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目养神
如果你不幸进来了，你会失望。如果在这里，你学到点什么，或有什么感受，那更是浪费你的时间了，咳，咳！
“相当冷静”先生总是偷偷塞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混搅别人的视野。比如“博古之子回忆父亲（秦邦宪）”一文，秦铁口述，李菁执笔。
该文中“八四”之谜一章（见附文一），一开头其实就写得很清楚的：
“四八空难”发生后，新华社当年发的消息定性为“失事”。1956年，叶挺的儿子叶正大从苏联留学回国，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中南海西华厅的家里宴请他。席间，周恩来曾告诉叶正大：当年我们怀疑是国民党特务做的手脚，但是没有证据。后来中共方面向国民党政府和军调处提出这样一个要求：以后凡是中共中央委员和高级将领坐飞机，一定要有一位国民党的将领陪同。国民党方面也答应了。
这一段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了虽然没有证据，可是怀疑的确确实实就是国民党办的，要不然怎么共党方面会要求“有一位国民党的将领陪同”呢？而国民党呢，显然也是同意了的。
此系当时定案（即没有证据，但嫌疑犯是有的）。
我也并不十分确信那篇网文所述（附文二），即用磁铁破坏飞机仪表致使飞机失事的事情是否可行。
但是，依秦铁（李某执笔）所述，“其实这篇文章漏洞百出：其一，国共会谈期间，彼此行动都是透明的，父亲他们离开重庆，报纸都有公开报道，国民党一些官员还到重庆机场送行，所以所谓国民党特务刺探到了这一条情报，是无稽之谈。其二，驾驶这架C-47的是美国“飞虎队”的飞行员，我想国民党特务不会有如此胆量，连美国人也一起害吧！”
但是秦文却是更鱼目混珠了。首先说人文章漏洞百出，只指出两点，有欠厚道吧。但即使按这两点分析，也是站不住脚的。就这两点分析，比如其一“所谓国民党特务刺探到了这一条情报，是无稽之谈”，呵呵，刺探的这一情报，应该还是情报嘛，不管从报上来的，还是哪里来的。比如其二“我想国民党特务不会有如此胆量，连美国人也一起害吧！”则更是荒谬了！用自己愚蠢的脑袋去判断国民党？国民党特务真不敢杀美国飞虎队的飞行员?明杀恐怕是不敢，但搞暗杀，就象这样飞机失事，还是应该可能的！
说老实话，八四飞机失事，主要是四位先烈遇难，秦邦宪，叶飞，王若飞，邓发等。这其中最令人扼腕的是王若飞和邓发两位。秦在建国后的命运，估计不会好过张闻天太多。叶飞呢，应该是在刘伯承其右。但是，王若飞和邓发的命运，则有点让人产生幻想。王因为被捕过，文革中会不会遭难？邓发和李克农之关系和李去世后，邓发的位子等，令人遐想。
总之，这个仇恨虽然随着岁月可以淡化，但毕竟还是不能将老蒋和他的特务组织脱了干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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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一：
博古之子回忆父亲（秦邦宪）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0年第46期，
口述：秦铁，
主笔：李菁，
原题：《短暂的辉煌——我的父亲博古》
“四八”之谜
“四八空难”发生后，新华社当年发的消息定性为“失事”。1956年，叶挺的儿子叶正大从苏联留学回国，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中南海西华厅的家里宴请他。席间，周恩来曾告诉叶正大：当年我们怀疑是国民党特务做的手脚，但是没有证据。后来中共方面向国民党政府和军调处提出这样一个要求：以后凡是中共中央委员和高级将领坐飞机，一定要有一位国民党的将领陪同。国民党方面也答应了。
2006年，某家报纸发了篇文章，说“四八空难”是国民党军统特务一手制造的。文章称，当时国民党空军调度科科长王平是军统安插在空军中的眼线，他得知共产党举足轻重的人物要坐飞机时，向南京的顶头上司报告，军统方面安排中美特别合作所特工队队长杜吉堂执行此次任务。他们派人假装成机修人员，在飞机的高度表和磁罗表反面放了磁铁，最终导致了这场空难。隐居台湾多年的杜吉堂在临终前，最终吐露了隐藏多年的真相。
当时很多媒体和网站都转载了这篇文章，叶正大在广州也看到了。他到北京来治眼睛的时候，把我和我哥、王若飞的儿子王兴、邓发的儿子邓北生一起叫到他的住处。正大大哥说：“事情过了这么多年，现在终于水落石出了，军统特务死前告诉媒体，是他们干的。”正大大哥提议我们出面给中央写份报告，然后在“四八”烈士墓前立一座两个军统特务跪在他们面前的雕像，就像岳飞庙里的秦桧夫妇一样。
但是我们几个人商量后又觉得，还是应该把事情搞得更清楚一些为好。当时《新华每日电讯》也发了这个消息，我们找过去，对方告知：原始消息不是新华社发的，因为2006年是叶挺诞辰110周年，所以他们就在4月8日那一天，转了这条报道。我们几个人分头查找写这篇报道的最原始出处，但是都找不到。而我们通过各种渠道询问，答案都是根本没有“杜吉堂”这个人。
其实这篇文章漏洞百出：其一，国共会谈期间，彼此行动都是透明的，父亲他们离开重庆，报纸都有公开报道，国民党一些官员还到重庆机场送行，所以所谓国民党特务刺探到了这一条情报，是无稽之谈。其二，驾驶这架C-47的是美国“飞虎队”的飞行员，我想国民党特务不会有如此胆量，连美国人也一起害吧！
所以应该说，“四八空难”还是场意外。
2005年的时候，我专门重访了父亲当年失事的地方——山西兴县黑茶山，那是一座2400米的山。我在山脚下的庄上村，找到了当年参加寻找飞机的民兵队队长张根儿。老人家向我回忆：那天天气很不好，山上下着雪，山下下的是雨。下午两三点钟，有人听到巨大的飞机轰鸣声，然后看见一架飞机沿着黑茶山下的一条大沟，低空飞来，离地面非常近，好像是紧贴着树梢飞了过去，紧接着是剧烈的爆炸声。雨停了后，村里一些年轻人上了山，看到有一架飞机斜躺在一块凸出的巨石前约20多米的山坡上，飞机残骸四周的树木都被烧光。飞机机头朝上，螺旋桨已经摔断，飞机的碎片，还有文件纸片散落一地。
当天晚上，村干部们开会讨论此事，因为分不清敌我，大家决定第二天一早上山把尸体掩埋掉。会议开到一半，有干部匆匆赶到，告诉大家有一架载有重要领导和高级干部的飞机失事，正在寻找。黑茶山的民兵们得知此事后，吓了一大跳，庆幸没有掩埋掉那些遗体，否则就出大问题了。
原来，4月9日凌晨，美军观察组来电话：C-47失踪了，既没有到北平，也没有回重庆。他们准备派两架飞机到延安附近搜索。任十八集团军总部秘书长的杨尚昆立即将这一消息向毛泽东及中央其他领导做了汇报。中共方面给所有解放区发了电报，让军民们协助查找飞机。
第二天一早，黑茶山的50多个民兵们重新上了山，在失事现场附近，捡到了一个椭圆形的印章，虽然已被烧得一塌糊涂，但是依稀能辨认出“中共重庆办事处证章”的字样。除此之外，还捡到了两枚印章，一枚写着“秦邦宪”，另一枚是“黄齐生”。黄齐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教育家，不但与黄炎培、马寅初、柳亚子是很好的朋友，像国民党的何应钦等高官都曾是他的学生。国共重庆谈判时，黄齐生本来不需要去的，但他认为自己在国民党统治区有不少人脉，可以做些工作，就随王若飞去了重庆，没想到一起遇难。父亲的政治秘书刘祖春临行前还问我父亲：“需要我也同去吗？”父亲想了一下说：“过几天我就回来了，你就留在这里吧。”这句话，救了他一命。
4月11日，晋绥军区政治部派来了裴周玉调查飞机失事原因。当时一致认为，因为当天延安气候恶劣，飞机准备返回西安。由于能见度差，加之飞机的导航设备比较差，在返航途中迷失航向，误入山区。为了寻找地面目标，飞机降低飞行高度，在浓雾中撞山爆炸坠毁。
失事的飞机上，包括机组成员在内一共有17个人。可据老人回忆，比较完整的尸体只有3具。晋绥分区陆续来人辨认遗体，当时也没有先进技术，只能通过其他一些方式来辨认。因为父亲高度近视，常年戴眼镜，所以眼眶附近有一道很深凹痕的那一具，被确定为博古；还有一个脸部有白胡子根楂，就确定为年龄最大的黄齐生；剩下的一个是叶挺。
老乡们回忆，黑茶山地势很陡峭，他们费了很大力量才上了山。因为怕白天温度太高，他们就在晚上搬运灵柩，有时因山路太窄，二人不能并行，一个人背着棺材爬着前进。灵柩运到岚县机场后，当时美国方面要求先运送那4位美国机组成员的遗体，但被中共方面拒绝。后来国民政府从重庆派来了两架飞机，一架运送中共方面的遇难者，另一架运美国人。第一架飞机降落到了延安机场，第二架在空中盘旋两圈后，飞到重庆。
这一次在父亲失事的地方，我给父亲深深鞠了一躬，也算是补上当年那个遗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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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二：
军统特务设计精密暗杀 “四八”空难真相大白
1946年4月8日，出席重庆国共谈判与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共代表王若飞，秦邦宪，为了向中共中央汇报请示，和新四军军长叶挺、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邓发、进步教育家黄齐生等冒着恶劣天气飞返延安，同机的还有八路军军官李绍华、彭踊左、魏万吉、赵登俊、高琼和叶挺夫人李秀文及其子阿九、其女扬眉以及4名美军驾驶人员。
（ 1946年4月8日，王若飞、秦邦宪等中国共产党代表，参加在重庆举行的中国政治协商会议与国民党进行的和平谈判后，与叶挺、邓发一起乘飞机返回延安准备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途中，因气候恶劣，飞机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失事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4月19日延安3万多群众在延安机场举行隆重追悼大会。毛泽东亲笔写下“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的题词和《向“四八”烈士致哀》的悼词。 这是为“四八”烈士送葬行列。 新华社发图文 ）
1998年4月18日香港《大公报》刊登了一篇名为《对“四八”坠机事件的回忆》，作者是顾逸之。顾逸之早年在周恩来、李克农领导下工作，1946年“四八”空难期间，他在晋绥公安总局工作。“四八空难”发生后，他奉命到现场负责实地调查和后事处理。他给中央详细报告了事发现场的情况，在给党中央的书面报告中，他提出了一些难以解释的疑问：
第一，飞机确实是在黑茶山失事的，不是在空中坠毁的，因为飞机撞上黑茶山侧峰巨石上面的撞痕非常清楚明显，飞机是在撞山后才爆炸起火的。
第二，从4月8日当天黑茶山地区天气情况的调查结果来看，那天飞机到黑茶山时，天上云雾很浓，驾驶人员很可能是在这种浓云密布雨雪交加的天气中，因能见度太差而撞山失事的，如果飞机再飞高一点，也不会撞上巨石了。
第三，从我们对飞机出事现场的反复搜查结果来看，一直没有发现有人为制造爆炸的可疑迹象。
第四，这架飞机本来是在西安机场降落加油，稍事停留后才起飞来延安的。西安到延安是一直向北飞行的，为什么飞到东北方向，竟然飞到黄河以东的黑茶山来了呢？
当时在飞机残骸中还发现一份迷失方向的电报稿，但当时西安北上沿途及延安的天气并不坏，美方的机长又是佩戴有飞虎臂章的老练的飞行员，不可能发生如此低级的失误。各方表明，必定是是国民党特务在仪表上做了手脚，导致电讯中断，仪表失灵，迷失航向。
但是当时苦于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党中央为促成国共合作，表现了极大的真诚以争取和平谈判能够顺利进行，不留给国民党留下借口，在新华社当时发布的消息中说“想系在浓雾中撞山失事的”。而“四八”空难的真相也就长期的成为一个鲜为人知的谜。
“四八”空难的事实真相是什么样的呢？当时亲自参加密谋的军统特务、已经隐居台湾多年杜吉堂在临死之前，终于道明了真相，让此事大白于天下。
在1945年国共商国是的时候，国民党反动当局没有诚意，不仅在军事上破坏合作，而且在各个领域派了大量的特务破坏我党开展工作。1946年4月，我党将博古、叶挺等一些重要的人物从重庆送往延安，而这次转移却被国民党的军统特务盯上了。王平虎，是当时国民党空军调度科科长，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安插在空军中的眼线，在他接到上面的通知派出飞机后，知道了乘坐飞机的有共产党举足轻重的人物，马上电话通知远在南京的顶头上司。国民党当局得知这次飞行有我党重要的领导人物，为了破坏我党的工作，打破国共两党谈判的和谐氛围，制造事端以麻痹我党的谈判，于是军统特务就对这次飞行进行了精密的暗杀行动。
军统的头目直接找到当时在中美特别合作所特工队队长杜吉堂，杜吉堂知道这次暗杀行动的重要性，其对象都是中共高级领导干部，因此也十分慎重。他找到其下属有关特务骨干，商议如何使这次行动做的漂亮又不容易被察觉。其中有个略懂飞机构造的特务就说：破坏飞机的飞行仪表，使飞机迷航，自然会坠落，岂不是万全之策。于是这帮罪恶的黑手，开始了他们的罪恶之旅。首先，他们找到在调度科任科长的王平虎，查到所担任飞行任务的C-47运输机的飞行记录和档案材料，同时让王平虎安排人员在飞机飞行前的例行检查中做手脚。杜吉堂找到了其手下的特务懂得机修业务的杨耀武，让其假装成机修人员，混到检修的队伍里，在检修过程中神不知鬼不觉地在飞机的高度表和磁罗表反面放了磁铁。
4月8日，飞机上午准时飞离了重庆，首先要飞到西安进行加油和休息。在重庆飞西安的途中天空下起了小雨，尽管有着3000小时飞行时间美国飞虎队飞行员觉察到稍许异样，但并没有多大的障碍，其实当时飞机飞行的高度有偏低的。在西安休息加油后，飞机继续向延安方向飞去。而此时的天空下起了冰雹并刮起了大风，严重的影响到了飞行，在这种情况下，杨耀武放的磁铁开始发挥更大地作用了。导航系统首先失去了作用，使飞行处于迷航状态，飞行方向不能得到保证，本来从西安飞延安应该是一直向北飞行，可是飞机却飞向了东北方向，向山西兴县飞去，甚至飞到了黄河以东的黑茶山，飞机就偏离了航向，可见特务的磁铁发生了作用了。而当时的情况是黑茶山地区山上在下雪，山下面下雨，能见度比较低，但是，黑茶山高度才2000多米，C-47运输机的正常飞行高度在6000米以上，作为一个资深的飞行员，也不太可能出现如此低级的错误，可见，在高度表上的磁铁也发挥了作用。就这样，搭载我党我军众多高级领导的C-47在一个特意的阴谋安排下发生了事故，多年来其真相鲜为人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