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一贯强调“忠信”；我要说孔子没本事，很多人尚勉强可以接受。假如我敢批评孔子不讲信，也不讲义；说孔子虚伪，搞两面派，不诚实负责；而且不仅他个人如此，还教唆全国人民都虚伪，不承担公民责任；我说这些，恐怕会被国人的口水淹死；他们会举出很多【论语原典】的例子来批驳我。
是的，我知道；孔子的相关语录我也读过。但是大家先别着急骂我：我今天的这个判断，也是依据孔子的语录做的。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孔子说这话，估计是因为当年被人骗了之后才悟出来这个道理，我觉得这种思考反省很有智慧，就跟着孔子学了。
我对这句话的理解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听到孔子说了什么，我就相信他一定是按照他的话去实行的，很佩服他。后来呢，就发现这样太傻了，很容易被忽悠，是自己不成熟的表现。因此，以后对孔子说的话就小心了一些，不敢随便相信了；我不仅仅要看他“在这里”是怎么说的，还要查查他“在别处”又怎样说；同时还要看看孔子的实际行为是不是与他说的一样。这样，我才能保证自己“正确理解了孔子”。
因此，读者诸君，您在下结论之前，是否也应该学学孔子的智慧---“听其言而观其行”，多角度地思考一下，最后再决定要不要骂我？
一：孔子真把“信”看得比生命更重要吗？
先对“信”的概念界定一下。我不敢把“信”拔高到“真理”一个级别，只赋予它最基本的概念---就是“言行一致”，“前后相符”，“真诚实在”，“可以信赖和托付”。另外，“信”应该与“直”相关，就是“坦率和不掩饰”的态度，似乎孔子也是强调“直”的。其实从内心出发来理解“信”，就是言行举止“忠实于自己的立场”。大家同意以上对于“信”的基本理解吗？
表面上看起来，孔子是很重视“信”的。甚至他有一次还表示过：“信”比生命更重要。参见【论语】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在“为政”三个条件，兵-安全保卫，食-生存条件，信-诚信。社会运行三要素中，孔子坚持“信”是宁死也不可放弃的。这虽然与大家普遍认可的马斯洛“人类需要层次理论”有些出入；不过也反映了孔子对于“信”的捍卫程度之坚强。这可能迂腐了一点，但是也说明孔子对“信”的信仰很坚定。
在另外的一篇论语中，他还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矣”。这些言论，足以让人们“相信”孔子，认为孔子把“信”看得很重要。可是，真的是这样的吗？
案例一：孔子鼓励公开欺骗和说谎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
原文的意思就是：叶公很自豪地告诉孔子“我们这里的人，非常诚实而正直。如果父亲偷了羊，儿子知道后会公开作证，不隐瞒其劣行”。孔子不知是不是有点不服气，就说“我们这里的人也很正直诚实，只是和你们不一样；我们的儿子犯了罪，父亲会帮他欺瞒过去；父亲干了坏事，儿子也会帮他欺瞒过去。我们认为这就是真诚正直的美德”
看见没有，没冤枉孔子吧？这里黑字白纸地证明了孔子认为在某种“特定人际关系”掩护下，犯罪和欺骗行为，就可以是“合理”的，甚至成为“美德”。这显然是体现了儒家“关系第一”的原则，此原则在两千年后的今天依然有效，使得我国的“法律条文”往往成为虚设。
我非常愿意相信孔子当时只是嘴硬，为了面子强词夺理，也没有多想后果。可是不幸的是：从此“子为父隐，父为子隐”就成为儒家的传统。欺上瞒下，也就成为中国人的“特有美德”了，因为孔子的“一句等于一万句”，其实还不止“一万句”，历朝历代每一个读书和不读书的中国人，都把孔子的这种“深刻逻辑”不断重复和积累，一直深入到骨子里面。在孔子哪里，为了“礼教的立场”而欺瞒的实例，尚可用“亲情难舍”来解释的话。后世的儒家就变本加利，演变成了儒生们面对无可否认的清晰事实，依然可以睁眼说瞎话，还要表现出一副站在“道德至高点”的嘴脸（比如前文提到的非要把“爸爸叫成叔叔”之类的故事）。
孔子这种随意曲解“公平正义”（直）的行为，与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先进文化价值观差距有多大？他认为这种“欺瞒”，“欺骗”这种不“信”的行为，因为“有特殊关系”就居然变成了“美德”（直）？他对犯罪行为的容忍和鼓励，与“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民观念差距有多大？这是“真诚”吗？是“信”吗？
后世的儒家常常信口胡言，不为自己的事情负责，欺上瞒下成为习惯，不就是直接来自于孔子的亲自教诲吗？
如果你还是不服气，说孔子只是这里只是说说而已，表示对人类自然感情的理解；只是这句话被后世的儒家利用了；他自己并没有做什么欺骗的事情。好，我就再拿出别的证据，表明孔子本人的行为，也一样是“虚伪”的，“言行不一”的，“立场不坚定”的，表里不一的。
案例二：孔子虚伪的“礼节”和言行不一。
『17.1』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
在儒家们看来，这个阳货显然不是什么好人，理由就因为孔子不肯见他，不过我没有查到历史上这个阳货到底干了什么坏事。从他跟孔子说的话来看，还是很有思想，也很有修养的。对于孔子，似乎也没有什么恶意，他对孔子的评价还不错（怀其宝），好心地劝说了几句话，就走了。
不过，就算是阳货“是个好人”，孔子不肯见他也很正常。什么理由？管他呢，这是孔子个人的自由意志，我们需要尊重孔子的个人喜恶和自由选择的权力。但是，孔子在这件事情上的处理上，表现出来的不就是十足的“虚伪行为”吗？故意在别人不在家的时候假模假样的跑去“问候和感谢”；不幸在路上遇到了，只好假模假样的说一些违心的话来“虚与委蛇”。仅仅因为“礼节需要”，孔子就违背“内心的信念”去做事，虚伪地说一些违心敷衍的话，证明孔子不是把“礼”放在“忠信”的上面吗？孔子为何能说“信”比生命更可贵呢？孔子虚伪的承诺（子曰：“诺，吾将仕矣”），离“一诺千金”的信用典范差距有多大呢？我当然可以把孔子的这种行为理解为“办事灵活”的机巧，但却无法理解为“信”，无法承认孔子是“忠实于自己立场”的。相反，他另外还有一次背叛公开诺言的行为，弟子们都觉得他怎么不守信用；他解释说“在胁迫的情况下的承诺违背了本心，因此不必遵守”。我认为倒是可以算是他“坚持自己的内心立场”的表现，就没有在这里作为孔子“不守信”行为的举证。
可是，在阳货这里，谁强迫他必须这样虚伪地应对？不就是担心“失礼”而不惜“失信”吗？
另外，“言行一致”也应该是“信”的范畴吧？偏偏孔子常常言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孔子挂在嘴边的一句重大原则，就是“邦无道则不仕”，“邦无道，富且贵，耻也”。阳货可能是“乱臣”吧，但是邀请他去“出仕”的“邦”，就是你的母邦鲁国；有道还是无道呢？有道，为何你不去？无道，你孔子为何又要迎合阳货，承诺要出仕做官？干吗不“邦无道，乘桴浮于海”去？留在这里等什么呢？是不是在“熬身价”，嫌弃阳货当年给的官不够高，所以故意做点清高的姿态给人看？后来，孔子不是就接受季恒子的邀请，高调出任司法部长吗（鲁司寇）？这算是什么呢？
可见，这件事情，用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信用”来解释，就完全无法自圆其说。还有，这一章里面，也记录了另外几个孔子想要“出仕”的事件；其中有两次子路和弟子们反对他去应聘的记录，最难以理解的就是，当年的阳货请他出去，别人起码还是季恒子的官方发言人身份，可孔子不肯见面；而后来真正的“乱臣”，居费地作乱的叛臣公山弗扰邀请他去做官，孔子面对弟子的反对和质疑居然还是想去，这又是怎样的“信念”和“一致”的态度呢？因此可见，孔子对自己说的“邦无道则不仕”这一原则自相矛盾，根本就没有打算遵从，【论语】居然说“言必信，行必果”，孔子此言此行，何“信”之有？
他还抱怨因为弟子们的反对，让他没有机会去做点大事，就像是一只老匏瓜一样无用。这种言行，如何解释把“信”放在比生命还高的的孔子，居然具有“有忠信如丘焉”的美德记录？
其实孔子言行不一，让人糊涂不解的例子还有，只是限于篇幅，就不多说了；我的目的也不是要开孔子批判会，只是借此说明儒家的问题，破除儒家信徒们对孔子的盲目膜拜而已。
在孔子这里，这些疵瑕尚可以理解，孔子还不失为一个好人；可是后世的儒家，则把这种常常根据“位置”来改变“立场”和“语言”甚至“行为”的特色行为模式，就几乎成为了中国人的“特点”。
案例三：孔子缺乏起码的学术真诚；编篡史书“无信”可言。
孔子最伟大的功绩，就是“编春秋，删诗书，定礼乐”，后世的儒生们肉麻地吹捧孔子编的史书【春秋】问世之后，“乱臣贼子惧”；似乎这一部书，就奠定了万世伟业。更肉麻的吹捧，是说孔子这些书价值高到了“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地步。弄得我一直以为孔子的妈妈当年做姑娘的时候，一定是天天举着蜡烛出门的。这也反映儒生们脑子的确像是灌了水的，没有一点正常的思维和逻辑；岂不知这句话在吹捧孔先师的同时，也在狠狠地打孔子的耳光---孔子明明一直在推崇早古时期的“三代之治”的辉煌，对周朝的“礼教”如痴如醉。这些孔子眼里辉煌的，尧舜禹汤等千年难遇的圣贤不断涌现的“远古黄金时代”，怎么就变成了“万古长夜”般黑暗蒙昧的时代呢？想象一下孔子最崇拜的周公，居然只能够在黑暗的山洞里写【尚书】里面的政府文告，然后打着火把宣告给白痴一样的臣民，这场景是否太可笑了？【诗经】里面美丽的情歌，都是男女们半夜里出来歌唱的吗？让孔子“三月而不知肉味”的美好【韶乐】，难道是在原始部落暗夜里的篝火晚会上演奏的？【易经】难道是愚昧民族写成的愚人大作？这些著作，可都是儒生们天天要读的圣贤之书--【五经】呢？怎么敢说是在“万古长夜”中诞生的“黑暗作品”呢？而且，孔子明明说自己是“述而不作”的，意思就是这些作品并非孔子的“原著”，他只是“编辑处理”而已。何来的“万古如长夜”？
所以，儒生的话，实在是信不得的。他们的“伟大真理宣言”基本上不会经过大脑的思考，更缺乏实践的验证。
不过孔子“述而不作”的【春秋】，却把中国传统上一贯强调的“直笔”和“信史”，变成了“春秋笔法”；也就是说，可以根据著作者的意愿和价值观来描述历史。孔子对于编篡删定【春秋】的要点，就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简单一点，就是孔子认为“历史事实到底如何不重要，保住某些重要人物的面子更重要”，要把历史上这些伟人名人们不光彩的事情，做错的事情，以及缺点缺陷等，统统隐瞒起来不让人民知道，这就是孔子在中国人编篡历史中的“创造性行为”，谁说的“不作”？；他在【春秋】就把“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这个成语中，造成鲁国很多无辜杀戮和流血的，残暴无情，民怨很深的“庆父”事迹轻轻带过，弄得当时的人就颇有争议，来责问他为何这样“曲笔写历史”。孔子的解释就是要“给人民留有一点希望，不能够把残酷的现实让他们了解太多”。简单一点，这就是说，不需要让老百姓们知道真相，只需要给他们学习的榜样以及“一切OK”的太平表象就行了；因此权力阶层可以因为自己认为的“好意”，来愚弄和欺骗人民；这甚至还是一种孔子推崇的“美德”。这与他宣称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立场一样，典型的愚民政策。我可以同意这是一种统治权术和手段，但是这是“信”吗？他编写的是“信史”吗？作为搞学术的人来说，孔子具有“真诚的学术态度”吗？孔子的这种榜样，不也是后世统治者以各种“安定团结”的需要，来封锁人民“知情权”一样的借口吗？
因此，【历史】就这样成了孔子及其儒家传人们手中的玩物，我们这些后人，就只能“仰慕上级，上司，贵人以及古人的伟大形象”，想象他们是“完美的圣人贤人”，而无缘“总结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了。时至今日，“新闻报道”和【历史】及教科书，依然是中国充满最多谎言的地方，这难道跟孔子当年自鸣得意的“春秋笔法”没有关系吗？后世的中国人一贯对于危机没有“忧患感”，回避现实的责任和问题，不思进取和不断堕落，难道与与儒家传统这种一贯的“忽视现实，粉饰太平”行为没有关系吗？
实际上，从孔子开始，“讳”这种中国特有的欺人和自欺的伟大传统，从汉以后，就成为一切权力阶层表示特权的标志；而且，他们会因为“忌讳”的需要，强迫中国人改变一切对于事实的客观认知和评价。甚至于这种“讳”，居然还会延伸到文字之中，延伸到公然篡改古人的作品上来。比如【老子】的“道可道，非恒道”就被儒生们因为要“避讳”（汉文帝刘恒之讳）的需要，强行改为“道可道，非常道”，全然不顾在【老子】的语言体系中，“恒”和“常”有着“非常”不同的含义。后世儒家甚至出现因为父亲的名字有“进”字，儿子就终身不能考进士的咄咄怪事。儒家的“罔顾事实和历史”，只管“立场”的特征，表现得如此的明显和肆无忌惮，实在是令人惊讶，这都来源于孔子的伟大“讳”理论。读者诸君，您认为孔子能够回避这个“开创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新风”责任吗？
至于孔子【删诗书】的伟大功绩，到底他选择留下来的东西，是不是一定比他删除的，我们今天再也找不到的东西更有价值？更值得学习？我们就无从知道了。孔子【定礼乐】定下来的“人类伟大行为准则”是不是真的很有价值？我也不敢确定；但是，依据他“缺乏可信度”，喜欢“伪饰”的习惯，我选择保留的态度。
写到这里，我相信已经把题目中对于孔子下的“定义和判断”论证清楚了。读者如有不同意见，欢迎批驳（请各位不要把【论语】中孔子某些“好的言语和行为”作为例子来证明孔子的“正确”，就像是不要因为“孔子的皮肤好”就来“证明孔子肯定不是秃头”一样。这是毫无逻辑的。）
二：孔子和儒家为何必然走向虚伪和愚昧？
表面上，孔子和儒家都提倡很多“美德”；这也是今天的人们支持孔子和儒家的一个理由；后世的儒家也把“信”列入了“三纲五常”的内容（仁、义、礼、智、信，又称儒家五德）。这些当然是“好东西”，是“美德”。我也承认孔子【论语】中，有很多有价值的思想。我还承认孔子个人还是有魅力，有知识，有修养，有道德的，尽管他有上面提出的一些缺点，但是不否认他“依然是一个好人”。但是，孔子和儒家的问题，就是如果一定要把“礼”作为最高价值观，这些美德都将失去坚实的依据和基础，全都会变成“假仁，假义，假礼（假冒假样，装腔作势），假智真愚蠢，假信真虚伪”。因此，都会像上面解析的“信”一样，在“理性分析判断”以及“生活实际的考验”面前轰然倒地！就像是孔子的“高大形象”在本文的分析中一样倒下。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儒家的语言解释系统中，这“五德”都必须服从“三纲”的需要，三纲服从于“礼”的需要。其内含和具体的定义，都是可以根据某个人的意志和想法随时可以更改的。简单地说，就是“只要权威人物说了，这种行为是仁，就是仁了，是信，就是信了”；就像是孔子自己常常乱解释“仁”一样，让人摸不头脑。因此，五德本身，在儒家哪里，并没有什么客观的标准可言。完全依据“权威”的判定而定。
这个莫名其妙的“捣糨糊”式儒家真理观，就是儒家的“人治”特点，完全就是【老子】非常反对的“人为”特征，严重违反了“天道”（也就是客观性）。这也是后来导致中国人价值观混乱和愚昧的原因。可这偏偏就是孔子本人定下来的规矩和范例。在孔子认为最重要的“礼”和“情”面前，在“圈子，面子”里面，在权威认定下，就可以忽视任何“真实和真理”，就“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因此，儒家思想培养出来的国人，就一定是虚伪和愚昧的，盲从权威的，缺乏自己思考和立场的。这就是儒家“礼教”必然导致的结果。
如果说孔子当年的“舍身从仁”，“舍仁从礼”的“违心之举”，当年尚无伤大雅，不会影响孔子整体伟大形象的话；后世的儒生们，同样依据此种逻辑和思维方式，就会做出极为荒谬的事情来，甚至荒谬到了“绝伦”的地步（比如前文说的“皇帝的爸爸只能叫叔叔”的例子等等，其实逻辑与孔子这里是一样的---事实和真相必须根据“礼”的要求而定）
简单来说，儒家提倡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就是：
第一：事实和真理是什么都不重要，谁说的才重要。因此，人们不需要去关注“事实”，也不需要去追求真理。而要把全部的注意力，关注于“人际关系”和“地位”，服从于更高的“权威”以及“领导批示”即可。这种价值观培养出来的人，不会在乎到底“事实”是怎样的，更不会在乎“真理”和“智慧”是什么，他们更关心的是“地位”和“脸面”怎么样。因此中国人会热心于争权夺利，好面子；但不可能指望他们“认真负责”，踏实工作。
这种价值观，显然造就的就是“奴才”和“不思考”的惯性。也是专门造就不负责任，专事投机取巧的国民“儒家思想大培养基”。
第二：今天的现实到底是什么不重要，照搬死板的教科书以及古代的老规矩才重要。
因为儒家坚持认为，先人一定比今人高明。祖宗的规矩和礼法，是万古不变的真理。儒家这样的复古价值观，不仅严重的压抑人性，剥夺人们的自主意识，而且只能培养出大批无能的跟屁虫，别指望民族会有什么创造性和活力，甚至不能指望他们能够很好地应付现实的生活。因此，典型的儒生，也必然是一批无能的书呆子,夸夸其谈的“理想主义者”。这种儒家的腐朽思想观，与【老子】所代表的道家所持思想完全相反，如老子说【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与佛家“活在当下”的要求，具有同等的智慧和一样尊重当前现实的指导性意义。可能因为在这里“道家”和“儒家”的思想差距过大，因此后世的儒家一样学孔子“删改诗书”，居然把老子的话改成了通行本的“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显得似乎是“儒道一家”；直到帛书版出现才真相大白。
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中国人，活在【老子】说的“前识”中，只是盲目地依据“原来”的，“前人”的经验来过“今天”的生活；因此【老子】说是“愚之首”---愚昧无知的开端。因此，我们发现崇拜“先王”的后世儒生们治国往往很迂腐，常常对新事物新思想不屑一顾甚至严厉打压；面对新的时局和世界的变化，常常表现出惊人的无知；他们也不感兴趣探究事物的真相和本质；明清两朝表现尤其明显。日本人在遇到强敌之后，往往放下自己的面子，虚心地向敌人学习；中国人遇到强敌之后，往往关起门来自吹自擂，欺上瞒下，粉饰太平，最后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果；各位看中国的历史记录，常常会看到这样不可思议的例子。
比如，在近代西方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后，日本派出最优秀的子弟留学。中国人明明知道自己的落后，吃了大亏（都被打跑去“避暑”了两次），却依然不思进取，对于皇帝交代的出国留学任务敷衍；拥有留学名额的贵族们往往派家奴和贫寒人家的孩子出国留学顶缸；因此，心态不同，同样的留学，在日本和中国就造成了完全不同的结果。日本的同学（伊藤博文）被提升当了内阁总理，中国成绩更优秀的同学（严复）却只能翻译几本书，介绍些国外的基本常识，这些书在中国还基本没有人感兴趣。这种儒家“守旧”做派，导致中国对世界严重的无知（现在我们对国外的“知”好了一些，也仅仅限于物质上的“知”，对于西方的先进思想，先进的教育和文化等等，国人依旧“无知”，尚未完成启蒙）。儒家的思维方式就是“封闭”和拒绝现实的，这也被今天的中国人继承了下来。
第三：即使你发现了问题和毛病，只要是比你地位高的人的问题和毛病，你都要装看不见。不仅自己要装看不见，还要帮忙否认，让别人也看不见问题。因此，中国人就会习惯“眼里容沙子”，不再会有“公平正义感”，也不再有追求“真理和智慧”的原动力，就善于玩欺上瞒下的把戏。
因此，这样的价值观，中国自然与“先进和文明的国家”无缘，让自己与“幸福快乐美好的生活”无缘了。
这种“儒家特殊材料制造的中国人”具体是怎样培养的呢？
我们想象一下，假如一个小孩子问自己的母亲：1+1等于多少？母亲说等于2。后来孩子遇到父亲，问同样的问题；父亲说“等于3”。孩子回去质问母亲，为什么两人答案不一样？母亲恪守“从夫”的“礼教”，只好说“爸爸说是3就是3，我们都听爸爸的”。这孩子不死心，又去问爷爷结果是多少，爷爷说“1+1=10”。孩子跑回来质问爸爸，为什么爷爷的答案不一样？爸爸只好说“嗯，这个，爷爷说是10就是10吧，爷爷是我们家的权威，我们听爷爷的”。孩子有些糊涂了，后来跑去问最有权威的族长，族长喝了酒，说“1+1=100”。孩子只好跑来质问爷爷为什么，结果爷爷“为尊者讳”，只好说“族长是对的，我们听族长的”的。更不幸的是第二天，族长醒了，又告诉孩子一个新的答案1+1=5，这孩子会不会快疯掉了？因为所有他心目中的权威人物和学习对象，都告诉他完全不同的答案；而且，基于“为尊者讳”的“礼教”，都会告诉他“一定是你上次听错了，族长明明说的是等于5，怎么可能是100呢？”
通过类似过程的长期“培养”，这孩子最终发现了“中国式智慧”，学会了在中国“做人做事”的最大诀窍和秘密：就是：
第一：答案是什么并不重要，真相是什么也不重要，是谁说的才重要；权力和地位才是硬道理。
第二：（自己和上司）是否掌握真理不重要，有没有本事不重要，有没有脑子，有没有见识也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跟对人。于是，儒家的宗法体制，就终于成功地培养了一个脑袋长在屁股上的中国式“肖子”出来了。
你可能说我举出的例子太极端，事实上不可能出现。就算术题本身应该是不可能出现这样例子的，但是面对现实生活，我的例子并不算夸张。有两个因素，导致上面这样的例子，在生活中是很正常的：根据道家“观察角度”的说法（请参看【老子】第一，二章）：每一个事物都有无穷多个可能的观察角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察角度和判断，同一个人每天的观察和判断甚至都不一样；而且每个人可能都认为自己是“对”的，都需要尊重，这就是道家的平等观。因此，最好的方法，就是“我有自己的观点，我也愿意了解和尊重你的观点，但最终我要自己来决定答案的取舍，因为这是我的生活和体验的需要”。这正好也是西方人的处理方式和态度。
而儒家在这种人类主观判断的无穷可能选择中，为了追求“标准答案”，先迂腐地假设天地间就应该有一个“最终的标准”存在，但是又让自己必须把这种标准答案的选择权交给“别人”---权威人物，而让自己在“无恒无名”的千万种可能答案中迷失，陷入“盲从”或者“不知所从”的境地，完全就是荒谬。
第二：在现实生活中，儒家比我上面举的例子还要极端一些，他们要求对于明显不合理的答案，甚至完全不能够接受的答案，也必须强行的接受下来。比如，儒家一句著名的话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就是儒家“君臣父子”关系强制性执行的要点---谁是主宰的问题。人们即使面对自己的“生死”大事，你都不能够提出疑问：我为什么要死？我真的该死吗？就算我该死，你是否有权来决定和判决我的命运？儒家时代，你要这么“有思想”就完了，就是大逆不道！就要死得更惨。上司说你该死，你就应该自己去帮忙找出自己“罪该万死”的理由，交给领导，承认领导英明伟大，居然只让你死一次，已经是领导最大的慈悲了。因此你应该幸福地，温顺地死去，这才是好下级，好奴才，才符合“礼”的要求。
在个体连自己的性命都作不了主的社会，还指望他们拥有“学术和精神上的独立和自由意志”吗？当然不可能。文革期间，很多人文化人被迫害，很多老干部被冤杀，上千万老百姓无助地死去，他们面对毛万岁这种新的“宗法体系”，“一句顶一万句”的新权威，也是同样的无力。难道这个教训还不深刻吗？更滑稽的是，那个时代很多“反革命分子”在被枪毙的时候，依然高呼“毛主席万岁”，毛氏愚民洗脑的效果，的确好到了“拍案惊奇”的地步。
很可能您，家长们，也是这个宗法体系的执行者。别以为我们已经“改变了”，很可能只是改变得更差劲了，连儒家的“面子”和表面上的礼貌都丢失了。比如，今天的大人依然最喜欢教育孩子的一句话就是“听话”，你解释过“听什么内容的话？有什么理由？为什么要听？原因何在？”给孩子没有？应该不会，因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呀？（其实你自己往往也不知道什么理由，仅仅是“习惯要求”）
其实这不是天经地义，而是儒家的余毒，是你从你的父母那里继承的“儒家文化遗产”。要求你不用思考，也不许思考，让你听你就听，问这么多干吗！这就是潜台词。因此，中国孩子们是否幸福的关键，取决于“父母”是否开明。老百姓是否能够幸福生活，就取决于能否遇上“明君”和“清官”。不幸的是：他们往往遇不到。因此绝大多数情况下，中国人只好在黑暗的悲惨世界中前行。
这就是孔子和儒家带给中国人的礼物，一份沉重的礼物！
问题是：这份礼物，大家还想要珍藏多久？
微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