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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佛学源流略讲》--04--部派佛学(中)--吕澂

(2018-04-12 05:36:06) 下一个

 

《印度佛学源流略讲》--04--部派佛学(中)--吕澂

 

第二讲

 

 

部派佛学

 

(公元前370—公元150年)

 

 

 

第三节 

说一切有部系学说的要点

 

    说一切有思想的来源----从阿毗达磨师到部派的形成-----三藏编纂----旧师说----譬喻师的前驱者那先比丘----贵霜王朝下的地方派别----西方师法胜、胁尊者、世友等四家僧护等----迦湿弥罗师迦旃延尼子及其弟子等----有部主要学说与上座系的对立----五事的区分----说有与说因----三世实有的四家解释----禅数学的组织对于后来学说的影响

 

    所谓说一切有,是因为他们认为一切法皆有其自性,是一种实在的有,而不是由一些其它材料混合起来的假有。这种思想怎样产生的?我们可以从其形成部派后在《识身足论》中对自己主张的解释,看出他们思想的渊源来。这种思想,基本上是由于他们对人我(补特伽罗)的否定而来。因为没有人我,那就只能有五蕴了。佛家通常讲的人我,即由五蕴组合而成。每一种蕴都是集合体(蕴即聚意),这里就包含着过去有、现在有、未来有的意思。如以色蕴说,就包含过去色、现在色、未来色。所以从而可以看出五蕴的成分是实在有。不过说现在有,这是常识所承认的,至于过去、未来也是有,则不是一切派别都承认的。而说一切有部却从否认人我出发,承认五蕴,因五蕴包含三世有,最后必然走到承认一切法有的地步。一切有思想的构成过程,就是如此。《异部宗轮论》在谈到一切有主张时,一上来就说:“一切有部本宗同义者……过去未来,体亦实有”,可见这是此派学说的重要特点。

   

这种主张,佛说的经、律中并无明文可寻,而是从阿毗达磨的解释推论出来的。其初,有特别提倡阿毗达磨的阿毗达磨师,其后渐渐扩大构成为一个派别,这就是一切有部。此派的构成还是在反对化地不承认过去、未来法有的争辩中形成的。成立的时间难以确定,不过可以断定这种思想出现得比较早。在阿育王时代,目连子帝须结集时,这一派的思想就有了酝酿;后来派遣上座到各地宣教,派遣到西北印度去的几家,大概具有这类思想的人较多,后来终于在那一带形成了说一切有派。时间大约从阿育王到孔雀王朝覆灭(公元前250--前185年)不到一百年的当中。

    这一部成立之后便有了自己的三藏,当然三藏的组成也是经过一个时期的。据后来该部律文--《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三十九)的记载,佛灭后第一次结集(五百结集)时,就形成了自已的三藏。经也是四阿含,但次第与别部有异,是将《相应》视为根本经典,置于首位。《相应》阿含的结构是四分十诵。(诵,因结集是会诵形式,一回诵出的为一诵。相应是十回诵出的,所以有十诵。)其他三种阿含也是这些内容,不过再按各篇长短和法数关系另外编排一番而已。律,体裁也是十诵,名《十诵律》。可详分为八十个小段落(八十部)。论,是讲种种法的,名为“法蕴”,是一些佛说阿毗达磨性质的经,共计二十种,构成一部法蕴。

   

关于此派三藏的汉文译本情况是:汉译的《杂阿含》就相当于《相应阿含经》。这一点前人是不清楚的,经过我们的研究才弄明白。《瑜伽师地论》后面十四卷(即八十五--九十八卷)就保存了《杂阿含》的本母(本母是说可以依据发挥的要旨)。我们即根据它对《杂阿含》进行了整理,断定汉译《杂阿含》就是根本说一切有部的《相应阿含》。他们的《长》和《增一》阿含,没有汉译。《中阿含》我国有翻译,这是近来由日本学者从西藏寂住天的《俱舍论注》中发现的。寂住天注有一个特点,他把《俱舍论》中所引的经典出处都指了出来,特别对于引用《中阿含》处,指示尤为详细。《中阿含》全部组织一般是每十经为一摄颂的体裁(即每十经有一个颂,把它归为一类),寂住天的注,把引文在第几摄颂,第几篇都指出来了,这样,找起来就容易多了。经过查对可以看出,《俱舍论》所引用的就是汉译的《中阿含》。《倶舍论》既然是属于一切有部的,这就证明汉译《中阿含》也是属于一切有部的了。律的部分,我国也有译本。姚秦译的《十诵律》,是个略本。说一切有部律有两种流行本,一是在罽宾流传的略本,一是在摩偷罗流传的广本。所谓略本,即是略去了广本中的因缘、譬喻、本生,姚秦译的就是略本。其后唐义净专门去印度寻律,带回的律中即有它的广本,他翻译的题名是《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当时此律在印度甚为流行,可惜现存本已不完全,前面几部分都有,后面关于二十七事的部分残缺了。论,即是玄奘译的《法蕴足论》。论中解释的法蕴各经,共二十经,内容完全。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说一切有部的三藏与别部的都不同。在汉译中,经律论各部分都有些。梵文则除律尚有残本外,别的全没有了。

    一切有部的学说是逐渐发展、完善的。一开始的议论,后世称为“旧阿毗达磨师说”。在《大毗婆沙论》中还保存了旧师说的片断。例如解释四谛(可看做旧师说的主要部分)就有这样不同的说法,他们是用五取蕴来解释的,认为克实八苦的根本,就是五取蕴。它所指的五取蕴,不是一般的五蕴,而是具备有漏、染污性质的取蕴。为什么会成为有漏?其原因在烦恼,这就成功为集谛。集谛要灭,如何灭呢?就需要智慧。由智慧彻底认识苦因,得到断灭,佛家术语叫“彼择灭”(“彼”,苦因;“择”,抉择、认识;“灭”,断灭)。这是积极的对治办法,成功为灭谛。对有漏因的择灭,要做许多功夫,这就是道谛。道谛也就是一切有学、无学阶段所应修习的道的综合。

   

根据以上的叙述看,一切有部初期(旧师说)的学说,还是粗而不精的泛泛之谈。后来逐渐发展,就日趋深刻、细密了。其著名人物有那先比丘(译为“龙军”),传说他与当时西北印度的弥兰陀王(是孔雀王朝灭亡后,由希腊人统治的国家)有过问答,并感化弥兰陀信仰佛教,甚至还讲弥兰陀舍弃王位而出家了。一番感化的说法留下的记载,即汉译《那先比丘经》(有两卷本、三卷本两种译本)。在南方上座的巴利文典籍中也有一种《弥兰陀王问经》,内容较汉译多,共七卷,是经过后人补充的。南方很重视它,缅甸将其编在《杂部》里,视为与佛说有相等的价值。从汉译本看,那先是有部的。他与弥兰陀王的问答完全是用的比喻形式,甚似后来的譬喻师,可以称为譬喻师的先驱者。这一时期,有部学说比较旧师说不论内容或形式都精细多了。那先说的主要内容是阐明无我,但也讲到有轮回,还讲到佛涅槃后的情形。从那先与弥兰陀王问答的内容看,是当时一般人对佛教理论不了解的问题,借弥兰陀王的发问提了出来,那先代表佛家用比喻形式作了解答。如轮回就是当时的一个问题,轮回怎样从此身过渡到彼身?那先用“如火传薪”,给予解答。如有两支蜡烛,甲烛燃烧将尽传火给乙烛,乙烛则继续燃烧。人的轮回从此身过渡到彼身,情同于此。对于轮回的主体就像火一样,既不能说此火即是前火,也不能说与前火无关。又如业力不失,当时也提出了问题,那先即以“如种有果”来回答。种果人种的是种子,而收获的是果子,如果偷窃树上的果子算不算犯法呢?能否说偷果非偷种,你种的是种子,我摘的是果子呢?当然不能。业力不失即如由种子终于得果实一样。可见那先的议论已不似旧师那样泛泛而谈了。

    西北印度有较长时期处在希腊人的统治之下,佛教传入到这些国家,按理说,希腊思想与佛教思想是会互相影响的。从《那先比丘经》中可以看出佛教思想对希腊思想的影响,而希腊思想对佛教有过哪些影响?具体情况如何?这都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那先比丘经》就是提供我们研究的一种好材料。

   

公元第一世纪,贵霜王朝势力侵入西北印度,后来定都健陀罗。该王朝第一代,据中国历史文献记载,名“丘就却”,信仰佛教。第二代名“阎膏珍”,信仰婆罗门。第三代迦腻色迦王,也信仰佛教。两代信佛的国王,都是支持有部的,因而有部势力得到极大的发展。健陀罗一带是重点的发展区,此外,凡贵霜王朝势力所及之处,如迦湿弥罗等,有部学说也广为流行。这样,有部就逐渐地形成为一个地方派别了,又因为内部主张分歧,复分裂为迦湿弥罗师(东方师)和健陀罗师(西方师)。双方人数都多,议论各不相同。

    西方师第一代的代表人是法胜,年代约在贵霜王朝的初期。他的观点集中地表现在根据最古的佛说毗昙经所作的《阿毗昙心论》(有汉译)中。其范围超过了说一切有部的所谓法蕴,因为从最古毗昙来看,法蕴只是九分中之一分而已。《阿毗昙心论》的规模大,相当法蕴的九倍。法胜之后有胁尊者,年代约较迦王稍前一点,著作有《四阿含论》(即《四阿含优波提舍》,中国未译)。其后是世友,著有《五事论》、《问论》,两书都编入品类论内,即玄奘所译《品类足论》。他还著有释经的一般毗昙,叫《解经论》,汉译题名《婆须蜜所集论》(婆须蜜即世友)。世友的著作相当多,汉译还有一部《异部宗轮论》。他的年代,传说不一,有人认为《品类足论》、《婆须蜜所集论》、《异部宗轮论》的作者不是一个人,只是同名而巳。现在看来,可能还是一个人。玄奘说他与迦王同时,实际上怕要早一点。与世友同时的还有一位法救,被称为“大德”,也有阿毗达磨的著述,不过书名已不详,有的称它为《法救论》。现在所传有部所用的《法句经》,就是经他改订过的。还有一位妙音,曾著《生智论》,汉译中有名《甘露味毗昙论》的,是否即其书,现在还不清楚。最后一家名“觉天”,他的著作不清楚。这四家--世友、法救、妙音、觉天,从后来的《毗婆沙论》看,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故有“四评家”之称(即在许多议论中,四家之说可作权衡的准则)。他们的时代,大致相同。另外,还有一家僧伽罗刹(众护),传说为迦王国师,汉译有他的《僧伽罗刹所集经》,内容偏于佛的行事,如将佛一生四十五年的安居地点作了记载等,对佛史的研究,颇有参考价值。

   

东方师中最主要的代表是迦旃延尼子,是迦王前一百年的人。他著作的《发智论》,将经中所有要义用种种阿毗达磨形式加以解释,有释文义的,有分别法门的,有抉择性相的,也有破除异说的,内容充实,是各种阿毗达磨中最为详细的。全书分八蕴:杂、法、智、业、大种、根、定、见。把阿含中内容相同的,编排合并,成此八类。汉译初名《八犍度论》,后玄奘改名《发智论》。当时印度人信仰此论的很多,迦旃延尼子的门人对论又详为注释,成为《鞞婆沙》(广说之意)。门人名字传下来的较少,汉译传说有三家:一是达悉,其说极繁;二是鞞罗尼,其说过简;三是尸陀盘尼,只有他的分量适中,汉译名《十四卷鞞婆沙》,流行很广。迦湿弥罗一带,有部势力特别是迦旃延尼子徒众的势力,相当强大,他们为了排斥异己,想编辑一种超出众家之上的经典,于是以《发智论》为根本,引用六部论作补充,称为“六足论”。同时也采取各家之言(如西方师胁尊者等说,其中也包括对他们的批评),最后编成了《大毗婆沙论》,取得代表有部学说的地位。关于此书的编纂,产生了种种传说,有说编书是在迦王特别支持下召集五百罗汉进行的;有说是以胁尊者发起,世友为上座编辑的;还有说文章是马鸣写的。后来传说更加扩大,说不止编辑了此书,还编辑了三藏,并说此次编辑是佛涅槃后的第三次结集(王舍城五百人结集是第一次,吠舍离七百人结集是第二次)。如果把阿育王时帝须的结集箅进去,这次应是第四次了。但是北方没有提到阿育王时的第三次结集,如同南方没有提到迦王时的这次结集一样。不过应注意的是,北方是推崇迦王的,所以他们传说的第三次结集也是不可信的。总之,种种传说都是为了提高自宗地位加以编造的。

    说一切有部实际是从上座系化地部分出的,所以其重要学说,都与化地不同,几乎各方面都是对立的。这从《异部宗轮论》所列举的五十余条两家歧义和《成实论》所概括的十个论点对照上,都可以看出。这些对立的产生,有些是与理论有内在联系的,有些就恐怕只是故意立异了。

    在对立意见中,值得注意的是心性净不净的问题,烦恼的随眠、缠是否与心相应的问题。

   

有部不主张心性本净,对随眠和缠也不像上座部那样用现行和习气来区分,认为两者都是烦恼,只是由于表现不同,给予缠和随眠的异名。据他们解释,随眠是跟着有情转的,而且是一向跟着,密不可分,有随缚之义,并无现行、习气之分。他们指出,有七种带根本性的烦恼叫“七随眠”,即欲贪、瞋、有贪、慢、无明、见、疑。既然随眠是烦恼,经常有的,所以与心相应,也是一类心所。这就说明心是杂染的而非本净的。心性既然不是本净的,又何以得到解脱呢?原来他们把心区分为杂染心、离染心两种,去掉杂染心,实现离染心就得到解脱。

    此外,两派也有些共同性的理论,例如,说一切有部将一切法最后归为“名”“色”两大类,“名”是五蕴中除去色蕴的其他四蕴,即相当于上座系所讲“心”的部分。关于“名”与“色”的关系,也和上座系一样是以“名”(心)为出发点,如说色是所见,声是所闻等等。其次,讲到有为法时,他们和上座系同是刹那灭者,认为有为诸法都是刹那生灭的。

    说一切有部对一切法的分析是有发展的,但不是向细微分析方面发展,而是综合散见于各种经典中的零星说法予以系统化。这项工作世友完成得尤为出色,可以作为有部的代表。他在《品类足论》里,把佛所有的说法归为“五事”(事指法类。论的第一品即为《五事品》,是一个独立性的篇章):(一)色法,(二)心法,(三)心所有法(即相应行),(四)心不相应行,(五)无为法。每一类法中,他又列举了可以作为基本的、具有自性的法(基本单位)。这种包括在五大类中的各基本法,是可以构成其他的复合法的,例如:(一)在色法有四大种(地、水、火、风)和四大种所造色(眼、耳、鼻、舌、身、色、声、香、味、触、无表色)共计十五种;(二)心法六种,即六识;(三)心所法,去掉重复的,可归结为二十七种;(四)不相应行法有十六种;(五)无为法三种。总计六十七种。这五事六十七分法,后来的人多少有些变动,但规模是这时定下来的。

    

所谓说一切有,就是说这五类六十七法有其自性,并还进一层说,这些法是相待、相依以缘起的形式而存在的,也就是说是互为因果、处在因果联系之中的。如A法为B法之因,A法即以因的性质出现,这种因是实在的;如A法为B法之果,A法以果的性质出现,这种果也是实在的。总之,有部不仅认为一切法实在,而且因也实在,所以它还有个标志这一显著特点的名字:“说因部”。其他部也说因,但确定因的实在,对因有所分析,实为有部的特色。南方的《法聚论》讲二十四缘,北方的《舍利弗毗罢》讲十缘,都讲得头绪纷繁,相当芜杂,有部却把它简化了,只列举了南北两论中的前四种,即因缘、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四种中还有重点,“因缘”是其中起主要作用的,可以谓之“因中之因”。他们对因缘详加分析,连同其他为缘之因,构成六因说:(一)相应因。各种认识,都是依赖心和心所的合作才能实现。它们要同时生起,同一所依(根),同一所缘(境),同一行相(分别),这样的四事等同了,更互相望,便有相应而存在的意思。(二)俱有因。凡是同时而起的种种法,对于生果有着同一作用的,像心与心所,随心而转的身业,语业或不相应行,还有并起的四大种,彼此相望,都属此类。(三)同类因。这是关涉异时因果的。如过去的善性法,对未来或现在同一界系的善性法,现在的善性法,对未来的善性法;又三世不善法的相对(无界系限制)、无记性的相对,都是此因。这还可以远推到过去之望过去,未来之望未来,凡前生的善等法望后生的善等法,也有同类因义。(四)遍行因。这是从不善法的同类因中区别出来的,指的是一些烦恼法带有普遍生起后果染法的因性而言。(五)异熟因。这是从得果的性质来区别的,和以上两种都不同,所指的是善不善性、有漏心心所法,并包括随心转的色和不相应,对于所感召后世无漏无记性的色、心、不相应行(命根、众同分)种种果法说的。另外,身语业法、无想定、灭尽定等不相应行法,能生异熟果的,也属于此。以上五种,概括了亲能生果的一切因缘。(六)能作因。这只有帮助的作用,或者消极地不相障碍而有利于果法生起的,如等无间、所缘、增上这三类的疏缘。它的范围最宽泛,可说除了法体本身外,所余的法都有成为此因的资格。

    关于六因的学说,是有部的一个创作。其他部派不但没有此说,就连名目也没有。这一学说渊源是哪儿来的呢?据有部自已讲,是从综合佛经中各种不同说法总结出来的。在六因中,很明显地看出有部特别注意心法,如将相应因放在第一位,讲心与心所和其他法的相应。又六因中的前五种,可以包括一切因缘,后一种,就概括了四缘中的后三缘。由于有部一方面讲四缘,另方面更注意对因的分析,因而使因缘的学说更加完备了。他们之所以获得“说因部”的称号,是不为无因的。

    上面是从法的因果联系上看的。另外,从法的时间方面来说,有部是主张三世实有的。他们论证这一问题时,采用体用分别的方法,认为法体是三世俱存的,法用则是现在才有。无体即无用。没有过去的体,就没有现在的法,更没有现在的用。现在是过去的继承,同样,未来又是现在的延续。这种说法与他们的刹那灭理论是有联系的。在他们的不相应行法中有“得”(成就)与“非得”(不成就)二法,认为“得”是实在的。凡法与“得”联系起来,则过去未来都有,反之,“非得”则只现在有,过未均无。

   

对于三世的区分,有部各家还有不同的议论,具有代表性的是四大家。(一)法救,主张按类分。过、现、未的法体是一,只是类不同而已。如金子制为饰物或器皿,就赋予它以杯、环等不同名字,实际上都是金子。(二)妙音,主张以相分。过、现、未的法体是一,相则不同,体与相结合,就可确定它属于哪一世的。(三)世友,主张以位分。三世的位置不同,遂有过、现、未的区别。如箅术的筹码是一(1、 2、 3),但放进的位不同(个、十、百)就有了不同的意义。(四)觉天,主张按待分。待是相望、相待的意思,三世只是相望不同(如现在望过去为现在等),法体是一。如一个女人,相望于父母是女儿,相望于子女又是母亲。这四种说法,经过后人的评定,认为只有世友的主张最合理,一方面既说明了法体只有一个,同时又说明了由于位置不同而三世有别。因此,最后统一地取用其说。对其他三说的批评是:以类而分,与数论派的转变说相混淆,被认为是不纯;以待而分,说明一个事物具有双重身份,显然是混杂的;以相而分,也会陷于混乱,一法不变,但可以与各种相相联系。所以,有部的所谓三世实有,就是指一法三位而言。

    世友之说被作为定论,是和他在有部的威信高有一定关系。他的威信高,与他所著《品类足论》在有部被当作经典性的著作来看待有关。佛家真正的阿毗达磨,应是佛说的九分毗昙,但有部只以法蕴一分为根本,自然感到不足,但是要表示本部的特殊(认为法蕴才是他们自己的),又不肯采纳九分之说。世友的书把九分重新组织,材料全包括进去了,具有九分之实际内容而无九分之名目,弥补了这一缺陷,遂成为有部基本的阿毗达磨。后人取它补充《发智论》,称之为“足”,而且是重要的一足。这是世友之所以受到重视的原因。因此,有人说他是将来定要成佛的菩萨,还说《大毗婆沙》的结集是他主持的等等,都反映他在有部的地位和威信是很高的。

   

有部的学说,基本上是从阿毗达磨发展而来,阿毗达磨注重思辨、分析,所以在有部的实践中也带有偏重知解的倾向。原来上座系重视禅定的传统,有部就未能全部接受。他们也不废禅定,而是在阿毗达磨的基础上运用禅定。中国翻译家传说有所谓“禅数学”的,“数”即是阿毗达磨(阿毗达磨译为“对法”,有时也称“数法”,即用种种法门数数加以分别之意)。“禅数学”就是一面讲禅,一面讲数。这一学说在中国得到了发展,并对中国佛学有相当的影响。例如,中国自有正式翻译起,安世高所译佛典,就重点介绍了禅数学。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众护(僧伽罗刹)的《修行道地经》。它是以观察五蕴的阿毗达磨说为禅定的基本内容,并就同类禅定区分为三乘(声闻、缘觉、菩萨)高低不同的阶段。“道地”,就是修道的层次。众护此书有其代表性,所以到西晋竺法护手里又重译一次。重译的是七卷的广本。继姚秦之后罗什又译出了《坐禅三昧经》。此书是罗什把西方佛学者特别是有部各家禅要著作加以编辑而成的,其中包括童受、世友、众护、众军、近护、胁尊者、马鸣等有部各大德的说法。与此同时,觉贤也译了《达磨多罗禅经》(觉贤是禅师,有师承,罗什则凭自己所知加以辑述)。禅经的作者有两家,一是达磨多罗(法救),一是佛大先(觉军)。而现存禅经却只有佛大先的,达磨禅法或者后来已成秘传之故而不公开了。中国的禅宗即曾借重达磨多罗作为他们的初祖。从上述事实看,有部有这样一些重视坐禅的人,并且传译至中国而得到了发展。

 

    最后略谈有部学对于后来的影响。有部的保守思想很浓,坚持一往之谈,一边倒,非常顽固。上座系各派还有通融灵活之处,如《异部宗轮论》所记,上座说法常与大众相同,有的竟融而为一了。其他派系,主张也不是始终一致的。唯独有部,保守到底。所谓一切有,实质与上座学说一样,都可归结为唯心的二元论。同时,他们所说的一切有,不是指人类宇宙的一切事物,只是如后来他们在《品类足论》中所肯定的五事六十七法的范围。他们根据什么来肯定这些法呢?就是从他们的实践出发的。在实践上,他们感到应该建立的,就说成实在的,应该肯定的。在这种基础上建立的理论发展到最后,一方面,变成了经院哲学,只对佛说作种种证明,证明其实在;另方面,又把这些法的实在性仅仅看成是概念的东西,真实的实在倒无足轻重,概念的实在才是唯一的实在。这就很像西方经院哲学中的唯实论了。有部后来构成了印度佛家四大宗之一的婆沙宗,具有很大的势力,同时并促成了它的反对者中观宗的建立。中观宗就是反对婆沙这种对概念实在的极端论而形成的。中观宗后来得到极大的发展,可说与婆沙宗的议论走向极端有关。所以说,有部学说,无论正面或反面的影响都是大的。关于有部的材料保存下来的很多,有进行研究的余地。

 

参考资料:

1、吕澂:《略述有部学》(见附录)。

2、吕澂:《阿毗达磨泛论》(见附录)。

3、《异部宗轮论》,卷下,有部宗义部分。

4、《出三藏记集》,卷十,经序中有关部分。

5、吕澂:《印度佛教史略》,本篇下,第1章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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