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68年底,学校里有人说我们学算术[1]是已经被批臭了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我们女生就那么点儿听话的看家本事,也被说成是“5分加绵羊”,缺乏革命造反精神。左不是,右也不是,学校成了“转椅”,一上就晕。
1969年开始北京实行“就近入学”的新政策。我被迫离开二龙路小学,离开自幼儿园起就认识的好朋友,转到离家较近的后达里小学。转学时要填表,上面有“政治面貌”一栏。想起母亲机关有个老人,糊涂到把自己的脸型当成“政治面貌”,填了个“长方形”,闹出笑话;所以,自以为很懂政治的我,十分庄重地填上“红小兵”。
虽然学校里没有人知道我家的事[2],“家庭出身”那一栏,还是让我犯愁了。父母不是“工人”、“贫农”、或“解放军”,若填“知识分子”,肯定是自找麻烦。可父母都是好人,为什么没有“好人”这个出身?我只好向母亲请教,她斩钉截铁地说“就填‘革命干部’”。母亲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安全感,我才意识到,越是害怕,恶梦越多。
转学前,去学校革委会拿介绍信。介绍信有个备注:二龙路小学(文革前的试点学校)是五年一贯制,四年级相当于普通学校的五年级。办事的老师认识我,不知为何又加了个备注:“该学生是‘排文革’的骨干”。
从我家到后达里小学,要往胡同的纵深方向走,穿过好几条小胡同,基本上是“碰鼻子拐弯,撞脑袋到家”。与曾是王爷府的二龙路小学相比,后达里顶多就是个小太监的宅子。可是,从第一天起,我就喜欢上了这里。
条条胡同仿佛是天然屏障,使这里成了被“史无前例”遗忘或忽略的角落。学校里,老师说话还管用,没看到有人搞 “阶级斗争”。无论是上课、作业,还有考试都一切照常。老师们认真地研究了我的情况,对我说,先在四年级上一天,看看算术的进度再说。
真要感谢二龙路那个文静的辅导员[1],她教的算术,使我的水平基本达到后达里五年级当时的进度。放学后,我被留下来,老师们告诉我,第二天可以进五年级了。五年级班主任是30多岁、表情严肃的何老师,她问我:
“学过小数点儿吗?”
我一下子傻眼了,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小数点儿”。看着愣在那的我,何老师说:
“我们也才开始学。我给你讲讲吧。”
于是,何老师给我单独上了一节小数点的课。第二天就是考试。我都不记得上一次考试是什么时候,也不知道畏惧考试。我很快把题作完,看也没看就交了。卷子发下来,竟然有近一半的题作错了。我也没当回事儿,大人自顾不暇,社会上又在搞文革,谁在乎考试成绩?
可是,何老师不高兴了。放学后,我被留了下来。何老师说“你的错都在没有四舍五入”。接着,她寥寥数语,我一点就通,从此,我的算术成绩总是90多到100分。
可是没过多久,我又惹老师生气了,这次是语文作业。当时四合院的大孩子们都在“学”连笔字,我跟风儿把字写得寥寥草草,以为这就是“连笔字”。何老师给我留下了语气严厉的批语:“红小兵同志!……”。我生来敬畏老师,从那以后,我认真地写字,再也不敢马虎。
我来到新班不久,不知为什么要改选班干部。何老师特地介绍我曾经是“排文革的骨干”,然后让大家讨论决定。讨论会上,和我从没说过半句话的男生们要推我当,而女生和我的朋友们则说我不熟悉情况,不同意改选。这时我才知道,我的新朋友们都是班干部。我觉得与她们相比,自己象个“没有驯化的野生动物”,所以我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当干部。表决的结果是不改选,我很乐意这个结果,我和新朋友们之间的友谊也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
几个月后的一天,我和朋友们全被何老师罚站了。那天,我们乘午休去游泳,下午上课迟到了几分钟。严厉的何老师,毫不留情地让我们站在外面。我们能听到男生们幸灾乐祸地说“(女生班干部)‘全锅端了’!”。10分钟后,何老师才允许我们进教室,还要求我们必须按时完成课堂作业。
多年后,时值77届大学毕业,我们相约返校看望何老师。学校显得更破旧了,何老师也到了发福的年龄,脸上出现了皱纹。看到我们来,她笑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的笑。何老师笑得很美,那是一种完成了艰巨的任务之后所发出的轻松、欣慰的笑!
文革中的后达里小学,象沙漠中小小的一片绿洲。那里的园丁,将一棵流落到此的小树苗扶正。当她再经受风雨时,弯而不折。后来又遇到几位好老师,使曾经“输在起跑线”上的我,成长为柏克莱加大的工学博士,并且后来也加入了育人的行列。
这些老师都是最普通的人,却在动乱的年代,坚持了作为一名教师的底线。她们做的事,看起来象小雨点一样微不足道。但是,如果有无数多这样的小雨点汇聚在一起,就会象扬子江一样,汹涌澎湃、势不可挡。
[1]:《混沌的童年》之5
[2]:《混沌的童年》之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