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2月离开日本的重信房子，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结成同盟。她精心策划的革命行动，在 1972年5月30日,果然如她所预期的那样，震惊了世界。当晚一架从巴黎和罗马飞来的法国航空公司132号航班，降落在了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的路德机场。繁忙的路德机场，像往日一样熙熙攘攘，上演着相聚离别的悲喜剧。谁也没有特别注意在三号行李传送带旁等候行李的三个日本青年。当然谁也没有想到，等到背包一到，他们立即打开，取出了3支苏制VZ58 型狙击步枪和几颗威力巨大的霰弹手榴弹，对着拥挤的大厅疯狂扫射，一瞬间，人来人往的大厅变成了血肉横飞的人间地狱。由日本赤军主导的这次行动中，26名无辜的民众遇难，其中包括以色列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韦茨曼研究所的生物学教授卡齐尔，另有72名民众受伤。遇难者中，大多数是美国籍的波多黎各人耶路撒冷朝圣团成员，还有一些以色列商人、前来接人的亲友及机场工作人员。三名赤军行动小组成员中，来自日本京都大学的学生奥平刚和安田安之当场自杀，当时日本人参加巴勒斯坦斗争是非常秘密的活动，为了不让以色列人拿到自己的指纹，奥平和安田都用手捏住了手榴弹而把手指炸得粉碎。冈本自杀未遂，被以色列人抓住时高呼：“We are Red Star Army! We are Japan Red Army!”，从此，人们把他们称作JRA。冈本的高呼，被认为是“迟到了的日本赤军宣言书”。而奥平刚就是重信房子的丈夫。
在路德机场行动结束1小时后，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宣布为这一事件负责。它在一篇长达5页的公告中说：“3名突击队员不远千里前来参加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今天的袭击，是对刽子手达扬（以色列国防部长）及其它魔鬼们对业已牺牲的英雄们进行残酷屠杀的革命回答。”
冈本公三也承认，他们是日本“赤军”的成员，他们所使用的枪枝弹药，都是由重信房子在罗马亲自交给他们的。他说：“我的职业是‘赤军’战士。战争就是要屠杀和破坏。我们不能把战争局限于破坏建筑物。我们相信，屠杀是不可避免的。作为实现世界革命的手段，我们必须创造世界赤军”
对日本赤军来说，这次路德机场行动是他们以革命暴力者的姿态，首次出现在世人的面前。在以后将近二十年的岁月里，重信房子是世人眼中“魔女”，“神秘的女人”。日本赤军则是恐怖明星，是西方社会眼中钉肉中刺，必先除之而后快。
劫持、绑架，勒索人质使日本政府做出让步，这是“赤军”在70年代活动的主要特点。赤军横行全球，攻击的对象时而是飞机，时而是轮船，有时则是外国大使馆。而每次行动的成功，都有赖于重信房子的冷静，冷血，冷酷的运筹帷幄。一个宣称是解放人民的组织，让人民恐惧的方式生存，是悖论？还是宿命呢？聪明的重信房子在一次次的成功中，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吗？
路德机场行动以后，在忙碌紧张的斗争生活中，重信房子和巴解的一位革命家结为夫妻。1973年，她女儿出生。为纪念路德机场行动，她给女儿起名重信五月（ Shigenobu）。而May在日语中也有命，宿命的意思，照片上怀抱女儿的重信房子，和其他初为人母的女性一样，有着满脸柔情，散发着母性的光辉。但对重信房子而言，成为了母亲，并没有改变她以暴力斗争的主张。
重信房子再次出手了。1973 年7月20日，“赤军”骨干丸冈修，还有3名阿拉伯人和1名厄瓜多尔妇女，劫持了一架从阿姆斯特丹飞往东京的日本巨型喷气式班机，扣押了机上145名人质。他们控制着这架飞机飞越欧、亚、非三大洲上空，最后降落在利比亚的班加西。他们把乘客赶下飞机后，便在机上点燃了导火索。几分钟后，在震天的爆炸声中，这架价值一千万磅的飞机被炸成了一堆废铜烂铝。丸冈修等人向利比亚当局投降，后来被释放。
1974年1月31日，2名“赤军”成员光晴生和田义昭，和另2名巴勒斯坦人，在新加坡壳牌炼油厂投掷燃烧弹，烧毁了一个储油箱。又劫持了“拉裕”号渡江客轮，押着5名人质驶入了公海。他们要求当局派飞机把他们送往别的国家。当局寄希望于用谈判拖垮恐怖分子，使他们心理上处于长期紧张状态而最后投降，于是开始了长达8天的马拉松式谈判。然而，在谈判的同时，另外一批“赤军”成员又冲进日本驻科威特大使馆，将日本大使和其他28人扣为人质。在两批“赤军”成员的共同压力下，日本政府无计可施，只得屈服了。一架日航喷气客机奉命飞往新加坡和科威特，最后把全部“赤军”成员送到了南也门。
1974年9月，“赤军”占领了法国驻荷兰的大使馆。打死了2名荷兰警察，并把大使雅克-塞纳尔和其他10人扣为人质。这次行动的骨干是奥平纯三，就是路德机场三杀手之一奥平刚的弟弟。他们以人质为砝码，要求法国政府释放关押在法国监狱里的“赤军”山田义昭，并为人质付出100万美元赎金，他们又一次得手了。法国政府被迫答应释放了山田。荷兰方面则派出一架波音707飞机把占领使馆的“赤军”送到了叙利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