，这给我女儿幼小的心灵带来了创伤。在洪晃《我的非正常生活》中有记载：“从小时候就老觉得他们俩要分手，老觉得要出事，从小就是那种很恐怖的感觉。小时候最深的记忆就是我躺在床上假装睡着，听我爸我妈往死里那样地喊着打架。等我一推门进去，两个人的感觉就是话已经说完了，有一个在哭。这是我唯一的父母在一起的记忆。”
那段时间，每到夜深人静我躺在床上两眼望着天花板，我和章含之相识、相恋、相伴的往事就像电影般一幕幕在脑海映现。
我们相识在1949年，我17岁刚考上燕京大学经济系。而章只有14岁，是贝满女中初中三年级学生。我们的交往虽然称不上青梅竹马，也可算是两小无猜了。当时我俩走在一起，人人都说郎才女貌非常般配，是令人羡慕的一对。
从1949年起我与章一路走过来，我自问颇有进取心，一直是品学兼优的。那时我从大学生选拔为研究生，研究生未毕业就留校当助教，后升为讲师又担任教研室主任，可说是一帆风顺。所以在她眼中我是个体面的丈夫。她虽然不尽满足，至少是满意的。
但到了“文化大革命”我受到冲击后，她就认定洪君彦这个人是万劫不复，永无出头之日了。这样的丈夫既不能给她带来荣耀，更不能满足她的欲望，只能给她带来耻辱。所以她急于摆脱我，急于逃出这段婚姻，另谋出路了。就好比我原本是她一件心爱的外衣，现在嫌破旧了，要换一件新的了。于是夫妻之间的恩爱、尊重已不复见，夫妻的情分已烟消云散，只剩下名存实亡的挂名夫妻了。
“牛棚”诞生婚外情
1968年我被关进“牛棚”，心情的悲苦可想而知。我特别羡慕那些有幸福家庭的难友。在那种与社会隔绝的情况下，家就是最安全的避风港。但我没家可避。那时的我犹如汪洋中的一叶孤舟，任凭狂风暴雨吹打，无处可躲无处可避。这孤舟几乎在汹涌的浪涛中淹没。
就在我最痛苦、软弱时，出现了一个既同情我、又仰慕我的人。和我分配在一组劳动的是西语系的一位女教师，大概是同病相怜的缘故，我们天天在一起劳动，她经常对我嘘寒问暖。她的关切使我感到温暖，也使我深受感动。
1968年12月“牛棚”撤了，但我并未获得人身自由。直到1969年2月我才获准回到自己的宿舍。那时这位女教师不顾监视的目光，常到宿舍探望我，互相倾诉各自的苦难。两人有时谈到深夜，愈谈愈感到患难见真情，愈谈愈深入愈感到惺惺相惜，以致未能克制感情冲动，步上了婚外情的歧途。
从此，我的家庭便彻底破裂了，再无挽回的余地。虽然自1966年章张之恋暴露后，我俩早已是同床异梦的挂名夫妻，但她并未提出离婚。那几年，我和章濒临死亡的婚姻就这样勉勉强强维持着。
章提出离婚
我是1969年10月去江西的。1971年9月我从鲤鱼洲干校劳动结束回北京时，章已在外交部工作，她是那年3月调到外交部的。从此她与我的地位更加悬殊了。当时电视除了重复播放八个样板戏之外，几乎无其他文娱节目。唯一吸引观众目光的便是每天的新闻联播，人人围着电视机看国内外新闻。所以在毛主席、周总理接见外宾时经常出现的王海容、唐闻生、章含之就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而我有时也会被人指指点点，说：“瞧，他就是章含之的爱人。”连我的朋友、同事也半点不知章已变心，以为我们仍恩爱如昔。我不想说出真相，只能支吾以对，十分尴尬。章在外面是风头人物，在家里也是趾高气扬。
1971年章含之随外交部长乔冠华参加联合国大会。待她返京后，她与乔冠华的绯闻就沸沸扬扬地传开了，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1972年年底，章含之向我提出要离婚的事。她说：“我们的缘分已尽了，分手吧。这样对双方都好。”我听后心里非常平静。心想：这是早晚的事，是必然的结果。我心里很清楚：像她这样有心计的女人，在没有找到更高的目标前是不会随随便便提出离婚的。试想从1966年章出现张姓的第三者，到1969年我也出现了第三者，章从未提过“离婚”二字，那并不意味着她仍然留恋那段婚姻和家庭。而是她有所企盼，有所追求。现在她如愿以偿找到了合意的人，不离婚更待何时？所以她一提出离婚，我就爽快地答应了，没半点争执。不过，当时她从未提起是毛主席叫她离婚之类的话。近年她口口声声说是毛主席叫她离婚的，使我这当事人感到十分惊讶。
1973年2月，我和章含之去史家胡同附近的居民委员会办离婚。第一次去还碰了钉子。居民委员会一位负责人冷言冷语地说：
“办离婚没有登记结婚那么简单，你们为什么要离婚？理由是什么？”
我们两人都说：“长期感情不和。”
他又追问：“感情怎么样不好？说具体点。”
两人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这一次离婚没办成就回来了。
过了两星期章含之打电话给我，约我再去一次居民委员会。她说：“这次行了，可以办成。”我们走进居民委员会，接待我们的还是那位负责人。办事的是同一个人，但态度迥然不同。他和颜悦色地给我们倒茶，热情接待，一句话不问，利利索索地把离婚手续办了。
事后才知道，章向外交部反映了第一次办离婚碰钉子的情况。于是外交部政治部主任派人到居民委员会关照，说：上次来办离婚的，你们知道是谁吗？下次章洪二人来办离婚，不许问长问短，照办就是了。想不到办离婚也可以走后门。
被自己爱的人在最困难的时候背叛是怎样的痛，为什么他不可以讲出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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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夫妻打架先关上窗子，这两口子都挺有才，一人写本书，白纸黑字，流芳千古。
令人唏嘘，个人能理解把这些“私事”公布出出来的缘由，有的人是在乎事实的真相的，我也看见很多人不是愿离就能离，愿过就能过的，在过去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
另外，个人没有经历过文革，但能感受文革对那一代中国人以及的巨大冲击（尤其是一些知识分子），到现在也许到将来文革对于中国人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无论如何，说出来就放下吧，愿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