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男人
回忆往事就像水墨画，不经意的一滴墨掉在纸上，慢慢化开。又滴上一滴，化开，和原来的混在一起构成一幅画。往事就这样成了历史的一片。
从合肥到重庆
1937年，母亲18岁，在合肥读高中。夏天，七七事变发生。接着，中日军队在上海附近激战，史称“淞沪战役”，11月上海沦陷。合肥地处内省，也没有水路（长江）通上海，得到的消息支离破碎。母亲记得学校也曾组织过几次抗日集会游行，发动大家捐款捐物支持中国军队。12月冬天，南京沦陷的消息传来，人人感到事态严重。南京离合肥200公里都不到，津浦线铁路直通安徽蚌埠，一拐弯就是合肥。家人讨论离乡避难。
中国的老百姓真是很无奈，看见当兵的就怕，因为历史上看到过太多的“兵变”和战乱。好在大家都有经验，避过风头就可。连当年的皇上和太后看到洋人进来不也逃难去？一点不丢人，回来还是皇上。母亲从小就经历“兵变”，颇有经验。这“兵变”二字估计是她的长辈说的词，近代就是军阀混战的意思，并不一定是军队哗变。但这次是战乱，不是躲到寺庙或外国人医院就可以安全的。南京屠城的确给老百姓带来巨大的恐惧，这正是日本人希望的，希望中国人因恐惧而放弃抵抗。
但逃难并不是一个容易决定的事，背井离乡，谈何容易。
外公当时已和他的几个哥哥分家，独立处事，但大事还是要和他们商量，但他们议而不决，估计是房产，矿产等等拖累。外婆的娘家态度很明确：走！没有什么大道理，读书人没有什么财产，命也不值钱，但不能做亡国奴。但已出嫁的外婆只能和外公在一起，带着自己的孩子准备随夫家留下来。
说一个小插曲。就在这时候，隔壁杨先生的太太带着几个孩子从北平“逃”到合肥老家，但杨先生随学校撤退去西南没回来。他的大儿子杨公子比母亲小三岁。北平大城市来的，有学问，很洋派。我问过母亲，你们谈些什么？母亲讲，他看见我总是恭恭敬敬叫一声“二姐”。后来他就出国拿诺贝尔奖，没有再见过面。
母亲继续上课念书，突然一天外婆告诉母亲，你的外婆要你和她一起去重庆。母亲还得知，就她一个人走，是她的外婆指定的，父母弟妹仍留在合肥。当时母亲的外婆已是八十多岁，她老人家执意要走。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她的二个儿子，也就是我母亲的舅舅已在重庆，她要去儿子那。因为路途遥远，路上需要有人照顾，老人家想到了自己的外孙女——我母亲。从现在看，这是一个关系到母亲一生命运的决定。母亲后来不止一次的告诉我们，当时不可能所有的人一起走，只能带一个孩子。老祖宗决定带外孙女，把孙子留下。我把白居易“长恨歌”翻版一下：逐令父母悔生男。
外婆当然不能违抗自己母亲的主意，哭哭啼啼送母亲去自己娘家。母亲一直记得当年分离的情形，我估计她当年“生离死别”都想到了。母亲回忆1938年春节都没有过，就启程向千里之外的重庆“逃”，投奔舅舅家。同去的，除了带路的，几乎没有人去过重庆。母亲的外婆是小脚，年岁又大，一开始还有小推车，后来就是人背着，最后就是母亲扶着，一步一步往前走。近90岁的老人，艰难可想而知，支撑她的恐怕就是要去见儿子。她最后于1943年在重庆去世，高龄94岁，歙县人。
逃难的具体路程，母亲已记不清了，但有几个细节她终生难忘。在河南，难民成群，苦难程度惨不忍睹，随时可见倒在路旁的难民，有时还有小孩就坐在旁边哭。母亲是一个小县城长大的女孩，哪里看到过这些事情。母亲最记得一位河南大叔，哭着向她的外婆说：就一个鸡蛋，这闺女跟您走，给她一条活路。母亲好几次含着眼泪告诉我们：十七，八岁的女孩，就值一个鸡蛋！
后来就到了武汉，从河南为什么到武汉，怎么到武汉的母亲不清楚，估计她们准备坐船沿长江到重庆，放弃从陆路走。当时武汉汇集着许多撤退的政府机构和逃难的老百姓，几个月后就发生了惊天动地的“武汉会战”。也不知母亲她们是如何找到船的，而且船长还是亲戚，好像是母亲的一个什么远房表舅。母亲就和她的外婆睡在船长的房间，这是逃难路上最舒服的一段路。我小时候问母亲，经过长江三峡看见什么？母亲说哪有心思啊，整天就怕日本人的飞机，白天不敢走，到了晚上才能航行，灯也不敢点，怕出事，稀里糊涂就过了三峡。在船上，母亲到五等舱去看一起从合肥出来逃难的人。几百个人挤着坐在不透风的底舱，根本不可能平身躺下来。食物都是自己带的，没有水供应，厕所根本不够或干脆没有，气味可想而知。母亲感到有点内疚，一直跟我们讲，实际逃难时我没有吃多少苦，也基本没挨饿生病。她的外婆还在船上作诗，要母亲记下来，让大家知道逃难的艰辛。
武汉到重庆是上水行船，一路昼伏夜行，终于到了重庆。“那朝天门码头的台阶是那么多，那么高，一眼望不到上面。”母亲惊叹。
是的，山城，雾很浓。
下图为朝天门码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