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维利亚代表着西班牙的黄金时代。这个时代也是人来历史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神圣而矇昧千年的中世纪徐徐落幕,理性觉醒和文明亢奋的近代历史闪亮登场。两大宗教(天主教和穆斯林)在这个时代激烈交锋,信仰此消彼长,但是文化则兼容并蓄。在这个人类文明的十字路口,沉重的历史车轮在这片土地上碾下深深的印记,信仰,艺术,财富都使这里的风景显得如此浓墨重彩。
老城的钟声
进入塞维利亚老城就像进入了一个巨大的迷宫,不仅街巷狭窄,相互交织,错综复杂,而且无东西南北的方向规律可循。毕竟几千年的古城不能让你轻易摸透。
放下行李,稍作休息,我们就迫不及待奔大教堂而去,正在街巷迷宫中摸索前行,迎面撞上一阵洪亮的钟声,先有单钟点击,然后群钟齐鸣,立刻整座城市的上空中充满了数不清的节奏和频率的回响,浑厚中混着清脆,威严中透着圣洁,于是,市井的嘈杂被一扫而空。教堂的钟声并不陌生,但是这样的混响和规模,可是闻所未闻。
寻钟声,转过两条小街,豁然大教堂就近在咫尺了。不愧为世界第三大教堂,特别是教堂的钟楼吉拉尔达塔的体量和高度,即使你有思想准备,当你第一次与她相遇时,不免还是会惊叹不已。原来钟声来自塔顶(后来才知道,塔顶有25口大钟,全部机械动力驱动)。这样大规模的钟声预告了一个重要的圣礼仪式即将开始
钟声还未散去,就有大队人群在神职人员的带领下,簇拥着圣母玛利亚的塑像,进入大教堂的洗礼门。这样的邂逅,让人惊喜,也觉得不知所措,忙着拍照竟然忘了跟着人群进入教堂,直到教堂内传出美妙动人的唱诗班的歌声,才发现为时已晚。我们邂逅了一个重要的天主教圣礼,可就在大教堂门前又与之擦肩而过。
信仰与政权的变革
欧洲的历史上,有两个国家在宗教信仰上经历了截然相反转变。
一个是今天的土耳其,欧洲最东部,先前的拜占庭帝国(又称东罗马)东正教(天主教的分支)政权,在穆斯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打击下风雨飘摇了几个世纪,终于在1453年随着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沦陷,彻底灭亡;
另一个就是西班牙,在欧洲最西端,几乎就在同一时期天主教政权则节节胜利,将统治伊比利亚半岛近700年的摩尔人(阿拉伯穆斯林的一个分支)渐渐逼上了绝路。
在塞维利亚,当时处于鼎盛时期的摩尔人穆瓦希德政权用了14年的时间,于公元1198年修建了一座当时颇具规模的清真寺。盛极必衰的摩尔人没有想到,大势急转直下,1248年,仅仅过去50年时间,塞维利亚就就陷落了,清真寺成为天主教政权的战利品。
政权更替了,信仰也需要重建,被天主教收复的地区,所到之处,清真寺纷纷都被改造为天主教堂,塞维利亚的这座大清真寺也经历了同样的命运。
今天欧洲很多著名的古建筑都有“改变信仰”的经历,比如希腊雅典卫城的帕底农神庙曾经由神庙改为东正教堂,又从东正教堂改为清真寺,后来还做过弹药库,不幸战争中大爆炸被毁,残留至今。
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是一座传奇的东正教堂,后来奥斯曼帝国统治以后被改为清真寺,今天是一座博物馆。
塞维利亚人的疯狂
到了1401年,伊比利亚半岛天主教的全面胜利已经势不可挡,光复后的塞维利亚天主教信徒们,已经不满足这座由清真寺改建的教堂,他们为神圣的信仰奉献一个世界之最已经不再是梦想。他们说“我们要建造一座巨大的教堂,以至于见到的人都会认为我们疯了”。这个疯狂的计划是要拆除原先的清真寺,在其原址重建一个全新的哥特式天主教堂。
其规模是如此庞大,后来用了一百多年时间才完成。这座巨大的教堂打破了圣索菲亚大教堂垄断了近一千年世界之最的历史,而成为当时世界第一大教堂。这就是今天来到塞维利亚最大的风景,我们一定不会错过的塞维利亚大教堂。
规模常常意味着地位,当时世界的中心就在塞维利亚。
历史的转折点
中世纪的历史车轮驶入1492年,史学家把这一年看作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就在这一年发生里两件划时代意义的大事。第一,统治伊比利亚半岛700年之久的穆斯林政权将最后一个据点格拉纳达拱手交给了交到天主国王费迪纳德二世和伊丽莎白·伊拉·德卡斯提尔的手中,至此整个伊比利亚半岛统一在天主教信仰之下。这个统一就诞生了现代意义的西班牙国家。统一后的西班牙也就有了精力和财力来做另一件大事,这就有了另一个更加具有划时代影响力的事件,哥伦布发现美洲。
新大陆的发现
哥伦布的航海探险源自于欧洲人对于东方的向往。在那个中世纪晚期时代,人文主义开始复苏,人性的禁锢开始松动,人们的物质需求以及相应的贸易快速发展,人们的高档奢侈品,特别是香料都来自东方的印度,与东方的贸易,文化和财富的交流需要一个安全可靠的通途。从基督教世界的欧洲地中海地区向东,欧洲人遇到了一个强大的敌对国家,穆斯林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东罗马拜占庭帝国灭亡。东方的通道几乎被封锁,商业贸易风险巨大。
可是人的欲望更大,于是一个古老的命题变得有了实际的意义,地球不是圆的吗?向东不行,我们可不可以向西呢?
人们在很早以前就通过天文观测,特别是月食的观察推算出大地其实是一个巨大的球型,
哥伦布的时代,航海业已经非常发达,人们已经绘制了大量的海图,还做了计算,认为向西航行到印度并不遥远。可是理论终究不是现实,大西洋向西是一片茫茫的未知世界,这样的远洋航行不仅要面对海上风暴这样已知的风险,还要克服“天边的断崖”和“海中心的巨大漩涡”等那时人们想象中的恐惧。探索需要信心和勇气,时代需要英雄,哥伦布应运而生。但是这样规模的探险,只靠个人英雄主义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倾国的财力,需要有一个有实力又有战略远见的君主的支持。哥伦布在前后10多年时间,游说了几乎欧洲所有当时的航海大国,一直到1492年才得到西班牙女王伊莎貝拉一世的資助。在塞维利亚大教堂南侧有个西印度群岛综合档案馆(Archivo de Indias),里面收藏了当时哥伦布与西班牙王室签署的协议原件。西班牙的资助只是总费用的一半,另一半由意大利的商人提供。当时的意大利,主要是威尼斯,热那亚等城市是欧洲贸易的主要口岸,那里的人生活富裕,思想开放,文艺复兴运动渐入高潮。商人们资助哥伦布,自然有巨大经济利益的考量
1492年8月3日夜里,哥伦布的舰队从西班牙西南海岸的帕洛斯港出发了,向西,目的地印度。
经过两个月零9天的航行,哥伦布的船队横渡大西洋终于看见了一大片陆地,这是中美洲的一些岛屿,但是哥伦布坚信他们来到了印度,或者至少是印度以东的一些岛屿,东印度群岛。今天的我们打开地图,很容易看出,这里距离印度非常遥远,直线距离还有两万公里之遥,而哥伦布的这次探险才跨越了不到七千公里,他刚刚迈出了一小步。可是这一小步是人类的一大步。在后来的10年间哥伦布又进行了3次航行,他一直坚信这就是东印度群岛,他把这里的原住民叫印第安人
(就是印度人的意思),一直到死他也没有改变这一错误的信念。这或许是反映出,当时人们因为天文地理知识的局限,对于地球周长计算的巨大误差,也或许是哥伦布对个人成就和自尊心的极力维护。但是这一地理大发现,远远超出了到达印度的意义,哥伦布的贡献远远超出了个人的荣誉和自己的想象力。大航海时代开始了!
很多西方史学家将哥伦布发现美洲当成欧洲中世纪的结束和世界近代史的开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新大陆的发现“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
就在哥伦布之前70-100年,中国明朝永乐年间的郑和船队进行了7次远航,最远抵达非洲的东海岸,其航程,船队规模(郑和船队2第一次远航62艘船,2.8万人,哥伦布第一次探险仅3艘船90人)都远远超过哥伦布,可是这样浩浩荡荡的大规模远航,没有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影响,对于中国历史也影响甚微。历史学家和中国人因该研究和反思,中国人在技术和能力都领先的情况下,为什么没有把握历史的机遇。
哥伦布的归宿
哥伦布这个历史巨人,生前命运跌宕起伏,死后遗体的行踪也扑所迷离,最终带着各种谜团于1898年从古巴回到西班牙,就安放在塞维利亚大教堂的王子之门内。
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在大教堂的哥伦布的灵柩前。四座雕像代表了哥伦布时代构成西班牙的四个王国,分別是Castilla、Leon、Aragon和Navarra。仔细看四尊雕塑身上的服饰,左前方的人物代表莱昂(Leon)王国,他手持戴十字架的长毛,扎在一个石榴上,石榴是当时格拉纳达的代表,是阿拉伯人在西班牙最后一个据点,刚刚被征服。
左后方的人物长袍上有锁链的图案,他代表纳瓦拉(Navarra)王国;右后方的人物,皇冠和长袍上有蝙蝠,代表阿拉贡王国(Aragon,费尔南多是阿拉贡的国王);右前方的人物手持一个船桨,在他的长袍和皇冠上有城堡图案,代表卡斯蒂利亚王国(Castilla,伊莎贝尔女王是卡斯蒂利亚的女王)。
这座雕塑由西班牙著名雕塑家Arturo Melida于1891年设计,原先安放在古巴哈瓦那,后于1899年迁移至塞维利亚大教堂。雕塑家运用了当时盛行的浪漫主义表现方法,没有将人物统一在传统的氛围里,而是将他们各自的内心情感表现展现给人们。前面的莱昂王国和卡斯蒂利亚王国昂首挺胸,目光落在遥远的天边,表情中有信心,自豪和崇敬。后面的阿拉贡和纳瓦拉低头俯视,看着脚前,似乎在沉思,忏悔。
哥伦布生前创造了传奇,死后他的遗体再度飘扬过海,继续演绎辉煌,曲折而神秘的传奇故事,至今谜团未散。被抬着的灵柩事实上是一个离地五尺的悬棺,似乎在告诉人们,他永远也不愿意在地下长眠。
财富
大航海时代就是欧洲强国对海外和新大陆收敛财富的时代,大量的黄金白银和奇珍异宝源源不断运回了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塞维利亚作为当时西班牙南部的中心城市和主要的口岸,见证了那个年代突然出现的富有和奢华。城中的瓜达尔基维尔河畔有座十二等边形的堡垒,1221年建造。后来用作黄金中专站,甚至一度外壁都贴上金砖。今天金砖已没有踪影,只留下一个虚名“黄金塔”。傍晚时分,瓜达尔基维尔河畔上倒映着晚霞,在夕阳和灯光下,黄金塔又显出迷人而虚幻的金色。
走进大教堂,你依然可以目睹当年财富的沉淀。精美的装饰和圣器,还是那样金光闪闪,丝毫不显岁月的苍老。财富印证着信仰的虔诚,信仰和虔诚也成了这笔财富的守护神和避难所。
黄金塔并没有优美的身姿,也没有精美的装饰,却是照样吸引人们的目光,尤其是在夕阳和晚霞中。围绕着她的棕榈树的剪影让她古朴中带着妖艳,庄重里透着神秘。财富常常演绎出扣人心弦的故事和让人感叹的兴衰变迁。所以有多部影视作品中收入了他的身影,她的造型还在微软公司的游戏软件“帝国时代”里出现。
让我们的思绪从历史的长河中拉回到眼前的塞维利亚大教堂,来参观这座文化艺术的博物馆。
原先的清真寺被拆除了,可是并没有彻底根除,她的那座高大的宣礼塔,就是现在看到的吉拉尔达塔,连同她承载的阿拉伯穆斯林文化符号,在这个漫长而疯狂的重建过程中,存活了下来,是唯一留存的原清真寺建筑结构。今天,我们面对这座宏伟的教堂,我们似乎可以领悟到这座高塔能够存留的原因。人们常常把她看作是欧洲文化中“包容”精神的完美体现,这是有道理的。文化可以融合,但是信仰却是排他的,人类历史上有太多的毁坏源自于这种排他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偏见,仇视,甚至极端。希拉尔达塔的保留决不意味着天主教对于穆斯林教的妥协和认同,但是毫无疑问,天主教徒们对于阿拉伯穆斯林的文化艺术,美学,和建筑学的成就是接受,尊重,甚至敬仰的。
吉拉尔达塔
塞维利亚人不仅保留了希拉尔达塔,还在新建大教堂的装饰中兼容并蓄了精美的阿拉伯的纹案,重建的教堂和原先的塔楼像是同源弟兄的重逢一般,那样和谐,易于相处。
正是因为这些阿拉伯文化的融入,让这座哥特式教堂,在肃穆,崇高和神圣的气质中透着优雅神秘的异域情调。这也成为今天这个大教堂的另一个重要看点。
其实吉拉尔达塔的保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1568年,西班牙著名建筑师Hernán Ruiz改造了希拉尔达塔顶上的钟楼部分,原来宣礼塔上的4个象征着法蒂玛之手的圆球,被换成了青铜风向标,一个古罗马装束的妇女,左手握一盾牌,右手持棕榈树叶,这个可以转动的青铜风向标雕塑就叫吉拉尔达,象征着信仰必胜(这个风向标在教堂的东南面的入口也有一个复制品,可以近距离观看)。他的设计让文艺复兴风格的钟楼与塔身的比例,阿拉伯元素的精致的砖石装饰网格装饰和马蹄形窗,配在一起,竟然十分和谐。塔顶28个大钟至今仍能用优美的音色为塞维利亚居民报时。这座塔后来成为许多世界知名塔楼的范本,例如旧金山渡轮大厦(Ferry Building)的钟塔和芝加哥莱格利大厦(Wrigley Building)都模仿了希拉尔达塔的设计。
吉拉尔塔高104米,内部没有楼梯,也没有电梯,如何登顶呢?环形坡道,因为塔基边长13米,宽阔的坡道让人可以骑马到塔顶。
钟楼上的观景台对游客开放,360度塞维利亚市区风景尽收眼底,俯瞰阿尔卡萨尔城堡、远眺西班牙广场、斗牛场等。周围的民居和酒店很多有顶层游泳池,可以看到人们在聚会,喝着啤酒,晒着太阳,享受闲暇和慵懒。是的,西班牙人的生活节奏是慢的,有那么美妙的光阴可以仔细品味,何必匆匆忙忙地为那无尽的将来操劳呢?
(上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