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过去150年的宿命看中国未来的代价

从封建皇权或王权国体走向共和国体，各优秀民族都历经磨难，中国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到了21世纪初，中国依旧在这个变革的过程中，尚未完全尘埃落定。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这实际上华夏民族的第三共和。第一共和是袁世凯的北洋军阀所建立；第二共和为国民党人所建立。新中国的提法，是因为推翻了“三座大山”：中国从此不再是列强的半殖民地（赶跑了帝国主义），中国从此不再有皇帝和封建权贵（打倒了封建势力），中国从此不再有官商合办或官商勾结为主体的腐败经济体制（消灭了官僚资本主义）。应该说，在建国初期，这种提法还是比较客观的。

大约在建国30年后，中央政府停止了模仿前苏联的经济体制，1978年开始恢复包产到户的农村经济改革。1992年，中国开始全方位开放，此后20余年，中国建立起了庞大的，基本现代化的国家经济，逐步超过意大利，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美中不足”的地方是：国家行政和党政体制，从下到上，各种腐败层出不穷，贪官污吏数不胜数。社会各阶层相互不信任，矛盾开始激化，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简言之，中国经济实际上远不如外表那么光鲜。

中国贪官怎么那么多？仔细分析，很多贪官就是大公司领导，而这些大公司本身就创造巨额利润。作为管理者，除非有近乎圣人的道德修养，否则根本不可能放任财富从眼前流过而毫不动心。正如前总理所说：腐败是制度性的。这是中国经济特色，也是贪官的悲哀之处。

尽管民营经济占了一定份额，无容置疑的是，中国经济的主体还是官资独办，或官商不分，或官商合办，或官商勾结，好一点的则是官督商办的经济。而这一类经济，可以统称为官僚资本主义（或称“国家资本主义”，如果想换一个好听一点的称呼）。换言之，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所推翻的“三座大山”中的一座：官僚资本主义，已经卷土重来，成功复辟了。

实际上从1861年开始的洋务运动，中国就开始搞官僚资本主义，主要是模仿西方技术。特点是或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官僚资本主义本质上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最终形成新的利益集团，彻底葬送了满清政权。民国时代，官僚资本主义大行其道，民国政府尽管坚持到了抗战胜利，上上下下却因为官僚资本的垄断而烂透了，最后失去了大陆政权。从洋务运动开始到现今150年，这中间我们的先祖们曾经一度领悟到那么干并不好，从而尝试了别的发展路数，但是令人无奈的是：历史绕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了原点。这仿佛是我们华夏民族的宿命。

再说一遍：官僚资本主义是最坏的资本主义。

本来资本主义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却是现代社会让国家快速发展的不二法门。因为人类社会被贪欲所充斥，邪恶的东西往往有存在的必然性。然而官僚资本主义却要不得，它难以驾驭，可以让一个统一的国家分崩离析，让一个优秀的民族自相残杀。这在历史上是有先例的。

英法两国是近代最早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的国家，也是最初的资本主义强国。当时还没有德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德国是松散的“神圣罗马帝国”下几百个独立的小公国；而北美大陆还是印第安人的天下。俄国还处在农奴制，日本在落后的幕府时代。但是由于英法两国在文化和民族性上的巨大差异，虽然同是资本主义，两国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英国走的是藏富于民的自由资本主义道路，而法国则走上了官僚资本主义道路。两国发展百年后的结局，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英国建立起了称霸全球的“日不落”帝国；而法国则经历了以“法国大革命”为主的大动荡，国家从此逐渐走向衰落。

法国大革命是近代史中异乎寻常的篇章。对于这场几乎葬送了法兰西民族的浩劫的起因，历史学家至今仍然没有比较统一的看法。在笔者看来，其实原因很简单：法国搞了坏的资本主义，也就是官僚资本主义。英国搞的是藏富于民，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虽然也经历了经济危机，但是总体来说，还是可驾驭的，还算是“好”的资本主义。

什么样的民族差异会让英国和法国走上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简言之，法国是王权很重的国家，前有路易十四一代贤王的璀璨，后有拿破仑大帝的辉煌。某种意义上，法国其实和中国很相似，而中国的皇权则比法国更重。英国的国体则完全不同，民间经济活动一向活跃，政治上君主立宪制则充分保证了共和精神。法国和中国这种中央集权的历史共性，导致了两国不约而同地先后走上官僚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道路，这是令人叹息，却又无可奈何的历史选择。

其实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在文化上都源于古罗马。而古罗马大致可以分为前期的罗马共和国和后期的罗马帝国两个时期。罗马最辉煌的年代，实际上是罗马共和国时期。很显然，英法两国的体制继承了罗马不同时期的特色。而中国在有记载的3500多年的历史上并没有过共和时期，所以中国自150年前起走上官僚资本主义经济经济道路，比法国更无奈更别无选择，也更有历史必然性。

法国搞了百年的官僚资本主义，虽然曾经辉煌一时，却只是昙花一现。这种腐败丛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彻底分化了社会各阶层，各阶层间不仅缺乏基本的信任，而且滋生了根深蒂固的仇恨。产业劳动者仇恨一切其他阶层，甚至包括学者；民族资产阶级仇恨官僚资本阶层；贵族阶层则恨一切平民革命者。由于百年来不可遏制的腐败，国家政权彻底烂透，各种矛盾普遍激化，最终导致了大革命的浩劫。在这场民族生存危机中，各阶层的精英们你方唱罢我登场，一旦暂时掌权，首先想到的不是与各阶层精英合作，以期共同度过民族危机，而是要暴力革命，要置政敌于死地而后快。断头台下人头滚滚，法兰西损失了大量民族精英。这中间也有人意识到总这么下去不行，法兰西必须搞共和，不同政见的人们必须坐下来寻求妥协，同舟共济，但是这种做法被证明行不通：大革命中间曾有过共和国，却不能长久。民族各阶层已经分崩离析，仇恨已经形成了百年，共和宪政的抉择已被抛弃，革命的洪流不可阻挡。

法国大革命这场浩劫陷法兰西民族与万劫不复的境地。首先是错过与英国人争霸全球的历史机遇。其次是坐视德国统一与德意志民族的兴起而无能为力。从此之后，欧洲大陆的主导民族逐渐被德意志民族取代，法兰西永久失去了主导全球的能力。此外，国家分裂的厄运也降临到法国头上：先是阿尔萨斯和洛林工业区被割让给普鲁士（德国）；而后比利时因法国战败而被迫被割让给荷兰，后独立建国。

德国的兴起首先是化学工业带动的，而化学工业是当时全球的新兴产业。当时全球最伟大的化学家（没有之一）拉瓦锡就是法国人，可见法国拥有压倒德国化学工业的科技优势。但是法庭判决“共和国不需要学者”，拉瓦锡，这位法兰西一百年才能出现一位的天才，他的脑袋最终也滚下了断头台。所幸的是科学界还有些漏网之鱼。比如双子巨匠的另一位，分析力学一代大师拉格朗日，幸存了下来。拉格朗日试图保住拉瓦锡，未能成功。他的幸存，为法兰西的复兴保住了一点种子。但是德国的疯狂崛起却因此势不可挡，百年之内彻底改变了欧洲的地缘政治格局。

中国如果再这么发展下去，官僚资本经济依旧占据主要份额，社会各阶层的逐步分化则不可避免。事实上，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格局已经不可逆转。如何解决这个难题，需要大智大勇。胡总提出的“和谐社会”的倡议，实际上有前瞻性。但是社会问题不是简单倡议能解决的了的。

华夏民族可能会在未来付出巨大代价，尽管我们苦难的民族在过去的150年已经付出了巨大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