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梳理一下汪精卫与中共的关系史很有戏剧性。
抗战时，汪精卫开展所谓和平运动，建立汪政权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认为抗战胜利无望，另一方面就是担心抗战会被中共坐收渔利。他认为中共嘴上抗战叫得震天响，实际上只会借机暗中发展壮大自我实力，等蒋介石与日本拼光血本，就出来夺取天下。他痛心疾首地说：再打下去，我们以后都会成为共产党的俘虏。
汪政权成立后，汪政府的军队与蒋介石重庆政府的国民党军从来不曾开战，日本人与国民党军开战汪也拒绝参战，但他的部队总在清剿共产党的军队，他与日本人搞“共同防共”。
与蒋介石相比较，抗战时期汪精卫对中共的态度要敌对的多得多。蒋介石对共产党也有防备之心，也使心计，但毕竟当时国共合作是主要的。汪精卫却对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深感失望。他认为那是遗患无穷，所以他死磕中共。 
汪蒋二人对于中共的态度和看法与十多年前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时期相比正好完全相反。当初蒋介石在上海搞“清党”，发动“四一二”事变，杀共产党人，汪精卫是坚决反对的。“四一二”后，蒋介石把汪精卫接到上海，唇焦舌敝苦口婆心要汪精卫出面领导国民党彻底清除共产党，汪坚决不干，说那不符合孙总理的政策，他汪精卫是站在工农大众一边的，他要坚持“容共”，当时国民党元老吴稚暉还痛哭流涕扑通一声跪倒在汪精卫面前“哭谏”：醒醒吧，看清中共的狼子野心吧！汪依然不为所动，与中共领导人陈独秀一起发表一个共同声明，要把国共合作进行到底。那次对于中共问题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就直接导致了国民党的宁汉分裂，汪精卫跑到武汉去继续“容共”，并要讨伐“叛变”革命的蒋介石。可是没有多久，汪精卫也变了，要“分共”——驱逐共产党，而不是继续“容共”了，因为一个叫鲁毅的共产国际代表阴差阳错给他看了一份共产国际给中共的内部指示，里面白纸黑字明确写着要“要消灭现有的不可靠的将领，武装两万共产党员，和从两湖挑选出来的五万工农分子，组织新军队”“将新的工农分子安排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去代替原有的委员”“组织革命法庭，审判反动官吏”，汪精卫看出一身冷汗，终于大梦初醒，知道再“容共”下去自己都要死无葬身之地了。于是“分共”，并且从此不再相信中共的“花言巧语”。在国民党里，最先反对中共的是林森邹鲁张继那帮子国民党元老，所谓的西山会议派，蒋介石后来跟进，向右转齐步走，到上海搞“清党”，汪精卫是最后与中共决裂的。他的“后知后觉”使他在国民党里的威信不无损伤。但汪精卫一旦“分共”之后，就与中共死磕到底，在国民党里也是不多见的。
有意思的是汪精卫后来建立汪政权时候手下两个最主要的股肱之臣陈公博周佛海竟都是原中共元老和中共一大代表，周佛海与汪精卫的相识最初还是由毛泽东介绍的。
汪精卫与中共的关系史很好地诠释了什么叫此一时彼一时，什么是由爱生恨反目成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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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时期的宁汉双政府时代就不说了，抗战时期汪政府，其管理地区也就是江浙皖沪日本人控制的地区，日本人，汪系，国军正规军，国军地方部队，共产党的新４军， 数了数就有５股势力了，各有各的算盘。 汪系配合日本人，对其它势力，有时打击有时暗中联合，就看当时的局面了。
汪系与中共的合作，最有名的就是潘汉年见汪精卫事件，其实新４军到上海买物资，重要人员上海看病，甚至头脑人物夫人到上海生孩子，都是通过汪系的通行证来往无阻，一直抗战结束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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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势而为。
- 感觉这是很接近真相的了。 GMD后期的腐败和无作为以及GCD的亲民政策为这一过程推波助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