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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14日，正在新加坡访问的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与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共同为坐落在新加坡河畔的邓小平纪念碑揭幕。纪念碑的背面，写着邓小平的一句名言：“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话得到新加坡政府的认同乃至激赏。就在2011年年初，新加坡出版了《李光耀：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一书。
治国防贪都讲硬道理 管用可行重于好听好看
硬道理是相对于大道理而言。一般来说，大道理强调原则，硬道理注重实效。当问及新加坡各种政策背后的哲学时，李光耀说：“你可以说这是务实或实际，但是它行得通。对于任何理论或建议，我只问同一件事，就是行不行得通？我们是要解决问题，我不在乎理论漂不漂亮、优雅不优雅。如果没有用，就换别的来做。” 硬道理就是管用、行得通的道理。
一种制度、一项政策不是因为好才可行，而是因为可行才好。李光耀认为，现实世界通行的规则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这一点也不美好，但这就是事实，无法改变，只能面对。要能在这个现实世界的现行规则中生存下去，活得不赖，就必须“脚踏实地，找到一个行得通的办法”。因此，李光耀说，新加坡是一只虾米，但必须是一只有毒的虾米，才能免于被侵略，不受欺负。这里，有毒并不美好，但是管用、可行。这正是硬道理的特质。
在防治贪腐上讲求硬道理，就是要避免片面追求那些好看、好听但不管用、不可行的道理。不夹带任何一点点私心的圣人是好的，但现实中很难有人做得到，所以，新加坡政府并不要求官员去做圣人，但要求官员必须是君子。君子可以爱财，但必须取之有道。管理原理中有所谓次优原则或满意原则，说的是一味追求最优反而沦为现实中的最劣，要求次优或满意，方才可行。圣人是最优，君子是次优。因为现实中没有圣人，所以，要求官员做一个君子，是一个可行的方案。
上述理念落实到防治贪腐的制度安排或政策制定上，就不能设想公务员是圣人，要求公务员拿很低的薪酬。应该承认，公务员拿很低的薪酬，或者说，领导人拿与普通民众完全一样的薪酬，看上去、说起来是好的，它体现了公务员和领导人的大公无私的公仆精神。但是，真正在现实中实行起来，其结果往往是要么优秀的人才因薪酬太低而离开公务员队伍，要么就是公务员因薪酬太低而捞取不合法钱财，从而走向贪腐。有鉴于此，公务员须有符合市场水平的足够薪酬，才能经得起诱惑的考验，这成为新加坡治贪的硬道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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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好领袖才会有好政府”：领导人政治意志是治贪关键
廉洁是好政府最为重要的特性。新加坡治贪强调的是领导人个人品质在防治贪腐上所起的重要作用。李光耀说：“反贪是一场永久的战斗，但是只要核心领导层能保持清廉，任何堕落现象还是可以受到控制，门户也会清理干净。”因此，反腐必须从政府最高领导层做起。
1994年，他在为薪金白皮书辩护演词中明确指出：“没有好人掌管政府，能不能有好政府？美国自由主义者相信可以……但亚洲经验使我得出不同的结论：要有好政府，必须有好人管理政府。我40年来观察到的是，甚至当政府制度差，只要有好人掌管，政府就会过得去，会有适当的进展。另一方面，我看到过很多理想的政府制度垮了。”
好领袖必须具备领袖特质。李光耀最重视“品性”、“品行”、“动机”、“品格”、“人格”和“意识”。李光耀所说的领袖所必须具备的“品性”，就是抵抗外来诱惑、克制不良欲望的坚强的意志。“品行”和“动机”，就是尽忠于国家和人民的献身精神。“品格”和“人格”，就是冷静、理性的果敢品质。“意识”，就是“把自己当成人民信托人的意识”，就是超越本身部族的对国家的“责任感”。
李光耀指出：“不管你的忍耐力高或低，不论你对自己该做的事有多大热情，都必须靠它才能通过不计其数的考验与试炼。” 贪腐往往与贪色相联系。身居高位、权力巨大的时候，要抵制美色的诱惑，需要坚强的意志力。曾经担任新加坡高级官员的李炯才在接受采访时说过这么一则故事：有一次，李光耀出席东南亚国家的会议。会议间隙，主办方找来了一些女孩子，陪领袖们玩一玩。当这些女孩子来到李光耀面前的时候，李光耀说：不，不能这样。便走开了。
在严格要求自己的同时，李光耀也严格要求同僚、下属。在新加坡从政，如果你在生活作风上发生问题，就一定会前途尽失。曾经有一位警察总监，就是因为生活作风发生了一点点问题，而被撤销职务，从地位显赫的官员降职为一个平民百姓。还有一位监狱总监，因为他曾“横刀夺爱”，将一位正与他人恋爱的女孩“夺”了过来，让她成为自己的妻子，于是，升任警察总监的机会就没有了。
李光耀认为，要防治腐败，就必须“下决心对付政府最高领导层里的大鱼。这是非常痛苦的，我也从亲身的经历中知道这一点”。他举例说，1975年，新加坡环境发展部前政务部长黄循文接受一名房地产发展商的招待，偕同家人免费到印尼旅行，还接受了对方所赠送的一栋价值50万元的独立式洋房。看着他被控、定罪和被判入狱四年六个月，让李光耀感到痛苦。李光耀说：“如果贪污出现在政府的最高层，问题可能变得很棘手。要清理门户，也许需要革除核心领导层里的关键成员。”但是，“我们必须自清门户，任何人都不能为我们代劳”。
李炯才尽管不赞同李光耀钳制新闻、言论自由的做法，却很肯定地说，在新加坡，只有一个人，一天到晚、每时每刻都在为新加坡打算，这个人就是李光耀。也有人说，李光耀是把新加坡看成自己的亲骨肉。李光耀自己也说，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价值是新加坡。即使他躺在棺材里，如果发现有什么不利于新加坡的人或事，也会从棺材里跳出来。当领导人将自己对于国家的责任看成比天大、比山重的时候，保持自身清廉也就成为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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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儒家思想 主张君子执政：领袖以节俭朴素为美德
1959年5月，人民行动党参加在新宪制下举行的第一次自治邦议会大选，在51个议席中赢得43席。同年6月5日，人民行动党执政，时年35岁的李光耀宣誓就任新加坡自治邦首任总理。李光耀及其同僚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决心建立廉洁有效的政府。在市政厅大厦会议室宣誓就职的时候，他们一律穿白色的衬衫和长裤，以此象征个人行为纯洁，政府作风廉洁。从此，白衣白裤就成为行动党“党服”。
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政府在李光耀的倡导下为中学生组织编写了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的一本《儒家伦理》教材。当代新儒家余英时、杜维明对该书的编写给予了详明的指导，教材中专门有《君子的含义》一课，可知新加坡政府对于君子作风的重视和崇尚。按照儒家观点，君子必须诚于内而形于外。其诚于内的诚实品质与形于外的正直行为，也是政府廉洁的保证。这里，君子的诚实是廉洁之本，君子的正直是廉洁之源。
1999年，李光耀在回答记者提出的行动党最大成就是什么的问题时指出：“最大的成就是掌握政权四十年，并保持其活力和诚实，而不是成为衰落和贪污的政党。” 李光耀很早就学习到，清廉对东南亚和亚洲国家的重要性。在上台执政后，行动党制订许多条例确保党员及政府不贪污。比如，他们不能私下接受贵重物品的馈赠，任何贵重馈赠都必须经过估价。这就向外界发出清楚的信息——行动党政府不收馈赠，当然也不收钱。李光耀认为，行动党之所以能够一次又一次获得人民投票支持，其最大实力就是不贪污。人民行动党开始贪污的那一天，就是完蛋的那一天。反对党要战胜行动党的最大困难，就是要达到和行动党同等的廉洁水平。
为政清廉是修身的重要内容。人们往往将新加坡政府的廉洁与环境的洁净相提并论。李光耀在生活上就是一丝不苟，干干净净，甚至有洁癖。他说：“我不喜欢我的桌子乱七八糟，如果不整齐，会影响我的精神。”李光耀办公室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到过李光耀办公室之后，再回自己办公室，就会有一种把那些多余的东西往外扔的冲动。
腐败往往与奢华为伴，清廉往往与俭朴为伍。尽管新加坡领导人领取高薪，但是，其最高领袖往往以节俭朴素为美德。李光耀担任总理期间出访印尼，订的是一个单人房。新加坡总理外出访问没有专机，都是乘坐普通民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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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色往往是贪污诱因 抵制色诱有赖于建立良好夫妻关系
这里，立（建立良好夫妻关系）是破（破除色相诱惑）的前提，破是立的结果。立字当头，破在其中。实际上，建立良好夫妻关系，是齐家的题中应有之意，也往往成为公职人员能否做到洁身自好的前提。
李光耀的妻子柯玉芝曾是新加坡名校莱佛士书院唯一的女生，后来获得女皇奖学金前往英国剑桥大学格顿学院深造，成为亚洲首名考获剑桥大学法律系一等荣誉学位的女生。在莱佛士书院读书期间，李光耀和柯玉芝是同学，也是学习成绩的相互竞争者。李光耀的数学成绩一般名列第一，但英文和经济的成绩却要让位于班里唯一的女生柯玉芝，屈居第二。不过，到后来，李光耀却从是她的竞争者变成是她的追求者。
婚后，柯玉芝除了发展自己的事业，同时也无微不至地照顾丈夫和孩子，给李光耀筑造一个温暖的家。李光耀夫妇恩爱情深，传为美谈。李光耀一生从政，树敌不少，政敌形容他刻薄无情。但是，铁汉柔情，李光耀对妻子的深情，却是一则令人动容的故事。
柯玉芝曾于2003年首度中风。中风之前，柯玉芝的生活总是围绕着李光耀转。中风后，李光耀的生活就转变成围绕着夫人转。虽然还在内阁，但他总根据夫人的需要调整工作安排。李光耀是传统土生华人家庭里的宝贝长子，婚前连打一个半熟的鸡蛋都不会，婚后也一直由妻子照顾他的起居饮食。可是，当妻子中风之后，李光耀却马上从一个“大男人”变成一位最深情的丈夫。他会敦促妻子游泳锻炼，督促她每天吃药，还一天为她测量多次血压。即便后来找到了一位医生，可用腕式血压计为柯玉芝测量血压，但夫人柯玉芝却对医生说：“我还是喜欢老公为我量。”
2008年，柯玉芝再度中风，并从此长卧不起。原先，李光耀夫妇很少在公开场合表露爱慕之情，但妻子二度中风后，李光耀便经常亲吻妻子的额头，给予慰藉。无论工作多忙，李光耀每晚回家后，都会抽出两个小时时间和妻子“说话”。虽然她无法动弹或讲话，但李光耀说：“我跟她讲话时她是知道的，我每晚都这么做。她会为了我保持清醒。我告诉她我今天做了些什么，念她最喜欢的诗。”
2010年10月2日，柯玉芝去世，并于6日在万礼火化场举行了私人葬礼。在最后送别的一刻，李光耀手中拿着一朵深红色玫瑰，在爱妻生前最爱的巴哈乐曲伴奏下，徐徐走向夫人的灵柩。他将红玫瑰放入棺中，凝视着爱妻的遗容，然后，悲伤地将右手贴在自己的嘴唇，又用它轻抚她的脸颊和额头，对爱妻进行吻别。接着，他再将右手指贴在自己的嘴唇，对夫人作第二次吻别。
李光耀称妻子是自己的至爱，并说她是自己“力量的源泉”。为了表示对妻子的深爱和感谢，李光耀曾送给她一枚金坠，一面刻着“贤妻良母”，另一面刻着“贤能内助”。柯玉芝去世后的几天，新加坡电台重播多年前李光耀的一次演讲。他在演讲中说：“西方文化中的思想，是娶你所爱的人，而东方文化的观念，是爱你所娶的人。”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西方人长期以来崇尚自由恋爱，娶的是自己所爱；东方人早年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后才认识彼此，所以，这才有“爱你所娶的人”的说法。不过，人们普遍认为，李光耀夫妇是东西合璧，做到了“娶你所爱的人、爱你所娶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