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泉旁的田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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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谈到，在《道德经》的作者看来，大道废，才会有“仁义”。是因为，仁义就在“道”本然的混沌之中，是非人为干预的自然。因人有所为才会道废，刻意为仁义的社会实际上“无道”。
中国古时，先秦诸侯纷争的混乱时代，孔子通过研究周公之道指出人性中有（与逻辑能力不同也非与言词有关）的素质：仁爱。不诉诸人以外的人格化的上帝或神之类，儒家认为人心中有潜在的仁爱、忠、恕等君子之德。孟子说过，仁义礼智起于人性本然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至于这些“心”背后的终极来路，孔孟采取“不言”的搁置态度。儒家只讨论知“仁”的途径：是教养、习惯的培养，诗书礼乐的教化。
仁爱忠恕的道德教养要在以唤起人性为本的社会体制的保障下，才可能实施和彰显。于此孔子主张，仁该在(周)礼的框架之中行为。礼不仅是礼仪和士大夫的行为规范，也应由政治制度付诸于实践。由此引出的道德经中的“大伪”在前文已经谈到。
“仁、义、礼、智、信”作为人的天然倾向，如果它们就隐在自然大道之中不掺入人为干预，儒家与道家恐怕并无什么异议。二者的不同在于，老子要任其自然。孔子则认为仁爱之心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是需要启蒙，即需要诗书礼乐的教化的。并且要由礼制作为其实践中的保障。
这样，就有我所关注的下面的问题：《道德经》所主张的那种自然有道的社会状态是否在现实中是可能的？
老子所主张的远古结绳记事时的人类生活状态就完全无需“智慧”吗？结绳记事，或正是数学与逻辑的开始起步呢。。。
还有，老子给出的社会管理的药方，村与村隔绝，“老死不相往来”…“不贵货使人不争”…等等。这里反复用的动词“使”字，难道不是人为参与的“作”？又会不会导致“大伪”呢？
如果完全顺人性之自然，那么人的为己之心应该也是在道的混沌之中的。正如《道德经》所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顺其自然必要包容万物存在的本能完成生命的权利，方是大道。而一个万物能保持自身存在的社会，自然会酝酿出类似于“使”的协调力量。因此，这样或那样的人为管理的“作”就该是顺应自然的必然附属品了。
事实上，人的“智慧‘也是在自然中长成的，因此也是道的一部分。比如人类历史发展到今日，可以说已难找到完全原始自然状态生活的社会。即便中国古代也早已非老子所推崇的那种。如果原始社会在老子的理想里也是需要“作”的，那么我们似乎也只能承认，最理想的自然之道的社会实际上会离不开智慧并总会难免与其后的‘伪’相遇。那么，儒家所强调的仁爱教育启蒙和礼制的“伪”就有其自然合理性。是它一旦固定为体制才有了老子所指出的“大伪”。接下来的问题是，以儒家为正统的古代社会，没有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首先，如前面提到，儒家思想并非理论真理可知论的意识形态。儒家的仁爱，本就是从长幼亲疏这样的人的天然情感扩展开的。即便在现代社会，至亲人伦的感情纽带在一般的情况下范围已经相对很小，但是我想只要人类还是父母生养血肉之躯，人伦关系就会作为现实中萌发道德感的起点而永恒存在。
马克斯•韦伯说，（旧时的）中国是政教合一的国家，此处的‘教’指“儒教”。这非常容易引出误解。不了解儒家思想者会以为“儒教”是如基督教那样的以宇宙.人类起源和终结为道义基础的，就如欧洲历史上曾经历过和目前世界上仍存在的某些一神教或一党意识形态专政式的“政教合一社会形态。而事实上，由于儒家于终极问题是持搁置态度的，仁义尽管或出于天道，但儒家只关心它们在确凿可感的人心中有无位置。
古代中国的礼制主要是自然道德伦常的制度化。这种非对宇宙终极的关切、非逻辑推导终极社会目标的特点最突出的体现是其信仰包容。这是十分重要的。
那么为什么这种“作”会出“大伪”呢？我认为，“礼”固化成体制后，孔孟民本仁政原意的维持会出现困难。因为，体制要刻意维护自身时是以蛮横的先贤之道的“已知”为后盾的。“过分”便会出离自然成为对人性的束缚，而“过分”到极端甚至会被某些人以“道统”代表为名行恶。
不过，无论如何，儒家思想为主导的皇权专制体制不是意识形态的专政。这里是它与上篇提到的终极可知论和逻辑真理的专制社会的政教合一之间的根本区别。
前者的统治或说体制的存在是为了终极目的。无论是宗教天国，还是目的为未来的逻辑真理，因坚信自己所信的普遍性而需要占据他人的全部意识，且自称它的信仰追随者是人类最优秀的代表。要求全社会所有的人也要为他们的目的而活，否则就会为社会所排斥甚至遭处置。而儒家式的礼制社会对人的束缚是出于伦常关系，主要是行为、伦理教养上而非精神上的。伦常的目的就在现在，对未来的期待唯有承传，因此不会为未来摧毁现有的。也一般不会因不同信仰理念而发生大规模的迫害、屠杀。这种伦常礼制体制不仅是非精神控制非排斥“异端”型的，且因其总有中庸保守的一面而更容易一以贯之。
满足于自然为生活所提供的生存世界。从物质到精神：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家庭小农式劳作，文人仕士的诗书礼乐，与自然共享大道轮回、生成趣味。。。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决定中国文化下的社会形态虽也包含“大伪”但不为其所毁灭，且恒常不变的原因。
在中国古代，由于儒家辅之以道家的文化主导，逻辑与数学没有过古希腊人那样的“天道”地位的历史，在“大道不言”的信念下，不去徒劳破解宇宙终极问题。这让历史上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停止在观和悟的层面，未构成产生科学的土壤，但也避免了在历史上被逻辑真理的可知论掌控。其长处是，让世界一方有几千年儒、释、道和各路神仙小鬼、祖宗庇佑崇拜共存的信仰自由和与自然亲近的历史。这为今天的社会学家提供了现代社会不同的信仰如何在同一空间互相尊重和平共存、在艺术中获得天人合一的自然之心等等，重要的实证性参考。对今日人类的意义不会比科学所提供的逊色。
而从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家对东方文化的汲取，让我们看到文化之间不存在绝对隔离、水火不容的异质性。恰恰相反，在很大程度上的互相启发融汇显示了人性的相通。
今天我们知道，君臣父子夫妇关系中后者对前者以及前者对后者的尊重关系及所附带的礼仪，它的大道自然状态是应与社会体制、法制分道而行的。如此，这些伦常道德之“诚”才得以出自个人本然的人性，“仁义礼智信”只作为良心的取向，而不是强加于人必须服从的指令。
古人的“伪”经常是靠硬性碰撞、牺牲、屠杀才或可得以纠正，甚至得不到纠正而循环在一密封的圆圈中。而现代社会，为人类跳出“伪”的恶圈提供了可能。在社会科学、精神科学等各个领域的学术、言论自由，公民人权等有切实保障的情况下，“智慧”所裹挟的“大伪”能够在不同观点的交锋中被迫磨圆棱角，以最大限度的被化解。
于本文，指出以上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今天对世界文明史各领域的了解和知识让我们有条件认识以往人类的偏执与盲点何在，但只在自由的现代社会方可最大限度的避免“大伪”对人类的伤害。在我看来，此也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一定是兼容、多元的道理。
上图为南宋马远的两幅山水画截图。（——截取于我关注的一艺术类微信公众号。原画藏于故宫博物院）
此文是我2013年的一篇同内容文章的重写。
2021，9，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