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奇冤

  千古奇冤, 事国尽瘁. 同室抄戈, 亲痛仇快!

 

1951年2月18日(农历正月十三日) 中央人民政府”惩治反革命条例”颁布的前三天, 也就是我母亲约同柳亚子先生同去宋庆龄女士处求保的前三天 (2月21日,农历正月十六日) 我的父亲被枪杀了.

“中国人民惩治反革命条例”是在我父亲被枪杀后的第二天即1951年2月20日下午三时, 中央人民政府举行会议, 讨论并且通过了”惩反条例”, 第三天(1951年2月21日)才登报公布于众的. 现将蓄谋已久而又迫不及待地处决身陷囹圄的我的父亲,并在半年前使其失踪的惨案申诉如下:

1951年2月19日,”光明日报”所载枪杀我父的判决词曰; 匪国防部首要特务邢事国, 曾任匪第五十八军少将军参谋长, 匪国防部二厅一处副处长等要职.1944年邢匪充任匪军令部专任研究员时,曾与”中统”匪首叶秀峰组织”西北考察团”, 蘬集情报,全部密报匪首戴笠.1947年后,邢匪充任匪国防部二厅二处少将副处长后,负责领导边疆特务工作.1950年7月潜来北京,继续特务活动,被捕后坚不供认罪行.

我的父亲是一名国民党将领,中苏边疆专家, 蒙古,新疆专任研究员.他是为了中华民族的疆土, 为了新中国,决心跟共产党走而起义, 投诚的.

我的父亲邢事国,原名邢文铸,1907年生,早年入”东北讲武堂”,又于1938年毕业于"陆军大学”第十四期,任国民党第五十八军少将军参谋长.

1941年在桂林参谋学校当教官. 1944年后任军令部二厅边疆处少将副处长(该处无正处长). 1945年到1947年,  家父曾用外交部驻苏联新西伯利亚副领事的身份去苏联考察并研究中苏边疆.

我父亲是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将领,由于在机关故不像军队率部起义那样明显与重视,而他所搞的中苏边疆工作却又导致了他受害而死!

关于我父爱国与投诚起义这一事实,可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兵团史一鸣(音)处询问,可查阅当时的登记资料.当时我父亲曾写过三份劝他人起义的信件.

当国民党国防医学院撤退时,我的伯父邢文镕(国防医学院上校军医官)曾留德十一年,赴美考察一年的药理学专家,携带家属准备去台湾,特地向坚定不移跟共产党走的我的父亲告别,我父劝他留下跟共产党走,深信有一技之长者都会有光明的前途.伯父接受了父亲的劝告, 终于留在了大陆. 解放初任东南医学院,后任安徽医学院二级教授.

二.我父亲起义投诚后一直光明正大, 从无隐瞒历史.因为无愧于祖国与民族, 与共产党也从无冲突.报上所载”西北考察团”乃是”国父计划实业团”,是致力于祖国建设并开发西北边疆,家母曾参阅过其笔记.如果是到解放区去搜集情报, 搞武装破坏的话,那么他才是有罪于共产党的.然而, 即使他历史上有罪,共产党的政策也是”既往不咎”的啊! 当家父从苏联回国后,正值东北战场开战前夕,东北要塞司令刘一峰中将邀我父当副司令,对付共产党.我父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而拒绝参战.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厅长郑介民劝我父同去台湾时,我父以”台湾没有什么边疆好研究”也拒绝了去台湾.

三.1945—1947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对我中华民族的威胁将来自苏联.为了防御沙皇主义者的侵犯, 为了划分中苏未定边界, 我父用外交部驻苏联新西伯利亚副领事的身份去工作了两年. 解放后在”新中国服从于苏联的外交政策”的形势下, 在”反苏就是反共”的时代精神下, 把我父”潜去苏联”为中华民族搞边疆领土工作视为”反苏”而罪不容赦地加以杀害, 而至关重要的1945—1947”潜去苏联”的一段历史报上却只字不提, 岂不欲盖弥彰?

四. 在”中苏一家”, 不分彼此,亦无边疆领土可言的时代, 中苏边疆专家非但英雄无用武之地, 反而惨遭戕害!

1950年7月, 我父光明正大地前往北京, 是应外祖父信邀前去接洽任俄语教师之职, 且算为”中苏友好”作些事吧. 我母亲劝其不要去, 因为最小的孩子八月份将要生养(我的生日是1950年8月17日)在家可以照顾照顾. 我父亲说”谋职之事无论成功与否, 一个月总要回来的”. 另外他又说”我去领通行证, 领得到则去, 领不到则罢”. 他是领了通行证去北京的, 住在我外祖父吴省三宅, 从无隐名埋姓, 而且均按当时的手续, 本人去申报户口与注销户口的, 派出所在他报户口时收留了他的通行证, 并关照他”离京时取回” 何为”潜来北京”?

五. 所谓”继续特务活动, 被捕后坚不供认罪行”. 完全是”莫须有”的罪名. 一个人不是搞反革命特务活动, 他又有什么罪行可以供认的呢? 如果搞了特务活动, 那么”确凿的证据”何在? ‘坚不供认罪行”, 就是没有罪行的罪名, 纯属诬陷不实之词!

六. 谋职之事无成果, 他即返沪. 然而直到我出生后他仍未回来. 写信去北京询问, 收到回信得知他早已离京, 外祖父等四处探寻, 去公安机关报失踪并询问”是否有被捕的可能”? 公安人员答”如果捕捉人的话会通知家属的”.

以后打听到火车站, 车站工作人员记得有这么回事, “车票退了, 人被带走了”.  家人仍不停地寻找, 三个月后, 才收到我父亲从狱中寄来的”需要冬衣”的明信片. 家母曾去送过衣物, 但一次也没给接见.

日推月移, 转眼到了年底, 出于无奈, 母亲约好柳亚子先生将于正月十六去宋庆龄女士处求保, 这也是众所周知的. 然而正当求保的日子到来之际, 家父却被迫不及待地处决了. 不让决别, 自始至终不让见面正说明此案不可见人之处. 因为家父光明正大, 与祖国,民族及共产党无辜负之处, 家母才打算过了正月十五元宵节后去宋庆龄女士处. 否则, 不管他”冲喜不冲喜”, 即使是正月初一也一定要去惊挠国家领导人.

我父遇难后只得一”抬埋证”,连判决书也没有.判决词也是以后在报上看到的. 因为我父光明正大, 没有罪行, 所以才使其”失踪” 事实证明”失踪” 就是为了逼供与杀戮!

报上假借国防部二厅这个臭名昭著的特务机关为名, 以官大罪大的逻辑来蛊惑人心, 而二厅处级, 将级首脑无一人被杀, 即使他们的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 1946年6月国民党政府将军事委员会军令部, 军政部改组为国防部, 原军令部二厅与军统局的原有特务武装部分合成国防部二厅, 其时我父尚在苏联工作. 由郑介民任厅长, 专门从事收集人民解放军与解放区的军事情报和进行武装破坏活动.

我父从事的是中苏边疆工作, 实际工作上他只有与苏联针锋相对, 寸土必争的历史. 如果苏联作为解放区的话, 那我的父亲是”罪孽”深重的. 另外, 军统局的秘密核心部分则组成国防部保密局, 由毛人凤任局长, 在大陆相继解放时, 保密局曾在各地派出大批潜伏特务. 我父非保密局的人, 可见他也不会是派遣的”潜伏特务”. 他从无隐名埋姓, 又无将家小送往海外. (蒋介石对潜伏特务都做了疏散亲人去海外的工作, 使之”不成功, 便成仁”).

军统局沈醉先生来信说:”令尊大人, 过去我不相识亦无往来.” 由此可见同是二厅, 不是同样的作为. 事实上残杀共产党的罪恶勾当与家父毫不相干. 如今从口口声声的”国防部首要特务, 二厅一处, 二处少将副处长”中, 可见我父之清白.

同志们, 在推广”俄罗斯语言”的时代, (家父1935年入陆军大学选修的就是俄语. 1945—1947, 新西伯利亚领事馆请了一名俄语教师, 专职提高家父俄语水平, 由此任俄语教师是当时谋职的唯一出路)

苏联”专家,顾问” 不是为了于今为烈的侵略与领土扩张的沙皇主义侵略步骤, 能轻易杀戮”俄语人才”? 不是”全体动员, 大张旗鼓” 而是秘密地搞”镇反” 这正是”克格勃”的行径, 事实上俄国人实现了借刀杀人的阴谋!

历史上, 苏武为祖国, 为民族争气节与任何党派不相干. 我父亲是为了祖国的领土与民族的利益, 反对苏俄霸权主义的侵略与领土扩张, 抗御侵略及划分中苏边界, 应以中国与苏联”国与国”的问题来看待, 仅缩小在共产党与国民党的范畴是欠妥的, 尤其是在争取第三次”国共合作”的今天, 我们更加地感到!

这是一个有历史背景的大冤案, 当时已做过一定的掩饰. 今天政府应对既无”犯罪事实”又无”惩反条例”为准绳的,失踪后被枪杀的我的父亲的冤案予以甄别昭雪! 我深信中国共产党不是将错就错的党!

                                                                                                      邢共炎 1980,10,18 原稿(略有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