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我家房子的正中心,有个小小的天井,水泥地,约三米长、两米宽,四面都是高墙, 有个自来水池。
在我的童年时代,这个天井里发生了一些故事,可以说是我最初受到的自然和人文教育,以后慢慢写来。这篇先说说天井里的生命。
最常见的生命就是水虫了,一寸来长,黑不溜秋的恶丑,平时居住在水池的下水道里,到阴天或空气特别潮湿的时候,它们就会一扭一扭地出来换气,在水池的周围到处蠕动。我从小厌恶这类忸怩作态的动物,如果看到水虫,就会拿一根筷子把它们拨进水池,然后拧开水龙头哗哗一冲,满足地看着它们连滚带爬地跌进下水道。从哪里来,还是回哪里去。
其次是鼻涕虫(蜒蚰),通常只看见它们爬过留下的痕迹,亮晶晶的,纵横交错的。有时这些银色的踪迹会突然中止,却又不见虫子,就会疑惑它们怎么消失了。偶尔,如果起得早,也会看见一、两条鼻涕虫在那里慢条斯理地爬动。这时王家的大儿子座山雕就会去拿一勺食盐,说声“看我做化学实验”,把盐倒在鼻涕虫身上。第一次看这个“化学实验”,捂着嘴跑到卫生间里,对着马桶干呕了三下,这个过程在这里就不多描述了。
夏天,常在天井里帮母亲捡菜洗菜。这是一项不很艰苦、但很提心吊胆的工作,因为我见不得那些菜虫和毛豆虫。我从外婆和母亲那里继承了对这类动物的极度生理厌恶,相信这也是基因的一部分。如果剥开一颗毛豆荚,忽然里面出现一条扭扭虫,我会从板凳上跳起来,尖叫一声把毛豆扔得几丈远,手心出汗,心要“突突”地跳很长时间不能平静。
(这个生理厌恶是我的一个致命弱点,作为自我保护,我从小就学会了隐藏。做小学生时最可怕的噩梦,就是一个恶霸男生用树枝挑着一条蚯蚓在后面追我。)
有时我也喜欢观察蚂蚁搬毛豆虫。先是一只蚂蚁看到了,回窝里去搬兵,路上遇到第二只,碰碰头,交流一下信息;第二只继续往菜虫那边走,第一只继续向窝里去。就这样蚂蚁渐渐多了起来,到了几十只、几百只,把菜虫紧紧包围起来,像给虫子镶了一圈花边。然后,不知怎么就一下子就把扭动挣扎着的虫子举了起来,又是拖又是拽,轰轰烈烈地运回窝里去。队列前面还有几只敲锣打鼓的蚂蚁开道,后面也有几只骑着摩托车压阵。当时就想,这群蚂蚁里面一定有一个队长在指挥喊号子,可惜蚂蚁太小了,趴到地上还看不清楚是哪只。
后来,每次看到舞龙灯,都会想到天井里的蚂蚁扛毛豆虫。
有一次,天井里来了一只鸡。
二楼王家的乡下亲戚带来一只老母鸡,他们就搭了一个临时鸡窝,养在天井里。走廊里靠天井有一扇窗子,有时它会飞到天井那边的窗台上孵着,我就在走廊里,隔着玻璃近距离地观察它。
鸡的面孔不像人的脸那样是平面的,所以我永远只能看到它的一只眼睛。眼睛很小,眼珠却很亮,咕噜咕噜的也会转。它也在那边左右偏着头打量我,我就开始在心里和它对话。我最关心的是老母鸡的命运,最后会是谁杀了它,谁吃了它。
老母鸡回答,我不知道,就是知道了也没办法,这就是我们这些做鸡的命,还是乘活着的时候,多啄几条水虫鼻涕虫享受享受吧。
我还给老母鸡起了个名字,叫“阿花”,因为它是一只芦花鸡。现在想来,给鸡取名字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因为一个生灵有了名字,它在你心中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和地位,这对一个即将被宰杀的动物来说,非常不合适。
我觉得鸡非常可怜,而且很害怕王家把我们的天井变成一个临时屠宰场。必须采取行动,我从毛笔练习本上撕了一张纸,用大楷写上几个字,悄悄地贴在通往天井的门上:
城市里不准养鸡杀鸡!
第二天去上学,王家儿子座山雕拿着那张“标语”在门口等我。
“喂,”座山雕说,“我家养鸡的事,你不要告诉居委会。如果你不响,我就送你一套小猫年历片。”边说边把“标语”撕碎了。
(座山雕比我大十岁,当时正经历着一场刻骨铭心的初恋,心情时常处于比较和蔼温柔的状态,所以他选择了奖励的方式,而不是威胁。有关座山雕的故事,以后另写一篇。)
好在过了两个星期,王家的侄女生了孩子,老母鸡就被拎走了,留下一只孤零零的鸡窝,天井里总算没有出现血淋淋的屠杀场面。这以后好几天,心里空落落的,脑子里经常浮现出老母鸡那只眨巴眨巴和我对视的眼睛。每次经过走廊里那扇窗子,心里都会隐隐地升起一线希翼,期待着自己的眼角里会突然出现一只名叫“阿花”的老母鸡,一只回了家的、被饶了一条命的老母鸡。
又在天井地上拾得芦花鸡毛一根,在写字桌上的笔筒里,一直插到大学毕业。
谢谢南岛,公鸡太闹 :)
以前上海梧桐树上的刺毛虫很多的 ... 谢谢迩东关注。
看来怕虫的人还真不少,我还认识一个男的怕毛毛虫 :)
我们这不让养。看到人家养鸡吃鸡蛋,好羡慕呢!
我小时候养过鸡,最高兴的就是鸡生蛋,小小的,玲珑可爱,每次能收好多呢。
我有个亲戚也养鸡,有新鲜鸡蛋吃。让你女儿养吧,只要她答应打扫鸡屋。
年历片好像到80年代还发行呢。
太好了,have fun :)
"每次看到舞龙灯,都会想到天井里的蚂蚁扛毛豆虫。"
哈哈哈,这个周末我们中文学校要 有蚂蚁扛毛豆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