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点滴滴拾起的回忆
生活中每个角落都有一个说不完的故事，曾经也许只是一件事情，一个过程，打开封存的记忆，那里存放的是凄美的故事。
正文
今天跟远在家乡的妈妈通个电话，妈妈非常难过的告诉我：我们家曾经的老街坊桐姨去世了。
这两年每次跟妈妈通电话的时候，妈妈都会谈到东面的阿姨住院了，或是西面的大爷吃不下东西了等等。虽然妈妈的老姐老妹们大多都已年过八十，但每次听到这种消息心里还是难免有些悲怆。
妈妈的这些老街坊从某种角度上讲比远在家乡的亲戚还要亲。他们都是六十年代中期响应党的号召支援三线建设背井离乡去的大西南，那时他们才三十出头，每家都有两三个孩子。他们互相帮衬互相照顾，不是亲人胜似亲人，那种经历过运动和时间的洗礼而保存下来的情感已经成为他们这代人最值得拥有的财富了。
那年月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我们三线这些军工企业里也分化出了不同的派系，保皇派和造反派成了当时两大斗争最激烈的派系。为了明确自己的阶级立场，邻里之间出现了要么是朋友要么就是敌人的尴尬关系。
从那个岁月走过的人都知道，我们小的时候只有公共厕所，而且是几栋房子上百户人家才有一个。我们这栋房子住着八户人家，对面这栋住着十二户人家，两栋之间也就十米左右的人行道，在我家门口就可以看到靠山坡的公共厕所，那时我还没上小学，晚饭后我总喜欢站在家门口朝着公共厕所张望，因为这时是每天的上厕所高峰时期，每个去厕所的人在从家到厕所的这段路上都会把持着自己的立场，如果两个人碰面打招呼问“吃了吗？”这两个人肯定都是一个派系的；如果两个人擦肩而过形同路人，甚至一方或双方都往地上啐口吐沫，那他们一定是敌对派系的，比贴了标签还要准。
刚刚去世的老街坊桐姨家就住在我家对面这栋，也就是我家的斜对门。以年幼无知的我的观察，桐姨家和右面的邻居王叔家是一派的；和左面的邻居谭叔家是对立派的。
长大后我才从大人们的口里得知当时的分派原则：因为我们这个军工厂是个组合单位，人员主要来自沈阳和哈尔滨两个大的军工厂，当时的厂长是沈阳厂派来的，而哈尔滨来的人就有些不服，再加上政治运动的感染，就产生了来自沈阳的保皇派，和来自哈尔滨的造反派。我父亲因为是搞基建的，是从其他地方调过去的，所以我们家不属于任何派。但这种人在当时最难做，两个派系开会都让你去，你成了双方争取的对象了，因为你没态度，所以两派都不会保护你，批判的时候双方的大字报都把矛头指向你。
桐姨和她的老公是从沈阳派来支援三线建设的，他们的三个孩子老大9岁叫海滨，老二7岁叫凤云，老三4岁叫海川，而两边的邻居都是到了三线才怀孕生孩子的年轻夫妇，左边的是从哈尔滨来的是造反派，右边的是从沈阳来的保皇派。
大概是1968年，一次海滨被几个小男孩欺负，有一个男孩指挥着几个小男孩朝海滨扔石头，并叫喊着：“他爸是特务，里通外国，把他赶出中国去。”海滨一边用手抱着头往家跑，一边大声地喊着：“我爸不是特务，我爸不是特务”。
从那时起，我对这个桐姨家开始关注起来。
那时我和爸妈睡在一个炕上，因为工厂大部分是从东北来的，所以每家都有一个相当于两个大床大的火炕。有一天晚上我听见妈妈小声地问爸爸：“海滨他爸会是特务吗？”我爸说：“没听说他家有海外关系呀。”
我经常站在门口朝桐姨家看，因为我好像没看过海滨的爸爸长的什么样子，我很好奇能当特务的人是什么样子。
有一天早上，我从厕所回来，看见桐姨家造反派邻居正在敲桐姨家门，但始终没有人开门，我回家问妈妈桐姨为什么不开门呢？妈妈告诉我桐姨在职工食堂上班，每天早上六点就去上班了。我想这个时候桐姨不在家了，那家里的其他人呢，海滨的爸爸呢？为什么都不起来开门呢？敲门声愈来愈大，妈妈想出去看个究竟，爸爸一把把妈妈拽回来，并对妈妈说：“你没看谭小丑在那吗？（谭小丑就是桐姨家造反派邻居谭叔的外号，因为比较年轻，在文化大革命中属于活跃分子，暗地里被大家誉为上蹿下跳的小丑。）他是负责监视海滨他爸的，看来今天海滨他爸没跟他报到。。。”从爸妈的对话中我好像明白了为什么这些日子我每天都往桐姨家门口张望，但从来就没看到过海滨的爸爸，因为他每天很早就要向造反派请示，然后接受批判。或许他不愿意让孩子们看到他如此狼狈的现状，所以孩子睡了才回来，早上孩子没起就离开家了。
谭小丑继续敲着桐姨家的门，这时有其他住在我们对面栋的造反派走过来，把嘴凑到谭小丑的耳朵说：‘会不会畏罪潜逃了？’谭小丑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三步并两步地跑回家里，从家里拿了个锤子来，一锤子把桐姨家的窗户敲碎了，把手伸进去打开了门栓。另一个造反派和谭小丑一脚把门踹开进到了屋里，马上见他们又出来了，到我们家跟我爸说了几句，我爸把吃了一半的馒头往炉台上一扔，穿上外衣就去了桐姨家，我跟在爸爸的后面也想进去，被随后的妈妈一把拉了回去，我只好又站在家门口关注着发生的一切。
这两年每次跟妈妈通电话的时候，妈妈都会谈到东面的阿姨住院了，或是西面的大爷吃不下东西了等等。虽然妈妈的老姐老妹们大多都已年过八十，但每次听到这种消息心里还是难免有些悲怆。
妈妈的这些老街坊从某种角度上讲比远在家乡的亲戚还要亲。他们都是六十年代中期响应党的号召支援三线建设背井离乡去的大西南，那时他们才三十出头，每家都有两三个孩子。他们互相帮衬互相照顾，不是亲人胜似亲人，那种经历过运动和时间的洗礼而保存下来的情感已经成为他们这代人最值得拥有的财富了。
那年月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我们三线这些军工企业里也分化出了不同的派系，保皇派和造反派成了当时两大斗争最激烈的派系。为了明确自己的阶级立场，邻里之间出现了要么是朋友要么就是敌人的尴尬关系。
从那个岁月走过的人都知道，我们小的时候只有公共厕所，而且是几栋房子上百户人家才有一个。我们这栋房子住着八户人家，对面这栋住着十二户人家，两栋之间也就十米左右的人行道，在我家门口就可以看到靠山坡的公共厕所，那时我还没上小学，晚饭后我总喜欢站在家门口朝着公共厕所张望，因为这时是每天的上厕所高峰时期，每个去厕所的人在从家到厕所的这段路上都会把持着自己的立场，如果两个人碰面打招呼问“吃了吗？”这两个人肯定都是一个派系的；如果两个人擦肩而过形同路人，甚至一方或双方都往地上啐口吐沫，那他们一定是敌对派系的，比贴了标签还要准。
刚刚去世的老街坊桐姨家就住在我家对面这栋，也就是我家的斜对门。以年幼无知的我的观察，桐姨家和右面的邻居王叔家是一派的；和左面的邻居谭叔家是对立派的。
长大后我才从大人们的口里得知当时的分派原则：因为我们这个军工厂是个组合单位，人员主要来自沈阳和哈尔滨两个大的军工厂，当时的厂长是沈阳厂派来的，而哈尔滨来的人就有些不服，再加上政治运动的感染，就产生了来自沈阳的保皇派，和来自哈尔滨的造反派。我父亲因为是搞基建的，是从其他地方调过去的，所以我们家不属于任何派。但这种人在当时最难做，两个派系开会都让你去，你成了双方争取的对象了，因为你没态度，所以两派都不会保护你，批判的时候双方的大字报都把矛头指向你。
桐姨和她的老公是从沈阳派来支援三线建设的，他们的三个孩子老大9岁叫海滨，老二7岁叫凤云，老三4岁叫海川，而两边的邻居都是到了三线才怀孕生孩子的年轻夫妇，左边的是从哈尔滨来的是造反派，右边的是从沈阳来的保皇派。
大概是1968年，一次海滨被几个小男孩欺负，有一个男孩指挥着几个小男孩朝海滨扔石头，并叫喊着：“他爸是特务，里通外国，把他赶出中国去。”海滨一边用手抱着头往家跑，一边大声地喊着：“我爸不是特务，我爸不是特务”。
从那时起，我对这个桐姨家开始关注起来。
那时我和爸妈睡在一个炕上，因为工厂大部分是从东北来的，所以每家都有一个相当于两个大床大的火炕。有一天晚上我听见妈妈小声地问爸爸：“海滨他爸会是特务吗？”我爸说：“没听说他家有海外关系呀。”
我经常站在门口朝桐姨家看，因为我好像没看过海滨的爸爸长的什么样子，我很好奇能当特务的人是什么样子。
有一天早上，我从厕所回来，看见桐姨家造反派邻居正在敲桐姨家门，但始终没有人开门，我回家问妈妈桐姨为什么不开门呢？妈妈告诉我桐姨在职工食堂上班，每天早上六点就去上班了。我想这个时候桐姨不在家了，那家里的其他人呢，海滨的爸爸呢？为什么都不起来开门呢？敲门声愈来愈大，妈妈想出去看个究竟，爸爸一把把妈妈拽回来，并对妈妈说：“你没看谭小丑在那吗？（谭小丑就是桐姨家造反派邻居谭叔的外号，因为比较年轻，在文化大革命中属于活跃分子，暗地里被大家誉为上蹿下跳的小丑。）他是负责监视海滨他爸的，看来今天海滨他爸没跟他报到。。。”从爸妈的对话中我好像明白了为什么这些日子我每天都往桐姨家门口张望，但从来就没看到过海滨的爸爸，因为他每天很早就要向造反派请示，然后接受批判。或许他不愿意让孩子们看到他如此狼狈的现状，所以孩子睡了才回来，早上孩子没起就离开家了。
谭小丑继续敲着桐姨家的门，这时有其他住在我们对面栋的造反派走过来，把嘴凑到谭小丑的耳朵说：‘会不会畏罪潜逃了？’谭小丑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三步并两步地跑回家里，从家里拿了个锤子来，一锤子把桐姨家的窗户敲碎了，把手伸进去打开了门栓。另一个造反派和谭小丑一脚把门踹开进到了屋里，马上见他们又出来了，到我们家跟我爸说了几句，我爸把吃了一半的馒头往炉台上一扔，穿上外衣就去了桐姨家，我跟在爸爸的后面也想进去，被随后的妈妈一把拉了回去，我只好又站在家门口关注着发生的一切。
慢慢读你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