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重清明,人心自愁思”。
母亲去年因病去世,今年是她老人家去世后的第一个清明节。我心中十分痛楚,老妈去年在病床上痛苦不堪的景像,历历在目。
我老妈本人是个小学教师,脾气任性执拗,认准的事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我上大学可以说百分之八九十是她“推”出来的。为了“推”我这个不懂事、资质又低的儿子,她曾做过与古代“孟母三迁”类似的“壮举”。唯一的区别是,孟子是名人,而我则再平常不过。
我父亲供职一家县级广播电台,我们一家都住在这家电台的大院里。我从小耳濡目染,习惯了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早上是《新闻和报纸摘要》,晚上是《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雷打不动。当时县级广播电台主要是有线广播,大院里磁石喇叭隔几家就有一个,最不缺的就是播音员的大嗓门。收听广播是我父亲的职业习惯,我也跟着喜欢听新闻。那时完全没有“噪音污染”这个说法。
在我进入高三准备复习迎考的阶段,老妈觉得这个环境实在是太吵了、太分心了。她坚持要我父亲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让我安安心心读书。
我父亲还真找了个地方,那就是电台的老播音室。播音室属于机要部门,建筑技术在当时当地都是最好的。窗子都是厚玻璃,双层的,门有普通门的数倍厚、数倍重,在里边还真不容易听到外面的声音。
搬到老播音室相对容易,还是在同一个大院内。只要把床搬进去,摆张桌子就行了。
但我多年养成的听新闻的喜好让我积习难改,我就把耳朵贴在门缝上听外面的广播。当时正在闹胡娜外逃事件,广播里还播放胡娜父母写给胡娜的劝告信,好不热闹!
还有当时正在播世乒赛,当时中国普通百姓家庭几乎没有电视机。广播电台得工作之便,不仅有电视,还是彩电,只不过那是公共财物,放在电视室的。我也偷偷溜到电视室看世乒赛,记得蔡振华的“蔡氏发球法”,让我看得目瞪口呆。
当然这些偷偷摸摸的举动都被老妈发现了,她觉得广播电台诱惑实在太大太多,坚持要再次搬迁。
这次搬迁就是大举动了,一搬就搬到了我母亲任职的小学。那所小学在农村,清静倒是清静了,但生活条件差远了。以此我就过上了相对封闭的日子,晚上九点钟上床睡觉,早上六点钟起来背书。当时条件所限,食品都是凭票供应,但我老妈每天都给我两个荷包蛋,外加零食。那时候有多少孩子能吃到零食?
为了让我午睡,她强令她的学生必须伏在桌子上午睡。如果我有一两次没睡好,她总是怀疑是不是她的哪个学生又捣蛋了?
我高考的那几天,老妈比我紧张多多了。我第一天考语文考砸了,对于一个考文科的来讲,语文考砸了那不就完了?老妈几夜都没睡着,但还要装得若无其事。直到考完了我才知道父母遭了如此大罪。我考大学、上大学、甚至找工作,自己其实稀里糊涂,都是父母在替我受罪、使劲、出主意。直到我出国留学了,他们再也帮不上忙了,才真正自己打拼的。
“推妈”现在是个不受人待见的词儿,但当时除了上大学还有其他途径吗?我常常想要是我也处于当时的处境,恐怕我也会变成“推爸”的,尽管我现在是个自由主义者。此一时彼一时嘛。
老妈当年的搬迁“壮举”其实也很平常,大部分中国父母只要有点条件,都会为子女殚精竭虑,创造最好的学习条件,都有资格成为“孟母”。什么叫相夫教子?什么叫呕心沥血?什么叫牺牲自我?我老妈就是一个典型,但象她这样的父母在中国有很多很多,她(他)们的“壮举”背后其实是延绵不断的中华美德、家风、和传统。
首届清明,缅怀吾母。呜呼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