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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
此回忆系列记录自己从初中到考上大学的心厉路程，以纪念77级入学40周年。如许多同龄人一样，这段年华并非都是在学校度过的，即使在学校，也不仅仅是学习文化知识。这里着重记载我们那一代人的遭遇、犯下的错误、对错误的悔恨，更有对来自良师益友、家庭和社会鼎力相助的感激。
（1）“奇葩”老师的珍贵训示
“教室翻腾熊娃闹，讲台震荡老师急”：这就是我们初一班上每天教室的气氛。
合肥一中现在是安徽省重点中学，是“名师”和“牛娃”的聚集地。在1971年我上初一时，只见“名师”不见“牛娃”，因为学习好不如“思想”好。学校按居住区招生，不少“熊娃”得以不用考试就混进了一中。“熊娃”是来玩的， 每天在课堂上大闹“天宫”。老师要班干部帮着维持秩序，困难在于，“熊娃”们有个共同特点：个子矮，坐在前面；我们这些坐在后面的女生和男生班干部啥也做不了，因为如果我们也站起来跑到前面去追、拉、拽“熊娃”，课堂就会更加混乱。我们责成两个泼辣、厉害、坐在前面的女生“小校”帮助维持秩序，她们的确厉害，也爱管事，可常常是按下这个，那个又起来了。一个“熊娃”的衣服很破，待两位“小校”把他拉到座位上，一边的长袖变成短袖，另一边变成无袖。
数学老师很有学问，就是穿着很邋遢，也不会对付“熊娃”。老师讲授圆的公切线时，立刻有“熊娃”提问“母切线”在哪，老师气得说：“要是我儿子我就···我就···你这个不上路的东西！”一天他的鲜红色秋裤带从外裤前扣中掉了出来，居然没有察觉。当他步入教室，全班哄堂大笑。他问学生笑什么，没人敢说。规矩的学生把书举起来遮着脸无声地笑，而身体却在颤抖，“熊娃”们则肆无忌惮地大笑。学生们越笑老师越穷追不舍地问，最后还是提问“母切线”的“熊娃”喊：“你的秋裤带掉出来了嘛！”老师低头一看，恼羞成怒把课本往讲台上一摔，“这课不上了！”夺门而出。
注重仪表、穿着体面的地理老师是北京人，她和爱人随科大从北京迁到合肥。她讲课时总是面带微笑、声音悦耳动听、声情并茂。每当“熊娃”闹，她就会被气得花容失色，待形势好转后，她需要好一会儿恢复情绪，对她来说，没有情绪微笑就讲不了课。一次一个“熊娃”大声说话，老师制止他无果，就尖声地问这位学生：“你叫什么名儿？”这让我倍感亲切的北京口音却引起全班大笑。“熊娃”说：“你管我叫什么？”这下老师急了，偏要去看个究竟。她来到他的课桌前拿起一个作业本查看，突然又尖声地问：“怎么是一个女生的名儿？”全班又是一阵大笑。和我刚到安徽时一样，对一些男孩起女孩的名字感到惊讶，后来听人说是男孩取女孩名好养。不管他父母生他时怎么想，这是他的软肋，从此这个“熊娃”就老实了。
“熊娃”们害怕教化学的唐老师，唐老师也是我们班两个班主任之一。她讲课时怒目圆瞪、大喊大叫，像是在开批斗会，喊出的口号却是物质不灭定律、酸碱盐、“H二O腰”（“腰”即1），多年后知道可以不必说那个“腰”。唐老师用浓重的当地口音让我们跟着她一遍一遍地喊物质不灭定律，直到现在我似乎只会用安徽口音说物质不灭定律。“熊娃”不敢惹她，因为唐老师不仅样子凶，还喜怒无常，急了就对学生大打出手。我离开后不久，听说她的行为越来越不正常，被诊断为遗传性精神病，不得不离开讲台，后来又早早地离开了人世。
我们曾问另一位班主任曾老师，为什么我们班闹得这么出奇。曾老师在我们上初一那学期刚从北京调来，他曾是《体育报》记者，在合肥的爱人调不进北京，他就放弃了北京户口，来到我们学校教体育。曾老师说，因为他刚来，别的老师把不愿意要的学生都塞给他。他想，如果他也不要，这些孩子们就会被推到社会上去。曾老师人特别好，课间教我们打乒乓球，对学生很爱护。就是这么个好老师，也被气得对“熊娃”伸出拳头，用广东口音大喊：“让你尝尝我金老希（曾老师）的希几头（狮子头）。”
教语文的汪老师身材高大，30多岁的人看上去像50多岁，头顶一个干部帽，摘了帽就会露出个秃顶。由于他没成家，自己显然也不会生活，仅一件蓝色四兜的中山装穿一学期也不洗，学期开始时是蓝色的，然后变成灰色的，再变成黑色的，到学期末就是油光锃亮的。这个看上去“缺心眼”的老师颇有些古代文人先生的气质，抑扬顿挫、摇头晃脑地把叶挺的诗读得像古诗一般，尽管是一口安徽口音。汪老师不按常理出牌，谁要是在他的课上闹，他会去拧耳朵，用教鞭打手心，下手很狠，所以“熊娃”不敢在他的课上放肆。这么个“奇葩”老师，却给我上了一堂一生受用的课。
记得是1971年底的一天晚上临睡前，我突然意识到第二天要交一篇作文，而我一个字也没写，那几天我一门心思忙着出板报，把作文作业忘得一干二净。我各科成绩都挺好，是化学课代表，因为数学好，拉练时被推举当会计，我想偷懒了，也许晚交一篇作文也没啥。后来不知怎么心血来潮，过几天就是毛主席的生日，我填个词给毛主席祝贺生日，虽然不是按照要求写，歌颂毛主席能有啥错？于是我填了个《满江红》，我不记得自己的“大作”，只记得头四个字是“一八九三”（毛出生那年）。
后来发作文，我这篇“大作”不及格，不仅如此，汪老师在课上讲作文作业时气愤地大声说：“有个学生没按照要求写作文，还填个什么词。写诗填词哪有这么简单？简直是狗屁不通！这么干是咋呼老百姓！”全班哄堂大笑，可是都不知道老师说的是我。下了课，不忍心看大家猜得苦，我说“都别找了，你们要找的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然后和大家一起笑。笑归笑，自己没按要求写作文有错在先，我只有踏踏实实地写作业才能再次赢得老师的认可。
紧接着又有一篇作文作业，题目是“记一个难忘的同学”。我以前不上心写作文成绩也不错，这次我很认真地写了我的同桌好友枫，不再追逐华丽辞藻、紧跟政治风潮。作业发回来，我居然得了100，更没想到的是，汪老师在班上说：“有个同学最近进步很大，作文得了满分，是你们学习的榜样！”当时还真以为自己进步很大，现在想想，其实是老师在鼓励我走正道，真是煞费苦心！
离开一中后，我与几个好朋友一直保持着联系，直到上了大学。30多年以后，我从茫茫人海中找到了已经是大学教授的枫，又通过她找到了所有当年的好友。我们在合肥相聚，前来聚会的不仅有我的女生好友，还有一些当年的男生班干部和 “熊娃”，尽管我们各自的人生道路、价值观不同，在一起时又像回到了清纯的当年。
我们先就“狗屁不通、咋呼老百姓”大笑了一阵，原来在他们看来我也够“奇葩”的。然后说到有几个“熊娃”后来成了改革开放的“弄潮儿”，有的发了，还有的先发后“栽“，那个衣衫褴褛的“熊娃”据说穷到了底儿，成了时代和社会的“弃儿“。一位参加聚会的“熊娃”现在当了警察，听到大家说警察“黑”时，他附和道：“当年土匪在深山，现在土匪在公安”，然后又可怜兮兮地说他们警察其实是“弱势群体”，真是“熊”气不减当年。
有朋友说在改革开放后不久曾在某医院遇见汪老师，他说正在等待爱人生产。看来，他不再穿着又黑又油的衣服上课了。我很认真地说：“汪老师是我的恩师”，朋友们大笑，以为我在开玩笑。现在回放“狗屁不通、咋呼老百姓”事件，如果不是汪老师敢于坚守底线、而是屈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压力，我不知道自己会自我膨胀、政治奴性到何等地步，也会成为其他同学效仿的歪样板。
我虽然只在一中学习了一年半，这期间打下的那点文化课基础，对多年后没上高中的我参加高考，真可谓是“老本”。前来聚会的朋友中，除了枫以外，都没上大学。他们大都参加了高考，一次努力失败后便另辟蹊径，路径各不相同，相同的是他们通过努力，在社会上找到了立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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