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发生的具体日期已经记不清了,是旧金山湾区大地震以后,奥克兰山大火之前。那时对火灾十分畏惧,因为对大兴安岭火灾的报道记忆犹新,我们这些穷学生还捐钱送回国内赊灾。可是,谁也没想到,我们自己竟然也参与了灭火。
时值不少留学生获得博士学位,即将走向新的工作和生活。一个周末,我们十几个人来到Hayward State Park ,用BBQ的方式欢送将要离开加大柏克莱分校的朋友。那天,公园的人不少,我们找到了公园最深处的一个野餐位置,有餐桌和BBQ烤炉,附近有个小水塘。我们旁边是一对年轻的情侣,正在享受他们二人的浪漫野餐。当我们七手八脚地把东西从车里搬到餐桌时,开始起大风,不少人冷得打颤。当时先生在Palo Alto 的Xerox PARC做博士后,我还在做论文。我们居住在Union City,这是个介于Palo Alto和柏克莱之间的城市,公共交通发达,距公园最近。于是我自告奋勇开车回家拿衣服,把我和先生的外衣、毛衣各拿了几件。
不感觉冷了,朋友们的心情顿时大好。就在我们开心地准备食物之际,旁边那对情侣的烤炉中尚未泯灭的火星,被风吹了出来。谁也没有注意他们是何时离开的,可是他们离开时却没有完全扑灭火星。飞出的火星点燃了附近的荒草,又顺风向山坡的方向蔓延。山坡与我们的野餐地只隔一条窄小的马路。这一带因为缺水,山坡上全是黄色的干草,又高又密,这就是在880公路上可以看到的、连绵起伏的黄山坡。 如果这些山坡也烧起来,后果则不堪设想。
先生从小历尽磨难,对灾难的反应比常人灵敏、迅速。他立刻脱下外衣,冲到着火的地方,抡起外衣拼命地扑打火焰。瞬时间,先生从一个物理学家穿越回知识青年,仿佛这里不是美国公园,而是他当年插队的内蒙古高原。男生们先是愣在那,过后也迅速脱下外衣,冲向火场,刚要用外衣灭火,举着衣服的手在半空中停住了。他们看着我,不等他们问话,我赶紧说”别管衣服了,快灭火吧!”
一位女生去喊在旁边钓鱼的一位游客去报警,谁知这位游客如此专注,竟然听不见。急情中,这位女生揪住了他的耳朵,他才大梦初醒般地意识到“it’s fire!” 其他游客中有位小伙子也加入了我们的灭火队伍,也学着男生的样子,脱下自己的皮夹克,万分起劲儿地扑打火焰。同时,我们女生把所有盛食物的大盆腾空装水,从水塘到火场形成了个人力运水线。不一会,火扑灭了,我们仍然浇了很多水,确保火星不会再出现。整个过程只有几分钟,小伙子告别前和我们微笑地说:“Good team work!”
刚舒口气,公园的Ranger开辆小卡车来了。Ranger看到我们灭了火,一脸的不高兴,气不打一处来。她看先生像是个Ringleader,便对他开训起来: “你们根本不该去灭火,就应该赶紧逃跑。你们如果出了事,我们还得对你们负责任。” 先生说:“不灭这点小火,火会窜到山坡上。。。”Ranger打断他说:“就让它烧!烧完就没事了。” 放眼这漫山遍野的荒草,风如此之大,一旦荒草全烧起来,在公园尽头的我们还逃得出去吗? 当然,也不必跟她多费口舌,点头称是就是了。就这样,火灭了,训挨了,肉,最后也吃了。
事后给妈妈写信讲事情经过,妈妈觉得十分好笑:“一群博士生、博士后救火,要在国内肯定上报纸表扬了,你们却挨了训”。是啊,我们在国内受的教育是国家财产比个人生命重要,从小读的龙梅玉荣的英雄事迹,“印在脑海里,融化在血液中”。甭管是哪个国家,姓“社”还是姓“资”,火光就是命令!真不是为了表扬,而是条件反射。
事过几十年,再遇到类似情形,我们大概不会像当初那样下意识地行动了。从理智上说,还是应该审时度势,即做一个定性的风险评估,再决定如何行动;即使是逃跑,也不能乱跑。花一点时间评估应该是值得的。
话题回到天津港火灾,我问一位是志愿消防队员的朋友,如果是您们遇到类似的事如何处理。他说,首先他们对辖区内所有公司、工厂、工程的化学品、易燃易爆品都有个清单,包括这些物品的数量和位置。其次,对不同化学品的处理有HAZMAT的导则可遵循,而消防队要经常进行HAZMAT训练。即使去民宅灭火,也不会一开始就贸然进屋救人,而是在屋外查看一圈,确定没有隐患才行动。比如,如果民宅后院有个煤气罐,就不能从后门出来,不然就有可能把自己BBQ了。
真是不同的思维!
为什么不这么想--如果你们因为救火而陷入绝境,Ranger有责任冒更大的风险来救援你们?Ranger认为你们的生命和她的生命一样,都重过有形有限的草皮树木。想到饭碗不免太狭隘了吧!
这是不是中国人和美国人的思维和文化差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