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抗日战争胜利日，有些人就会争论起是谁主导了中国抗战。以前，国共两党各不相让，都各自讲述自己的政党和军队在抗战中所起到的作用。然而，现在不同了，中国共产党方面已经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承认了国民党在抗战的正面战场所起到的作用，抗战胜利，是中国人民共同的伟大胜利！
可是有些逢共必反的人，却假借起共产党这一善意的势头，对共产党在敌后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抗战斗争大加诋毁，并要把蒋介石推崇到领导中国抗战的伟大人物的顶峰。
这显然有失公允，抗战的历史过去的还不那么久远，人们当然还能记得抗战时期，中华民国政府还是国际承认的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蒋介石是中华民国的最高领导人，然而，这个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蒋介石，他是要真心抗战吗？
我们回看中日战争的历史时间表，用历史时间来说说清楚。
九一八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安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九一八事变”开始。
9月19日上午8时，日军几乎未受到抵抗便将沈阳全城占领。东北军撤向锦州。当时，日本关东军不到两万人，中国东北军驻在东北的有16.5万人，在关内还有近十万人。东北军部队多次接受张学良不准抵抗的训令后，在日军突然袭击 面前，除小部分自发英勇抵抗外，其余均不战而退。
到1932年2月，日军侵占了东北三省，东北全境沦陷。
整个东北地方当局和国民政府对日本的进攻采取了不抵抗政策。据说蒋介石在1931年8月16日曾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这是所谓“铣电”，但这封电报的真实性至今无法证实，张学良晚年也否认有此电文。而且，张学良在其回忆录中也表示过，东北不抵抗是张本人的决定。
尽管如此，但我们要看到的是事实，以张学良的东北军是隶属民国中央政府领导下的军队，如果没有蒋介石的首肯，张学良怎能担负起失去整个东北的责任。所以可以推断，在九一八时期，蒋介石是不抗日的！
此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顶峰，使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
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立即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强烈谴责日军侵略。
9月2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提出组织东北游击抗日（后形成东北抗日联军，即抗联）。
当时蒋介石正在坐船从南京到南昌去指挥剿共的途中。
9月22日，蒋介石向全国人民宣称：“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之态度，静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蒋介石当时以“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为原则，以先消除共产党的反对势力分裂主张，再集结力量对抗日本军等外来势力 为方针。近期通过蒋介石日记的解密，根据民国史学家杨天石先生的研究，在北伐战争时期，曾在日本留学并熟知日本军力的蒋介石，就有“三月亡国”之论，认为 中日国力悬殊，一旦开战，中国沿海地区就会陷入日军之手。日军于1928年出兵济南，制造“五三惨案”，北伐军对日妥协，刻意避开日军，绕道北上，蒋在5 月3日日记中写道：“身受之耻，以五三为第一，倭寇与中华民族结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蒋在5月10日的日记里，第一次亲笔写下“不抵抗主义”，但从 此之后，蒋介石的日记均以“雪耻”开头。
由此可见以“血耻”开头的蒋介石，九一八时，他已经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他对日开战仍无信心，就算蒋介石剿灭的共产党，他能领导起中国的抗战吗？如果，他能！在九一八时，只要他奋臂高呼，全国民心比将所向。内平乱，外平寇，那才是领导整个中国的大气度，
那么中国的抗战开始的时间就该始于九一八事变的时刻。那样，日本侵华的脚步就是始于东北，停止与东北，最后灭亡与东北，不会扩大到整个中国。
塘沽协定
《塘沽协定》，是国民党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签订的丧权辱国的停战协定。1933年5月31日，中国代表同意了日方提出的停战协定草案，一字不改，正式签署了《塘沽协定》。
在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不抵抗的政策下，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中国东北，并继续向关内挑衅。宋哲元指挥的国民革命军29军奋力抵抗，但日军仍然攻破冷口、古北口（古北口是由于汉奸带领日军从山路经豁口越过长城包抄才得以攻破的）进入关内。
1933年3月，日军占领热河， 并大举进攻长城各口，中国守军将士以牺牲自己生命为代价奋起抵抗，但终因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不作为而失败。
5月31日国民党政府派熊斌与日本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至 延庆、通州、宝坻、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以上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为武装区，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同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 日军自由出入地区，从而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
唐沽协议的内容
冈村宁次首先提出停战协定草案，并说明这是关东军的最后案，一字不容更改，要求中国代表在上午11时前作允诺与否的答复，对中方代表熊斌提出的《中国军代表停战协定意见书》，弃而不顾。冈村强硬表示，中方对日方所提停战协定草案，只能回答“诺”与“否”，一切声明必须等待停战协定签字以后再行商议。双方相持到10时50分，离最后时限只有10分钟，熊斌被迫在一字不容修改的日方提案上签了字。
1933年5月30日，中、日双方在塘沽会晤，中方首席代表为参谋本部厅长熊斌，日方首席代表为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下午4时双方交换全权证书，31日上午9时半，停战谈判正式举行。
签订停战协定于下：
一、中国军队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又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二、日本军为证实第一项的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察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保护，并给予各种便利。
三、日本军如证实中国军业已遵守第一项规定时，不再越过上述中国军的撤退线继续进行追击，并自动回到大致大城一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区内的治安维持，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担任之 上述警察机关，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
五、本协定盖印后，即发生效力。
塘沽协定等于中国默认伪满洲国和日本占领热河合法，也丧失了部分华北主权。所以协定签字后，南京国民政府不敢公开，但仍然被透露并受到广泛的抨击， 最终中国方面公布时删掉第三条中的“大致”和第四条中“上述警察机关，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一句，还是受到19路军、东北军、华北军通电反对。
中共发表《为反对国民党出卖平津华北宣言》。
6月2日，南京国防会议上被指证签定这个协定是“违法擅权”，汪精卫出面“承担责任”。
中国军队在6月上旬完全撤出协定规定的防线，日军撤出第六、第八师团，但将骑兵团留驻玉田，将铃木旅团留驻密云，以“监察中国军队”。为后来发动七七事变准备了充足的力量。
我们来看看这个丧权辱国的协议签署，汪精卫出面“承担责任”。汪精卫只是民国政府的二把手，战事不是一个短暂的时间，如此重大的协议，蒋介石能一概不知吗？可见蒋介石也是默许，甚至是承认的。
不过必须看到的是，一些拥护蒋介石的人，对这个“唐沽协议”是只字不提的，可见他们也有荣辱感，也想在改变历史。可是历史上，抗战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过程。
北上抗日
在蒋介石对外敌日本不抵抗，对自己不同政见的同胞大开杀戒的同时。共产党也面临无限危机，但这个时刻的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红军坚定的政治理想。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发生的红军长征，从更广大的历 史背景来看，同样也是在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最紧迫的任务、中国面临民族危亡的情况下发生的。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主力转移到了民 族解放的最前沿，为后来的抗战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红军长征是一次高举着北上抗日旗帜的战略转移。
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中国共产党就发表宣言主张抗日，并在其后派遣杨靖宇等干部赴东北组织抗日。
1935年1月，毛泽东在遵义群众大会上曾亲自宣讲北上抗日的主张及其意义。
1935年6月，日本侵占华北地区。同月，在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的两河口会议上，党中央确立了北上抗日、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主张抗日。
11月28日，又在以苏维埃政府和军委名义发表的《抗日救国宣言》中，提出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12月，党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在瓦窑堡会议上，中央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提出了“猛烈扩大红军”“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
此后，中央逐步调整政策，首先积极争取东北军、西北军，在西北首先形成了联合的抗日局面。在“西安事变”前3个月，党中央发表《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标志着共产党已由“抗日反蒋”转变到了“逼蒋抗日”。
通过这段历史，我们看得出共产党在自己生死都无法确定的时刻，他们选择出了自己最符合中华历史发展的决策和方针。这是，蒋介石不能做到的，而蒋介石还在剿共。
从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撤出了东北，退入山海关内。1933年1月1日，榆关抗战爆发。同年1月3日，山海关失守。1933年2月21日，热河抗战爆发。同年3月4日，承德失守，热河抗战失败。张学良引咎辞职，出国考察。
1936年6月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尤其是兵不血刃，便使当时叛逆性最强、实力最大而位居国内半独立的诸省之首——粤桂湘三省伏首听命），蒋介石便将预备征讨两广的中央师悉数北调，用来剿共，并准备将张学良的部队调离。
东北军剿共屡次失败
1935年9月20日，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
蒋介石与张学良
1935年10月1日，东北军在劳山战役中，王以哲的67军110师2个团和师部被歼，师长何力中战死，团长裴焕彩被俘。
1935年10月29日，东北军在榆林桥战役中，107师和619团全部被歼，团长高福源被俘。
1935年11月22日，东北军在直罗镇战役中，红军仅以800多人的伤亡就杀、伤、俘6000多东北军精锐109师的士兵。
张学良部队的战局失利以及后来面对共产党的停战对峙，导致蒋介石亲自前往西安督战。
张学良部队的战局失利以及后来面对共产党的停战对峙，导致蒋介石亲自前往西安督战。
西安事变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进剿红军。张学良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拒绝，两人大吵。
1936年10月29日，张学良飞抵洛阳为蒋介石祝寿，劝蒋联共抗日，遭蒋拒绝。蒋介石坚决拒绝其北上抗日的主张，强令其剿共，否则就把他的部队撤离到东边去。
1936年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遭蒋拒绝。
1936年12月2日，张学良飞抵洛阳见蒋，要求释放抗日救国会“七君子”。向蒋介石面报，谓其部下不稳，势难支撑，再三请求蒋委员长前往训话，蒋同意赴西安，驻华清池。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到抵西安，立即调三十万中央军嫡系部队“进剿”红军。张学良与杨虎城再次进谏，遭蒋拒绝。 蒋向张学良、杨虎城表示：要么进兵，要么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分调福建、安徽。
1936年12月7日，张学良到华清池见蒋介石，再三苦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拒绝。
1936年12月9日，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蒋中正强令张学良制止学生运动，必要时可以向学生开枪。张学良接到命令后，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东北大学学生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 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张学良向群众表示一周内以实际行动答复学生要求，如果做不到，你们其中任何人都可以“置我张学良于死地”。请愿 学生们在华清池前高唱《松花江上》一曲，感动了在场了东北军士，全场爱国情绪高昂。
当晚，张学良找到蒋介石，再次劝蒋抗日，并要求蒋放过学生，但是蒋介石怒称：“对这批学生，除了拿机关枪打以外，是没有办法的”，张听后大怒，反问道： “机关枪不打日本人反而去打爱国学生？”张蒋再次大吵，盛怒下的张学良于当晚决定兵谏。当晚张学良与杨虎城商议，决定发动兵变，命令白凤翔去捉拿蒋介石，白凤翔说“只见过照片，没见过本人，到时候乱军之中怕出错误。”
1936年12月10日，张学良带着白凤翔见到了蒋介石，蒋正在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发动第六次“围剿”计划，决定在12日宣布动员令。
1936年12月11日晚，蒋邀请张学良、杨虎城和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晚宴，席间，蒋宣布了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等换将的任命书。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共任务。
1936年12月11日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
1936年12月12日晨5时，张杨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蒋，蒋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十七路军还扣留了在西安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等人遇难。西安事变爆发。
当天，张杨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
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1936年12月12日晚间，蒋夫人请端纳到寓所，与孔祥熙共商，端纳曾为张作霖父子的谋士，与张学良交往密切，也是蒋介石的好友。
936年12月13日晨八点，宋美龄致电张学良，告知端纳拟飞西安，端纳亦同时电告张。
1936年12月16日，国民政府劝诫张学良投降无效后，要求讨伐，遂由政治委员会决议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刘峙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分别集结兵力，由东西双方同时向西安进 行压迫。空军随即展开轰炸西安近邻城市，并逐渐转向西安。张学良乃允许拘扣的蒋鼎文先返回洛阳，请国军方面暂停军事行动，避免冲突升级。
1936年12月22日，随后端纳全力周旋，宋美龄、宋子文等到西安。
1936年12月23日，双方在张学良公馆西楼二层开始正式谈判，蒋方由宋子文，西安方面由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三人出席。西安方面再次提出六条主张：1、停战，撤兵至潼关外；2、改组 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3、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4、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5、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6、与同情抗日国家 合作。
蒋没有意愿为他的承诺签订任何协议书上签字，但他口头承认了所以协议。
1936年12月25日下午，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张学良亲自陪同。当日抵洛阳。离开西安前，张留下手令，把东北军交给杨虎城指挥。
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被扣留。
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基本停止了内战，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停止了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迫使国民政府进行国共第二次合作，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的真相是，蒋介石抗战并非真心保家卫国，而是实属被逼无奈。可想之，以后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