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读书、音乐
閒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
1971年秋是我读初一的第二个学期，时值秋雨绵绵，学校组织我们去“拉练”，即模仿红军长征，背着行李长途行走。整个行程计划是 15天，从合肥走到六安再走回来，沿途像贫下中农学习，在曾是革命根据地的六安进行传统教育。
班主任唐老师让学生推选会计管理伙食费，同学们说让红和我当，因为我们数学好。我的朋友红是数学课代表，可是她说什么也不要干，说“出了错说不清楚”。我傻乎乎的没那么多心思，干就干吧。学校规定伙食费是每人每日五毛，15天每人交七块五。全班40多个学生共交了300多元钱，这是我有生以来见到的最多的钱，顿时感到责任重大，难怪红不愿意做这事（她现在是专业会计）。我把钱放在贴身衣服兜里，拿别针别上，没想到多年后去欧洲居然用了类似的方法。事实证明管理钱的应该是胆大的，而不是数学好的。
午饭由学校负责提供，各班只按人数交钱，天天吃不饱，还有“断顿”的时候。“断顿”后，喧闹的队伍变得鸦雀无声，学生们像僵尸一样机械地行走。第一天我们班在一个村庄过夜，南方没有北方的大炕，我们在农民家堂屋地上打地铺。堂屋就是农民家最外边的屋子，有灶台、饭桌、凳子和农具，还有家禽窝等。房间不大，每家只能住五、六个学生。学生们住的很分散，做饭是自愿组合，我只按各组学生人数给钱，扣除午饭的钱数，多不退少不补，管账很简单。
雨季堂屋地上又湿又泥，房东告诉我们去场边上的储存室拿干稻草铺在地上，我是组里唯一的班干部，二话没说就披上雨衣冲进风雨中。去场上要过一个20几米宽的排洪道，水流湍急的排洪道只有一个约两尺宽、颤颤巍巍的木板桥，上面还有泥巴。我两眼紧盯着脚下，小心翼翼地上了桥。走了不到1/3，小桥突然剧烈地晃动，我连忙蹲下，手扶着桥上的木板，然后连滚带爬地回到岸边，抬头一看，一个“熊娃”同学正站在靠近对岸的桥上大笑，为自己的恶作剧得意呢。我气不打一处来，冲着他发飙：“你就不怕我掉进水里钱没了全班饿肚子？给我滚！”那“熊娃”不但不滚，还在那赖皮赖脸地笑，等着我再上桥接着他的恶作剧。我又急又气，向他扔泥团石头，小时候和哥哥打架的那点本事全派上了用场。直到一位农民过来把“熊娃”治住我才得以过桥、然后又抱着一捆干稻草回来，对这位“拔刀相助”的贫下中农，我真是感激不尽。
晚饭后房东的孩子把她家的鹅赶回窝里，鹅窝就是堂屋靠墙角砌的矮墙里。鹅看到我们这些生人一个劲儿地“曲颈向天歌”。打地铺时同学们谁也不愿睡在靠大门的那边，只好又是我这个班干部“下地狱”。我就这样在有人破门而入杀我抢钱的恐惧中慢慢入睡，同时手一直放在“小金库”上紧紧地攥着里面的钱。兜里的钱让我睡不沉，半夜被呼噜声吵醒，先摸摸兜钱还在。声音是从一个墙角发出来的，我很害怕，推醒睡在旁边的平，我们打开手电朝着声音照过去，看到那个墙角有个大破筐，里面有个物体随着呼噜声起伏。我蹑手蹑脚地走过去一看，差点笑出声来，筐里竟睡着一头猪！猪白天在外面放养，晚上被赶进筐里，只是头天晚上我们没注意到。原来猪也会打呼噜。
接下来的担心是猪醒了会来到我们的被子上拉屎，刚睡着没多会儿鹅醒了，大声叫唤，也不知怎么还跑出来几只，在我们的身上“啪嗒啪嗒”地溜。有几个女生尖叫着用被子蒙住头。担心鹅弄脏我们的被子，我起来揪起鹅脖子将它们一一放回窝，再把窝门锁好。
第二天我的“苦难”开始了。到达宿营地安顿好住处、做饭小组，我分了钱，大家便开始采购准备烧饭。房东借给我们一个竹筐装米，并告诉我们就在不远的小河边洗米即可。我和辉抬着米筐来到河边发现河岸太高，辉个头矮小胆儿也小，我便脱下鞋袜下到水里把米洗了。上岸后我没穿袜子趿着球鞋，与辉将淘洗完毕的米抬回屋。这时我的好友枫已经在灶上的锅里放好水，并准备好烧火的干稻草，我们把米倒进锅里，枫点火煮饭。我环顾四周，看到女生们都在麻利地忙碌着，一个萝卜一个坑，没有插手帮忙的地方，这景象使饥肠辘辘的我联想到一顿美味的晚餐。
枫在那专注地烧火，火光将她美丽的脸印得通红，我走过去找了个小凳坐在她身旁，仍然没穿袜子趿着鞋。我帮她把干草打成小卷，枫用长火钳将草卷送入灶火中，我们配合得挺默契。突然，枫一不小心将火钳放入我的鞋中，我感到一阵剧痛，没来得及叫，迅速将火钳移开，枫一直看着灶火，毫无察觉，我的左脚背则被烫伤。我不想让好友知道，一声没吭，跑到小河边站在水里，让清凉的水流过我的脚。
第二天起来后发现伤口没好，我向担任卫生员的同学要了纱布，卫生员又交给我一瓶双氧水，说是教化学的班主任唐老师交给她的，有消毒作用。我简单清理和包扎了伤口，便随队伍出发了。晚上休息时，我发现伤口恶化了。于是我又向卫生员要了双氧水和纱布，当双氧水与伤口一接触，就听见“斯拉”的声音，接着出现一片白沫，后来的每天都是如此。还有更坏的，走路时第一步疼得钻心，后来疼过劲儿就麻木了，却不能停，停下来第一步又是一阵钻心的疼。按说应该默念语录“下定决心···”，可是我总是想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里梅士金公爵的话：“要配得上你的痛苦”。这是我在北京时跟着邻居大孩子们读的禁书，只是我当时根本没读懂这部名著，多年后再读才知道这痛苦指的是精神层面的。
那是个无忧无虑的岁数，虽然天天经受伤疼的折磨，却依然欢快乐观。一次到达一个地点，学校认为这里的人民觉悟高，让我们多停留一天向贫下中农学习。于是我们参加了担肥的劳动，还好是干肥，不算太重，我一声不吭地坚持下来。休息的时候看到一位农民站在水牛拉的爬犁上（见图）耙地（是干地，与图示不同），看到那位农民大叔悠然自得的样子，我觉得耙地很简单、很好玩。我跃跃欲试，央求大叔让我学学耙地，大叔先是一脸惊愕地说：“学生不读书干这个？”然后乐不可支地把鞭子交给我，自己到田埂休息去了。我上了爬犁，学着大叔的样子赶牛，没走多会儿，那牛就不听话了，往田埂上走。我“嘚儿驾喔吁”地乱喊一阵，牛还是不紧不慢扭着屁股往田埂上走。旁观的农民们笑得前仰后合，直到我几乎从爬犁上摔下来才过来“救命”，还说如果我扑倒在牛屁股上，肋骨能被牛股骨搁断。这看似简单的东西原来很有说头。
（照片来自网络)
我们到达六安后，住在一所停课的大专学校内。我们住在大楼的教室里，用水、上厕所都很方便。本来是要休整几天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可是第二天，学校突然宣布立即返程，回学校传达重要的中央文件。当天晚上看大家都睡下后，我旁边的平悄悄对我说，她打探到我们提前返程的原因：林彪被揪出来了。我吓了一大跳，不假思索地说：“坏人怎么越抓（职位）越高？先前是国家主席，现在又是副统帅，更高的领导又是个坏人咱们国家怎么办啊？”刚说完我和平都怔了一下，我俩立即钻进各自的被窝里，我暗自叫苦：一不留神说了句“反动”的话。第二天平照样和我说笑，好像什么也没发生。
返程的路上，卫生员终于发现我每天要双氧水和纱布的原因，我也因为伤口不愈走路越发艰难。每天到了驻地，同学们照顾我不让我多走动，行军时我不让别人替我背铺盖卷，一直坚持到返校回家。回家后几天伤口就愈合了，留下个一寸多长的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