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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父亲怎么也不会想到，失踪多年的母亲，竟然和他在同一个城市生活了14年，却始终未能遇见。
一
2017年8月16日下午，正在外地室内装修工地干活的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你好，请问你是张志伟吗？”
由于电话来自父亲打工的城市，原以为是父亲出什么事了，然而电话里的内容，如晴天霹雳，让我半天没缓过神来。
对方说，我消失40年的母亲冯莲英找到了。
联系我的是一名李姓律师，在核实完双方信息后，李律师提出和我见一面，说有些事不方便电话里讲。
我叫张志伟，1976年出生在西南地区的偏远山村，父母都是普通农民，上有两个姐姐，我是家中老幺。
1977年春节，在我不到一岁时，母亲突然失踪，父亲苦寻了40年，人没找到。如今，母亲却突然天降，着实让人始料不及。
放下电话，我赶紧给远在深圳的二姐张利红说了这事。
电话里，二姐沉默许久才问：“这事儿，大姐和爸那边你打算怎么办？”
“我想先去了解清楚再说，你要不要回来？”我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我身体不好，回来一趟挺费劲，再说这事真假难料，你先去打探清楚再给我回话。”二姐的拒绝是意料之中的事。
二姐比我大5岁，17岁就辍学跟人外出打工，很少回来；20岁时，二姐挺着大肚子和一个大她10岁的男人回来登记结婚，男人是邻村一个死了老婆的鳏夫，和前妻已有一个儿子，家里穷得叮当响。谁都知道二姐这样嫁过去，明摆着是要吃大亏的。
父亲为此和二姐大吵一架，“如果要嫁，你就永远别回这个家。”
不知是赌气还是对这个家积怨太深，二姐说了一句让父亲至今都无法释怀的话：“你有什么资格来说我，如果不是你无能，妈至于失踪吗？你问问老大老三，谁稀罕这个家？”
父亲瞪大双眼，用粗糙的大手在脸上抹了一把，随后双手狠狠扯了扯衣服, 转身离开时，有些颓然地说道：“利红，爸是怕你吃亏啊！”
果不其然，二姐的婚后生活异常艰难拮据。
次年，二姐生了个女儿，一家四口一直在外地打工。很多消息都是别人传回来的，这个二姐夫不但没本事，还不愿踏实干活，总想挣快钱，遇事不顺就酗酒，听说还动手打了二姐。
性格倔强要强的二姐基本不跟家里联系，更别说回来了，她知道村里说什么的都有，等着看她笑话的人更多。
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二姐回来的次数一只手都能数得清。
放下二姐电话，我赶紧拨通父亲的电话：“爸，我明天来您那边办点事，等事情忙完了顺便过来看看您。”
简单寒暄了几句，就赶紧挂断电话，生怕父亲听出异样。我知道在弄清真相前，绝对不能刺激父亲和大姐。
二
关于母亲失踪这事，还得从40年前说起。
1977年春节前夕，26岁的母亲去镇上赶集置办年货，这一去便再无音讯，一个大活人就这么毫无征兆地消失了。
父亲疯了似的八方寻找母亲下落，连村里村外的山涧悬崖都寻了个遍，依然踪迹全无，最后不得不报警。虽然有了警方的帮助，但还是没有母亲的消息。那一年，大姐8岁，二姐6岁，我不到1岁。
母亲消失后，家里乱做一团，没人管我们吃喝拉撒，爷爷奶奶走得早，父亲又是家中独子。开始那俩月，父亲没日没夜地外出寻找，很少在家，都是亲戚邻居过来搭手帮忙照顾我们。
渐渐的，村里各种传言四起，说母亲是掉河里冲走了；被坏人掳走了；让鬼怪吃了；跟人跑了……说什么的都有，总之母亲的失踪，成了村里的传说和茶余饭后的谈资。
加上父亲不善人情世故，情绪也特别敏感，别人来家里帮忙时，总免不了劝说几句宽慰的话，真心假意都有，父亲听着别扭，不好说什么就拿脸色抗议，慢慢的大家来的次数就少了，只偶尔关心下找人进度。
母亲失踪后，父亲外出寻找母亲期间，大姐张利华扛起了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背着我读了一个学期的书后，就辍学在家专心照顾我和二姐，养猪、放牛、种地，大姐学着大人一样一样地做。
对于那些传言，我们最不能接受的是“母亲跟人跑了”的说法，总觉得那不是事实，母亲也不该被人那样亵渎。
性格刚烈的二姐经常因此和人吵架，甚至动手打架，性情温和懦弱的大姐则选择息事宁人偷偷抹眼泪，拼命干活来维持家中生计。
两年后，父亲减少了外出寻找母亲的次数，开始在家帮着大姐干农活和照顾我们，这样看似平静地过了几年。
三
谁都以为父亲会慢慢放下，淡忘这事，或者再找一个女人过日子，哪知家里又突发了变故。
大姐16岁时，因过大的生活压力和长期的隐忍憋屈，出现了严重的精神异常，经常自言自语对着空气与消失的母亲说话聊天。由于未得到及时医治，加上周遭环境的反复刺激，最后，大姐竟然疯了。
大姐病情时好时坏，好的时候一样是干活的好手，不吵不闹。5年后，大姐嫁给同村一个同情她遭遇的男人，那个男人对大姐还算呵护有加，他高中毕业后跟人学了两年厨，现在在城里当厨师。
大姐出事后，父亲彻底崩溃了，他把所有的怨恨都归结到母亲失踪这事上。找到母亲要一个答案，成了支撑父亲活下去的动力。
那时二姐特别害怕步大姐后尘，总想快点长大，逃离这个名存实亡的家，所以才会慌不择路地草草结婚。在二姐心里，家里所有的不幸都因母亲失踪所致，对于母亲，二姐更多的是怨恨。
母亲失踪时，可能我年纪太小，对母亲的需求没有其他人那么大，加上大姐一直对我照顾有加，我算是家里正常成长的人，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就跟人出来学干装修了。
大姐结婚后，父亲又随着打工潮辗转北上广，一边打工一边拿着母亲的照片到处打探消息。
四
10年后，母亲依然了无音讯，50多岁的父亲因常年在工地干活，身体大不如前，选择回到省内的三线城市，找了个帮人看门的活，一干就是14年。
外人只知道父亲是有儿有女的单身老头，不知道父亲心里藏着一个秘密，虽然没到处声张，可我知道对父亲来说，除了寻找母亲的方式变了，别的都没变。
只是父亲怎么也不会想到，失踪多年的母亲，竟然和他在同一个城市生活了14年，却始终未能遇见。
见李律师前，我在心里准备了无数个疑问，打算在见到母亲那一刻一股脑问出来。为命运多舛的大姐，为远走他乡的二姐，为一生漂泊的父亲问一问，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要一声不吭地抛弃我们？万语千言如鲠在喉。
然而，我见到的却是一具冰冷的遗体，一切期望瞬间化为乌有。
李律师说这事源于一起交通事故，一周前的一个雨夜，一辆汽车因刹车失控将母亲当场撞死，他说死者老伴赵建平是通过熟人找到自己，希望能帮忙多争取一些赔偿金。
李律师在核实相关资料时才发现，死者身份证信息与户籍信息不符，身份证是张凤芹，而户籍信息显示是冯莲英。
本着对死者负责的态度，李律师多方筛查核实后，发现几百公里外确实有一个与死者年貌相似，名字也叫冯莲英的女人，但此人在1977年就被列入当地失踪人口档案库，至今下落不明。
等见到赵建平老人，李律师让他出示结婚证明，帮助争取赔偿金继承权时，老人支支吾吾地搪塞，一会说找不到了，一会又说丢了。
在被告知如果不是合法夫妻，就不能以死者合法继承人的身份来打这场官司，更不可能继承这笔赔偿金。赵建平才承认，他们确实没登记结婚，只因当初彼此合得来，嫌办手续麻烦，就这么在一起过了几十年，也没要孩子，更不图什么，只是相互有个照应。
五
听到这里，我如遭雷劈。
在走访调查时，所有认识赵建平老俩口的邻居，对他们的印象也都很好，虽然不富裕，但还算和睦。但让李律师吃惊的是，赵建平说钱他可以不要，但这个官司无论如何必须打，而且要尽可能地多争取赔偿金。
为了找到合法继承人顺利起诉肇事者，赵建平道出了真相。
赵建平说自己不是死者唯一的男人，之所以这么多年没有登记结婚，是因为张凤芹在老家还有一个合法丈夫和三个孩子。
至于张凤芹当初为什么离开原来的家庭，而选择和他在一起生活，赵建平始终避而不答，只让李律师一定设法找到她的三个子女，将赔偿款分给孩子们，他一分不要。
听到这个消息，比当初母亲突然失踪更难让人接受。
尤其是父亲，他苦苦寻找的这40年，是因为他相信母亲一定有不得已的苦衷，一定会给他一个满意的答案，他坚信母亲不会抛弃我们，就是这份笃定的信任和坚持，才让他一直没放弃寻找母亲。
而赵建平的存在，打破了之前我们对母亲的所有幻想。
唯一欣慰的是，母亲这些年过得还算不错，虽不富裕，但身边有人疼也有人照顾。虽然因为一场突发车祸意外去世，但母亲活着的时候，至少过得比我们每一个担心她的亲人都要好。
虽然谁都不愿承认母亲当年抛弃我们的事实，现实却给我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在电话里给二姐说完这边的情况后，二姐哭了，第一次见她哭得这么伤心：“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觉得她没死，如果她真还活着，就是想当面问问，为什么要抛弃我们，既然这么嫌弃，为什么又要生我们……”
二姐说，宁愿母亲当年就不在了。
六
晚上，我买了一瓶酒和几个凉菜来到父亲的住处，东拉西扯的聊了些家里过去的事，父亲突然放下碗筷问我：“三娃，你是不是遇到难事了，给爸说说。”
“爸，我确实有事给您说，就是担心您受不了。”
“是你大姐、二姐，还是你的事？”
“都不是。”
“哦，那就没事了。”
我知道父亲年纪越大，越觉得亏欠我们姐弟仨，他最怕我们有不好的事发生。尤其是大姐，父亲躲在城里不回去，就怕大姐天天看到自己，老想起母亲失踪这事，这样会让她被反复刺激而加重病情。
见我沉默许久没说话，父亲像突然感应到什么，猛喝一口酒，放下杯子说：“说吧，是不是你母亲有消息了？”
等我把知道的事情捡重点说给父亲后，父亲闷在那里什么也没说，我们爷俩就这么相对无言地坐着。
过了好一阵，父亲才问：“他对你妈好吗?”
“听说还可以。”
听完，父亲老泪纵横，“你妈活着没受罪就好，这些年，我几乎天天做噩梦，老梦见你妈遭罪，遭各种罪，电视演的、新闻说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死法，你妈在梦里都轮流给我来一遍。这几十年我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也怕睡觉，一闭眼就看见你妈受罪……”
我还是第一次听父亲这样敞开谈母亲，像是释怀又像是解脱。
原来，我们和父亲的梦是一样的，都说亲人的担心是一种诅咒，我们想象不出母亲失踪后的现状，胡思乱想也就成了我们的本能反应。
因为母亲的失踪，我们都害怕夜晚，害怕做梦。我们家好多年不曾提起母亲，看似已经淡忘，其实是各自掩藏的方式不同。
最后，父亲问我：“通知大姐二姐没？”
“给二姐说了，她家里有事来不了，没告诉大姐，但给大姐夫说了，姐夫说这事别让大姐知道，他要在家照顾大姐，就不来了，让我处理完知会他一声就行。”
“这样也好，你大姐不能再受刺激了，二姐就随她吧。”
七
在李律师的陪同下，我和父亲来到母亲生前生活的地方，也见到了赵建平。
两居室的步行老房子，屋里陈设虽普通但还算整洁，年近七十的赵建平，个头比父亲高出小半个，有点驼背，见到我们有些拘谨，尤其是见到父亲，谁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李律师直奔主题，在介绍完双方情况后，将母亲的案情做了详细的介绍，以及接下来需要面对的问题，希望我们双方都放下顾虑，消除成见，有什么问题可以当面问清楚，一起协助完成母亲的案子。
我知道父亲的心结是什么，也知道他开不了口提这个问。
于是，我抢先问道：“赵叔，您知道当年我母亲到底怎么了？”
对方迟疑了一下，欲言又止地叹了口气，然后一言不发。
“赵叔，算我求您，我们家为这个事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随即，我将家里这些年发生的情况简单说了一下，父亲在一旁紧锁眉头什么也没说。突然，赵建平老人噗通一声跪在父亲面前，说对不起我们，又说母亲从来都没有抛弃过我们，让我们别怨恨母亲。
这突如其来的一跪，连李律师都有些措不及防，连忙将老人搀扶起来，让他平复情绪慢慢说。
我当时在想，不管谜底是什么，我们都接受，毕竟这是母亲自己的选择，与他人无关，也算是对我们这些年的经历有一个交代，同时划上一个句号。
八
然而，赵建平揭开的谜底，让所有人都出乎意料，母亲和他之间的关系，我之前有过无数种猜测，却唯独没想过买卖关系。
母亲是赵建平从人贩子手里买来的。这话一出，父亲差点没坐稳，情绪非常激动地问当年是谁拐走母亲，然后再卖给他的。
从赵建平的口中，我们终于知道了母亲消失的真相。
40年前，母亲那次赶集置办年货，路上，遇到一个她娘家村子里的婶婶，说县城里的年货比镇上都多还便宜，说她朋友的货车当天要去县城拉货，下午晚些时候就回来，邀请母亲一起搭车进城。
从来没出过远门的母亲，出于好奇和对熟人的信任，就这么稀里糊涂地上了车。但车子并没有进城，而是去了几百公里外更偏远的乡下。
其实，路上没走多久，母亲就察觉到不对，等想下车逃跑已经晚了，母亲被人捆绑着手脚，堵住嘴扔在后面的货车车厢里，中途被转手了几次，而那个邀她进城的娘家婶婶早已不知去向。
4年后，母亲被人贩子卖给赵建平做媳妇，至于期间母亲遭遇了什么，赵建平问过几次，母亲绝口不答，后来他俩也就没再提这事了。
到赵建平家时，母亲身上的伤很重，据说养了一个多月才下地走路，赵建平的父母把母亲看得很紧，防止她逃跑。
但也奇怪，母亲在赵家一直没有要逃的迹象，赵建平说他后来才知道，是之前逃过没成功，被打怕了。
两年后，赵建平的父母发现母亲一直没怀孕，就怀疑母亲不能生育，他们花钱买女人就是为了给赵家传宗接代，买一个不能生育的女人，对他们来说就是吃了大亏。于是，竟琢磨着找人把母亲给转手卖掉。
这事被赵建平知道，他坚决不同意，又拗不过父母，不得已将这事与母亲和盘托出，两人商量对策，最后赵建平决定带上母亲出逃。
九
出逃当晚，赵建平告诉母亲这辈子不管能不能生孩子，他都认定她过一辈子，也不会让母亲再被人欺负，即便自己的父母也不行。
也是在那时，母亲便认定这是自己的宿命，放弃了回家的念头，在她看来，有父亲的那个家自己已经回不去了。
后来，赵建平带着母亲去过很多地方打工，虽然辛苦，但对母亲还算照顾。慢慢的母亲才放下戒心，告诉赵建平自己过去的家庭。
赵建平回忆说，当年受过太多非人虐待的母亲，确实被自己感动了，失踪6年，她认定原来的那个家肯定以为她早已不在人世，三个孩子还那么小，家里离不开女主人，这会儿说不定已经另有女人进家门了。
另外，赵建平说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也让母亲觉得耻于再见父亲。
母亲也曾动过回去找自己孩子的念头，但又放不下赵建平，两人就这样以夫妻的方式生活了几十年，却又从未领证。
2000年春节，母亲年轻时落下的病根开始加重，两人便计划用打工挣的钱回四川买房养老，赵建平说养老的城市是母亲选择的，只是母亲到死也没想到，冥冥之中，会和苦苦寻找她的丈夫，在同一个城市。
由于年代久远，当年拐卖伤害母亲的那些人贩子已无从追查。
赵建平讲完这一切，父亲沉默许久，一声不吭地离开了。
赔偿金下来后，父亲提议分成5份，给无儿无女的赵建平一份养老金，算是感谢他终结了母亲的厄运，以及对母亲多年的照顾，也感谢他为自己的寻妻40年给了一个答案，使我们再不被噩梦夜夜惊扰。
我想，母亲在天有灵，一定也希望我们善待赵建平老人。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