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老上海餐馆（ZT）

五十年前，我十三岁，考入了上海商业学校烹饪班，成为了新中国有史以来招收的第一批烹饪专业学生。毕业后，我和同学们被分配到上海的很多知名饭店，有南京路上的梅陇镇酒家、珠江酒家、新雅饭店、还有德心馆、五味斋、乔家栅等。作为班上年纪最小的学生，当年还不满十七岁的我，来到了淮海路上有点历史的“鸿兴馆”菜馆，“学生意”（实习），一年后，“满师”。此后的几十年岁月中，我又先后在太平桥的大新春、八仙桥的老人和、及绿野饭店、大同酒家、远香居京菜馆，夜上海等淮海路上的老饭店从事厨师的工作，直到90年代初“停薪留职”……。回过头来再看这段经历，由于淮海路年代久远，早年曾是青帮汇杂的必争之地，解放后附近戏院、剧场众多，还毗邻上海电影局，所以不少海上闻人、文艺界演员都曾是经常光顾这些老饭店的吃客。在几十年的厨师生涯中，伴随着这条商业街上诸多老饭店的兴盛、衰败、变迁，我也记忆和见证了，一段段发生在淮海路上的老饭店与名人往事……

 　京剧名家盖叫天最爱吃的炒面

市商校毕业后，需实习一年再“满师”，我被分配到鸿兴菜馆，一干就是近十年。

　鸿兴馆位于淮海路、普安路交界处，就是如今高档写字楼林立的中环广场那一带，放在当时，也算是很好的市口了。同今日中环广场里几家私房菜馆，动不动人均几百元的高消费相比，当时鸿兴菜馆的菜价走的是平民路线，最贵的松鼠黄鱼才卖一元八角，便宜如炒面、汤面、生煎也不过一角两角。和我之前实习过的“乔家栅”、“绿野饭店”不同，鸿兴馆是一家兼营苏锡帮炒菜和点心的“混搭”饭店，每天早上六点不到就开张，一直要营业到接近凌晨时分，既做早点心、下午点心、夜宵，也做正餐时间段的午市和晚市，总共要做五个档口，换句话说，在里面工作也是相当忙碌和辛苦的。

　早上天微微亮，四开间门面的鸿兴馆就开始营业了。不到七点，门口的生煎馒头窗口总会排起长龙一样的队伍，吃客们都在翘首等候着淮海路上最美味的生煎快些出锅。要知道，鸿兴馆的前身是“小罗春阁“生煎馆，解放后，因为公私合营的缘故，罗春阁便与专营苏锡帮的老鸿兴馆，还有其他几家小食铺，并成做一家，改名叫鸿兴馆。小罗春阁虽然消失了，但他家的生煎手艺还是原原本本地传给了鸿兴馆，许多几十年的老吃客们，便也被带了过来。有一次，我在店堂里正在做开业前的准备，只听到外面排队买生煎的队伍里，传来一阵高过一阵的笑声。凑热闹跑过去一看，原来是两个排队客正在用唱滑稽戏的方式互相“骂山门”。仔细再看看，可把我和同事们给乐坏了，这两个人实在不一般，正是上海滑稽界的台柱演员文彬彬和范哈哈。说起文和范，在吴语正当道的那时上海，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们自编自演的《三毛学生意》在电影院公映时，几乎场场爆满，就连如今滑稽界的“老戏骨”嫩娘也曾在影片中受到两位的提携。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文彬彬和范哈哈一个挤在队伍的前头，一个来晚了便挂在队伍末尾，两人趁排队有些无聊，便叽里呱啦、你来我往的，现场说起滑稽戏来给大家解闷，引得众人哈哈大笑，就连做生煎的师傅也光顾着看滑稽，差点把生煎给烧糊掉了。

　除了美味的生煎，鸿兴馆的炒面也是相当出名的，在以前的老鸿兴馆时期，就普遍受到了吃客们的青睐。解放之初、文革以前，上海人的文娱生活还是挺丰富的，淮海路附近的娱乐场所如：“大世界”、大众剧场、共舞台，生意都相当不错。每到晚上九、十点钟，附近剧院夜戏散场了，鸿兴馆也迎来了当天的又一个就餐高峰。对于我这个沪剧迷来说，在众多吃客当中，也会特别留心到一些看似平常却又不一般的面孔：每晚准十点，风度儒雅的沪剧演员解洪元先生便走进鸿兴馆，他总是一个人买好筹子坐下来等，不多久，他的夫人——当时上海沪剧院的院长丁是娥女士也来了，两个人多数是点炒面加肉丝浇头。常常是，解洪元还没有吃完，丁是娥便已经吃好先离开了。我就在想，丁作为沪剧院院长，又要演出，又要负责剧院的日常事务，还要参与剧目的创作编排，当年肯定是很忙碌的吧。记得那时候，还有几位经常来鸿兴馆吃面的沪剧演员，其中便有因《红灯记》而名震一时的韩玉敏、袁滨忠。这对搭档当时正是三十出头的光景，在戏里分别扮演李玉梅、李玉和，他们和戏中扮演奶奶的老演员凌爱珍，关系相当熟络，常常是三人结伴到鸿兴馆，一同来吃炒面。我不止一次听到，韩玉敏、袁滨忠称凌爱珍为“姆妈”，可见她们之间的交情是相当深的。

　颇让我意外的是，鸿兴馆的炒面不仅是本地人喜欢吃，而且许多外地人也会慕名而来。就连北方籍的京剧界武生泰斗、一代宗师盖叫天也喜欢这里的炒面，而且他还吃出了门道，特意关照炒面的沈朝丁师傅要用粗阔面为他炒。盖叫天在离淮海路不远的东湖路有处住宅，只要他从杭州过来住，隔三岔五地便叫家里的佣人，过来买几份炒面打包带回去，而且雷打不动的一定是炒面加鸡丝浇头。记得是文革前吧，有几次，老先生竟然亲自到鸿兴馆来了，当时那个阵势，可真是让我开了眼界。他和家里人是坐轿车过来的，老先生身穿古朴的中式长袍马褂，带着顶皮帽子，一个人阔步走在前头，后面紧跟着五六个家人。进入大堂，老先生坐到面朝南的座位上，一言不发，其他人也都围坐在边上，一声都不敢吭。等到菜和炒面上齐了，只要老人家不动筷子，不发话，家里人便一动不动……从当年这些就餐细节上，不难看出盖老先生治家是相当有一套规矩的。后来，他的儿子张剑鸣（小盖叫天）、张二鹏都很有出息，成为了京剧界的名家，我觉得与盖老先生严格管教儿子的雷厉家风也是不无关系的吧。　

　有人问我，当年你能看到那么多文艺界的名人吃客，而且自己又是爱好滑稽戏、沪剧和电影的人，会不会像如今的追星客一样，去跟对方搭讪，或是问他们讨签名呢？实话实说，文艺界的名人们，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那都是艺术家，是大腕，是名角了，可是在当年我们的眼里，他们也无非都是些平常无奇的普通人，都很低调的。而且就收入而言，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走穴拍广告，名气再响的演员也是在体制内安安分分地领一份微薄的工资，和普通老百姓一样，都要精打细算过日子。在我们这些厨师的眼中，名人光顾老饭店，也就是普通的吃客一分子，无非是冲着小菜的味美价廉而来的。

　说到这里，我想起个人来。有一位曾经在京剧界红过一阵子的演员，叫沈金波，记得我后来在淮海路上绿野饭店工作时，他是我们饭店的老吃客。沈当年曾在《智取威虎山》中和童祥苓搭档，出演少剑波的角色，最走红时还到过中南海为国家领导人演出，就连毛主席也点名要听他唱戏。后来，沈金波岁数上去了，在舞台上也就渐渐淡出。有一阵子，他几乎天天来店里买糖醋排骨，到后来，一个服务员半开玩笑地半调侃地问他，“红烧排骨要瓦？”，他也只是笑笑。虽说糖醋排骨算是性价比很高的一道荤菜了，而且甜酸入味，很容易下饭，但沈金波再喜欢吃糖醋排骨，天天吃恐怕也是会吃腻的吧。后来，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有一天突然听别人说起，沈金波生毛病走掉了，算下来也就是六十岁左右的光景吧。

　太平桥小吃摊

客观地讲，当年逛饭店、下馆子其实并不是一件稀罕事，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只要你量入为出，还是消费得起的。不过话说回来，天天吃饭店也并不现实，所以，那些设施相对简陋的小吃路边摊，就成了受市民欢迎的另一种就餐选择，记得当时，我离开鸿兴馆到太平桥的“大新春”酒楼工作，店对面就是著名的太平桥小吃摊（具体位置就是如今太平桥绿地中的太平湖）。说是小吃摊，却挺有些如今在上海遍地开花的“大食代”的雏形，在各种各样油帆布的伞棚底下，一长溜的饮食摊位成长条形排开，有煮面的，有烧粥的，有煎大饼炸油条的，冬天时，还会有摊头卖些类似于北方风味的羊肉杂烩，无论是口味、价格还是花色品种，都足以让吃客们饱食一餐后心满意足的离开。

　那时候，在老百姓心目中，光顾“路边摊”似乎也并不是什么掉价的事情，摩肩接踵的小吃客人群中，除了工人、学生以及日常居家打扮的家庭主妇，也常常也能看到些穿着挺括，谈吐间透出些身份的人们，其中也不乏一些名人面孔。有几次，我就曾撞见电影演员陈述骑着辆破旧的“老坦克”，跑到我经常光顾的一家摊位上，笃笃定坐下来，优哉游哉的呷着花生米，惬意地一口口咪着小老酒。不过，他的穿着可实在是毫不起眼，若不仔细瞧，还真让人以为是哪条弄堂里出来的居民呢。我看过很多陈老先生拍过的电影，他不仅演反派人物出名，也同样演过喜剧电影中嬉笑怒骂的老百姓角色，感觉惟妙惟肖，相当地贴近生活。可能这也正和老先生经常“出没”于小吃摊有关系吧。

　后来，我听摊位上的一位师傅讲，陈述还做了一回伯乐，把一位胖胖的女服务员介绍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参加体育题材电影《球迷》的拍摄。当时我还专门跑去看过这部电影，那位女服务员演得真不赖，她在戏里和当时的名演员关宏达搭档，演一对“大块头”夫妻，说起关宏达，只要提起电影《大李小李和老李》，那个被关进冷气库，身上肌肉冻得硬邦邦的“大力士”，恐怕大家都是有印象的吧，由关的银幕形象展开联想，你我都应该能想象出他的“妻子”——胖服务员的身材自然也是毫不逊色的。我觉得，陈老先生之所以会在小吃摊上相中她，除了胖以外，也多少是看出了她身上所具备的一些表演天赋来。要不然，上海滩上的“大码子”女性何其多也，何必就相中这一位呢？说不定，老先生在小吃摊“佯装”咪酒之余，就已经对这个胖服务员“暗暗叫”观察了许久哩…….

上海滩最老的饭店

几年之后的文革中，我告别了“大新春”，来到了上海滩上最最老的饭店——位于龙门路、金陵中路转角处；至今已有二百多年历史的“老人和”菜馆。讲到这里，读者可能会有些小小的纳闷，在那个计划经济年代，你这个厨师怎么动不动就跳槽呢？其实，当时淮海路上的绝大部分饭店都是国营性质，统一划归卢湾区饮食公司管理，无论你是“老人和”还是鸿兴馆的厨师、服务员，说到底都是同一家公司的员工，各饭店之间的人员流动也是很常见的。。说起上海最老的饭店，现在的人们总是说城隍庙的上海老饭店或是十六铺附近的德兴菜馆什么的，其实和“老人和”相比，前两家饭店，都只能算是小阿弟了。要知道，上海老饭店创办于1875年，德兴菜馆创办于1883年，而“老人和”是在1800年（清朝嘉庆年间）开办的，这个时间比上海正式开埠还要早上近半个世纪。

　我所见到的“老人和”，其实已经是搬过一次家的新店了。最早的“老人和”不在淮海路上，而是在老城隍庙一带，一开始也并不叫“老人和”，而是叫做“人和”，取自“天时、地利、人和”的意思。大约在1930年代，由于战乱，“人和”老板便将菜馆从老城厢的旧址，搬到了法租界的淮海路上（具体位于今天的金陵中路、龙门路口）。据老师傅讲，当年“人和”从城隍庙搬过来之后，却发现汉口路附近已有另一家　“人和”抢先开业了。两家“人和”狭路相逢，弄得食客们也都一头雾水，于是，店老板们便闹上法院打起了争名官司，一个说是李逵遇李鬼，一个说是“先来后到，先下手为强”。所幸，官司没多久便有了结果，不过那位做法官的明显是和稀泥的做法，他判定让重名的“人和”改名叫“新记人和”，而城隍庙的“人和”则冠以一个“老”字，改招牌为“老人和”菜馆。“新记人和” 之后怎样，我不得而知，但“老人和”自从改了名之后，生意却是愈发地好起来了，并一直持续到解放以后。

　上世纪60、70年代的“老人和”，基本维持了解放前的旧貌，为上下两层的砖木结构，楼下前半部分是大堂，后半部分是厨房。仔细看，便会发现一楼和二楼颇有些不同，一样都是八仙桌，明显楼上的做工要精雕细琢许多，而且楼下是长条凳，楼上则是一人一座的太师椅。以此为区分，楼上楼下的价位也有区别，一楼走大众家常路线，小菜都是大批量事先烧好的，类似于今天的快餐。楼上则菜式精致许多，供应的许多菜肴，都是师傅一道道精心制作，慢烹热炒出来的，口味和楼下的相比，当然是也是一分价钱一分货色。

　对于这家有着百多年历史的“老人和”，无论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上海人都以能过去吃一顿地道而美味的本帮菜为荣。而当家厨师们的手艺，也是“砰砰响”一点不含糊的。当年，该店的老师傅们，各有几道叫得响的看家绝活，譬如说炒鸡腰、红烧秃肺、醃川、煎糟等等，可以说，他们的厨艺也真正代表了上海本帮菜的最高水平。但可惜的是，师傅们当年最得意的一道道本帮菜，现如今已几乎绝迹了。就拿炒卷菜来讲吧，这里的卷菜可不是现在的卷心菜，而是野生青鱼的肠子，厨师起高火加热油，恰到好处地把鱼肠子炒成卷曲状，口感好，味道灵，让吃者真是回味无穷啊……

“老人和”菜馆与黄金荣

上面提到了“老人和”的吃，其实他家最出名的，不止于此。除了上海滩上顶呱呱的本帮菜之外，“老人和”还有一面在解放前被老板视作为镇店之宝的“镜子”。挺让人费解的是，文革前，这面看似不合时宜的镜子，居然还是稳稳当当地摆在店堂里，老员工们似乎也并没有觉得有何大不妥。说不妥，倒不是说这面镜子怎样古怪，而是镜子上用红色颜料，有模有样地写有几个醒目大字——“黄金荣”。

　据店里的老人讲，那还是日本人入侵上海时候的事了。当时“老人和”刚从城隍庙搬迁到淮海路一带。“人生地不熟”的说法，在饭店经营上也颇有些微妙的体现。此处的“人生地疏”，倒不是指做生意本身，因为“老人和”的本帮菜招牌毕竟在上海滩是响当当的，很快就招徕了一批又一批的回头客。但表面的红火之外，也隐藏着一些潜在的不安定因素。某个白天，几十个来者不善的流氓小赤佬，大摇大摆地闯进“老人和”，白吃白喝不讲，还口气猖狂地勒令堂馆叫老板出来听训话，号称自己是来自郑家木桥（今福建路）的某某帮派，大放厥词地要挟其交多少铜钿出来，否则就别想做生意云云。老板虽然给了钱，但头脑拎得很清楚，对方不是省油的货色，有第一次就肯定会再来第二次第三次，长此以往也不是个办法，但一时间他也想不出什么好对策来。

老板所担心的事情，比预计中来得还要更快，没隔上几天，那几个凶神恶煞又闯上门来了。不过离奇的是，他们前脚刚进店门，像是有人盯梢并通风报信一样，不一会就跟进来一个身着罗衣长衫，脸上布满麻子的中年先生。那位“麻皮”先生一言未发，只是亮了个相，就把前面出场的几个流氓小头目，吓得双腿屈膝伏地，头也不敢抬地直喊求饶。原来，这位神秘的中年男子，正是当时上海滩最出名的流氓头子黄金荣。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有些奇怪，“老人和”跟黄金荣会有什么关系，这个流氓头子为何会亲自跑出来替无权无势、开饭店的老板撑腰站场子呢？其实，道理想想也蛮简单，黄金荣的豪宅，就坐落于龙门路上，离开“老人和”仅有几步之遥的钧培里。老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近邻黄金荣虽然未必曾亲自去“老人和”做过座上宾，但差遣家中下人到“老人和”买些酒菜，倒是时常有的事情，这一来二去的，也多多少少成了熟客。再讲了，当时的几位流氓大亨黄金荣、杜月笙、顾竹轩，在上海滩算得上是三分天下，各占一块地盘。现如今，几十个陈家木桥的小赤佬竟敢跑到黄老板的地盘上，而且是近在眼皮底下的黄公馆附近撒野，这岂不是太岁头上动土了？如果不给点颜色看看，保不准会给人“黄老板江河日下，连小喽喽都敢和他叫板”之类的口舌。

　作为报恩，几天之后的黄公馆里，就出现了“老人和”东家带着礼金毕恭毕敬的谦卑的身影，自此之后，社会上就传开了——“老人和”老板正式拜黄金荣为老头子，而且也确实有实物为证，没过多久，一面尺寸颇为“煞根”的镜子，被黄金荣手下的彪形大汉们抬进了“老人和”的店堂，方方正正的镜面上，还书写有“黄金荣题赠”的字样。照黄金荣的文化水平，镜面上那几个遒劲有架势的字应该不是黄本人的手迹，但不管是不是他的真迹，仅凭着“黄金荣”这几个字，在解放前鱼龙混杂的上海滩上，恐怕是比上海市长的手谕，还要更有威慑力和气场吧。

　不过，这样一面流氓头子馈赠的镜子，在新中国成立后，自然是不会有什么好的命运了。但不知怎的，在解放初的十几年，它还是稳稳当当地保留在店堂里，即便有些那样碍眼，但并没有人付诸于实际行动。直到几年后的文革浩劫，这面镜子终于莫名其妙的失踪了，关于它的下落，我问了好几个“老人和”的同事，大家也都莫衷一是，觉得很有些蹊跷哩……

大同酒家烤鸭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首日——八零年一月一日元旦，我又调到当天开张的大同酒家工作，这是一家老店重开的粤菜馆，当时已经有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大同作为淮海路上独此一家的粤菜馆，虽然是由一位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创办的，但口味却很正宗，在上海诸多同类型饭馆中也是排得上号的。大同酒家里最知名的一道菜，是港式的果汁烤鸭，这道菜后来还被评上过全国大奖，要知道，当年淮海路上的众多饭店中，也就只有“老人和”的糟菜，拿到过同等级的殊荣。

“大同”的烤鸭好吃，而且价钱也不贵，记得当时卖一元八角一斤，因为我曾经做过一阵饭店的原材料采购，知道一只鸭子进价一斤就要一元左右，刨去成本和人工，饭店几乎是赚不了多少钱的。不过，关于鸭子的价格，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还曾发生过一个颇为荒唐的小插曲。有一阵社会上刮起了“饭店要为劳苦大众服务，不能为资本家垄断”的口号，于是，造反派头头们便规定各家饭店，每道菜的定价不能高于五角钱，而且黄鱼、烤鸭、螃蟹这些高档菜，还得继续照常供应。虽然当年的“五角钱”限价行为，今天看来无异于开国际玩笑了，但当时谁也不敢说“不”。为了避免入不敷出，厨师们绞尽脑汁地翻花样经，把鸭子切成鸭肉丁、鸭胸脯片，掺杂些茭白、双菇之类的辅料，炒一炒或拌一拌，还可以烧鸭架汤，靠着这套“一鸭几吃”的办法，也算是撑过了一阵子。所幸的是，当年这个荒唐的“五角钱”很快就被取消了，因为事实证明，造反派们对饭店的瞎指挥无论如何是行不通的，开饭店还是得按照成本核算的老规矩办事。

　文革结束后，不少在动乱中受到不公待遇的艺术家们，陆陆续续得到平反，重新回到了正常的生活轨道中。当时，经常来大同酒家买烤鸭的吃客里，有一位唱滑稽的名家杨华生，说起来，这位老先生还真是蛮有意思的。烤鸭在出炉后，都是一只一只挂在熟菜间里，吃客们在购买时可以透过玻璃，根据目测对鸭子的大小、卖相进行简单挑选，再向熟菜间的师傅做出类似于“要左边第一只”、“挑个最肥的”的要求。可能是杨华生来的次数多了，熟菜间的切菜工都知道了他的喜好，后者总是很有默契地为他精选一只卖相最好的鸭子，横竖刀工切成细巧的鸭肉块，包装好笑眯眯地递给他。有好几次熟菜间换了陌生面孔，杨老先生见状，便把脸凑近小窗口，又生怕对方看不清楚，再补上一句“侬晓得我是啥人哇？”言下之意便是，我是杨华生，请你帮我挑一只好一点的鸭子……印象中，还有一个电影演员康泰也是大同酒家的常客，他在《青春之歌》里和谢芳配戏，饰演了林道静的亲密战友卢嘉川，戏中角色比较俊逸、深沉，但在现实中却是个大剌剌、爱好高谈阔论的“话匣子”。我在大同见到时，康泰已经约莫五十岁了，经常是下午饭店休息的时间段，他还坐在店堂里厢，和饭店职工们“嘎三糊”，跟大家侃一些拍戏中的逸闻趣事，说到兴致高时，整个饭店里便回荡起他那如演戏般中气十足的声音。

　赵丹也曾多次光顾过大同酒家。他应该算是名声在外的大艺术家了吧，穿衣服却很朴素，也是相当低调的。虽说那时候赵丹已经六十多岁了，身体也并不是很好的样子，但每次都是一个人过来的，也不见有小辈陪着。我还特别留心过，他来去都是乘26路公交车的。每次看到赵丹进来，服务员都会主动安排一个小包间，让他静静心心地坐进去吃菜。饭店的同仁们都很佩服他，佩服他的演技，敬重他的人品，大家也都有一种默契，像他这样优秀的老艺术家，就应该享用一个比较幽静的用餐环境。其他人，比方说徐玉兰、孙道临夫妇来大同酒家，也会受到同样的礼遇。

　说起来，当年赵丹都点些什么菜，其实也没啥特别，无非是一些口味清淡的冷热小炒，记得他还很喜欢吃大同的招牌汤——香菇凤爪汤，每次来都是必点的。赵丹最后一次来大同吃饭，也就是1980年夏天的事情，之后没多久，广播里就报道了赵丹因病在华山医院辞世的消息。直到现在，我还时不时地记起当年那个穿马路走到26路车站的身影，有时候忍不住想，大同酒家的小包间，那一碗香菇凤爪汤，或许就是赵丹离开这个世界前的最后一次下馆子吧……

　老饭店今何在？

故事讲到这里，很多读者尤其是年轻人肯定会问，你讲了那么多的老饭店，譬如本帮菜的“老人和”、苏锡帮的鸿兴馆、广东菜的大同酒家，还有那些味道“交关”好的生煎、炒面、烤鸭，为什么我们都没有逛到过，吃到过，甚至连听都没有听到过呢？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作为上述这些老饭店的老厨师，我心里多多少少是有一些怅然的，一时也不知该从何说起……

　大同酒家在1990年代初改名为富丽华大酒家，经营特色也不再以粤菜为主，从此店里的生意便是一落千丈。维持了几年的惨淡经营后，富丽华酒家便被卖给了华联商厦，从此关门歇业。如今，在新华联商厦也就是大同酒家旧址附近，开出了一家主营苏锡帮面食的沧浪亭。撇开沧浪亭面条是不是好吃不谈，他家有一样东西是肯定要尝尝看的——就是烤鸭。那个果汁飘香的味道，和当年大同酒家卖的烤鸭，几乎是一模一样。

　鸿兴馆在淮海路商业街区规划中，因为配合市政建设的需要，在1993年便被拆掉了，也并没有另择新址再开业。前一阵我在网上无意中查到，在上海某处另有一家鸿兴馆，不过那仅仅是重名而已。至于鸿兴馆的生煎馒头和炒面，随着店内老师傅的相继离世，早已是后继无人了。

“老人和”菜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也是因为拆迁的缘故，从金陵路搬到打浦桥一带。尽管是国营体制，但当时的经理颇有“老字号”的保护意识，他保留下了原先的店貌和经营特色，使得生意也是相当不错的。有一年，香港明星赵雅芝参演了一部老上海题材的电视剧，还专门去“老人和”现场取景，看中的就是“老人和”原汁原味的老上海风情。但不知为何，打浦桥的“老人和”最后还是关门了。掐指算来，从 1800年开业，到2003年落幕，“老人和”总共经历了两百多年的风风雨雨，要知道，上海从小渔村发展到如今的远东大都市，这当中也不过是两三百年的历史。作为上海滩上历史最悠久的一家老饭店，“老人和”最终没能坚守下去，悄无声息、不为人所关注地，黯然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这不能不说，也是上海这座城市的遗憾吧。

 

[匆匆客]

回复 '菲儿天地' 的评论 : 谢谢来访。世界上的事情变化是很大的，所以人们会有回忆这个功能。

[匆匆客]

回复 '龄龄妈妈' 的评论 : 哈哈！名不副实，那时我已经不在上海，所以无缘享受。

[菲儿天地]

做厨师的朋友们在上面很多的酒家工作过，比作者小了7，8岁，差不多的年代，不过后来都改行了。谢谢分享。

[龄龄妈妈]

90年代，倒是在上面提及的富丽华大酒店吃过，不富丽的，我们吃了馄饨小笼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