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京报
和二三十年之前相比，子女的海外教育也日渐成为中产家庭的重要投资。就像《小别离》中演的那样，每个中产家庭，尤其是那些由于年代原因，自身教育有缺憾的父母，都将子女的教育视作对自身地位、阶层、幸福感的一种弥补。反映到现实生活中，几乎可以勾画出这些中产家庭辛酸而又现实的脸谱：尽力维持现有收入、迫切渴望子女成功、通过家庭内部的资金周转获得子女有限的教育资金、子女出国之后在自我安慰中度过一生。
近日热映的一部电视剧《小别离》，围绕孩子的升学和留学问题，讲述了三个不同经济条件的家庭中，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紧张而复杂的关系。
当护工出身的社区医生和她的的士司机丈夫，处于普通的工薪阶层，一心想让学霸女儿金琴琴改写自己一辈子受欺负的命运。靠白手起家、身家过亿的丈夫，和他的二婚的年轻妻子则希望靠将儿子张小宇送出国，让家族扬眉吐气，也好继承家族产业。
另一个家庭则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方朵朵的爸爸是眼科医生，妈妈是公司高管，住着不错的小区，虽然不算多富有，但收入稳定，女儿还算乖巧，在外受人尊敬。尽管如此，夫妻二人还是时常因为女儿的教育问题发生争吵。尤其是妈妈，更是将朵朵的考试成绩和前途、幸福、出息相挂钩，向朵朵提出近乎苛刻的要求，母女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
三种家庭，在当下的中国都不鲜见，甚至就在我们身边。家境稍有余力的中产阶级，“当妈妈的只要想到小孩有个好前景，哪怕只有一条门缝宽的机会，都会不顾一切向里挤，哪顾得想后面的事”（《小别离》原作者鲁引弓）。
对子女近乎偏激的爱、过高的期待，不仅影响了年轻一代看待自身婚姻和家庭的方式，也加剧了父母辈对待子女的成长、求学、离家、结婚、生子的焦虑。虽然看起来，他们的生活什么都不缺，却在面对日常生活的起起伏伏时，脆弱得不堪一击。虽然依靠自己的打拼，赢得了这一代生活的逆转，却难以将信心延续到下一代。只敢认认真真地生活，靠消耗健康和精力卖命工作，却不敢独自面对自己的内心。表面上优雅风光，其实早已心力交瘁。
中产阶级的这种焦虑症究竟从何而来？身负重任的他们，又如何和自身的困境共处呢？
抱歉，请别叫我“中产”
在这个语义含混的互联网话语时代，少有一个概念像“中产阶级”这样牵动神经，同时又充满理解上的不确定性。随着过去三十年间，阶级话语在公共话语体系中的逐步淡化，阶级的辨识度已然不如从前那样清晰。直到21世纪，“权贵阶级”、“新农民工阶级”、“中产阶级”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阶级的观念才再度被唤醒。
对于中产阶级的定义，无论是从时间向度还是空间向度来谈，都相当繁复。在当下的中国语境中，定义之一是：人们在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得到了满足，中等层次的感情需求和尊重需求也得到了相当满足，但尚未达到追求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求的阶级或阶层。
一般来说，中产阶级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1. 分布在中国的一二线城市
2. 年龄在25岁到45岁之间
3. 受过良好的教育，在某一领域或多个领域具有专业的能力
4. 大多从事脑力劳动，也有以技术为基础的体力劳动
5. 靠薪资为生，家庭年收入约在7万—28万人民币之间；每月能自由支配至少三分之一的个人薪资（房费、水电费、保险、各种贷款等基本花销除外）
6. 生活有一定闲暇，对生活质量要求较高，对劳动、工作对象多有一定的管理权和分配权。
2015年10月13日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研究院发布的2015年度《全球财富报告》称，如果以财富存量来测算中国的中产阶级规模，一个成年人至少拥有28000美元的中产群体超过1.09亿，相较于21世纪初规模扩大了5倍，占总人口的10.3%。时至今日，这一数量已经增长到2.25亿，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和财富总额均居世界首位。
中国当前的中产阶级有着相当可观的消费能力，正逐渐成为世界领先的消费群体。中产阶级在生活各方面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直接带动了诸多产业的兴旺，比如海外代购、旅游产品、电影和视频网站、汽油消费、时尚奢侈品、广告业等等。随着网上购物、网络平台支付、境外旅游业的极速发展，消费主义这一浪潮的势头之猛，甚至远超出西方一些消费主义泛滥的发达国家。
和二三十年之前相比，子女的海外教育也日渐成为中产家庭的重要投资。就像《小别离》中演的那样，每个中产家庭，尤其是那些由于年代原因，自身教育有缺憾的父母，都将子女的教育视作对自身地位、阶层、幸福感的一种弥补。反映到现实生活中，几乎可以勾画出这些中产家庭辛酸而又现实的脸谱：尽力维持现有收入、迫切渴望子女成功、通过家庭内部的资金周转获得子女有限的教育资金、子女出国之后在自我安慰中度过一生。
尽管数据表明了在中国这一阶层的庞大数量，但现实中却少有人认同自己是中产。在大多数国人心目中，对于中产的印象源于由美剧或美国电影勾画出的美好蓝图：林荫大道、两三层高的小楼、修建整齐的草坪、独立车库、一辆敞篷轿车、两三个孩子在院子里嬉戏，每逢周末夫妻二人带上孩子和狗，开车到海边追浪或到山顶宿营……此般惬意、闲适、富足、无忧无虑的画面，显然还没有完全进入中国中产阶级的生活。
物质水准达到了，消费水平符合了客观标准，但却难以对中产这一身份产生真正的认同。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状况调查”（2015年），从全国范围来说（排除特大城市），个人年收入10万元以上，应该可以维持中等生活水平，但达到这一收入水平的人只有约四成认同中产身份。个人年收入20万元以上，即使在大城市也可维持相当水准的生活，而个人年收入超过30万元应该可以过上较高水平的生活，但达到这种收入水平的人只有约半数认同中产身份。
更多时候，人们虽然赚着符合中产标准的钱，内心渴望着中产的生活，口头上依然会把中产当句玩笑话，甚至以此自嘲：“等我还完了房贷，交完了保险和孩子的学费，解决了父母的养老问题之后，再来和我谈中产吧。”
命运的夹层：想攀爬，却止于原地
为什么在现有的物质条件下，难以形成普遍的中产身份认同？为什么明明收入可观，却依然觉得自己“被中产”？
对于自身产生的焦虑，看起来和收入的关系并不明晰，哪怕财富聚集，心态依然萎靡。物质增长的背后是社会、文化、价值、道德、行政等各个维度的扭变，任一维度的滞后或错位都有可能带来不安和急躁的心态。
对于那些准中产的青年群体而言，他们的压力似乎每一年都在加重。大学时代自由的余温尚未散去，前一天还在谈论诗歌和梦想，一旦踏出象牙塔，就会面临失业的危险。他们从小接受的信条多半是“知识改变命运”，道理本身依然成立，却在短期内无法在他们身上适用。当诗歌和梦想的话题，变成了车子、房子和票子，他们发现，“能实现的就不叫梦想了”原来还有另一层意思。
现实和固有认识的断裂，让他们不得不自寻出路，一方面通过拼命工作、牺牲休息或健康。另一方面，他们却发现，职位竞争的激烈超出想象，他们有可能随时失掉工作，也可能沮丧地发现自己的工资还不如保姆和保洁。房价自2006年以来，经历了十年狂飙突进，已让人望而却步。海外移民潮、购房潮不再止步于上流社会，而是渗透进了中产阶级，深刻影响了他们的日常生活。
对于35岁以后的中产阶级而言，虽然眼下日子过得不错，但一场大病或意外就可能会一贫如洗。除了医疗，子女的教育、结婚、自身的养老费用，都开销不菲。自己几乎是在用生命在赚钱，钱却好像始终不够用。是大多数人的心理常态。飞速的经济增长和急剧的社会变迁，让人们有了强烈的物质欲求，这种物质欲求只会不断提升，不会封顶。当个人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薪资的高速增长很难持续，但欲望确是无穷无尽。久而久之，就会产生自我怀疑、希望落空的倦怠感。而这种倦怠感，恰恰是快乐和健康的大敌。于是人们想到了逃避、逃离，只是逃来逃去，最终还是要回到现实。
除了和金钱有关的顾虑之外，食品安全、个人隐私安全和环境污染也让中产阶级倍感困扰。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3年全国抽样调查数据，72.8％的中产阶级认为“食品安全”没有保障，54.6%认为缺乏“个人信息、隐私安全”，48.3%认为缺乏“生态环境安全”，39.8％认为缺乏“交通安全”，28.5％认为缺乏“医疗安全”，22.5％认为缺乏“劳动安全”。认为缺乏“人身安全”和“个人和家庭财产安全”的比例分别为11.7% 和13.8%。
引用前阶段引发热议的《节节败退的中产阶级》中的一段话：“他们曾无比相信，知识能改变命运，奋斗能带来成功；他们强调法制化，需要权益与尊严得到保障；他们认可全球化，认可自由主义，因为只有市场经济才能让他们的价值获得最大体现；他们强调个人价值，强调生活质量，强调教育质量与公平。但是，目前的形势，正在逐一否定他们的价值观。”
孩子，我们要给你最好的！
做了父母的焦躁的中产，深知自己奋斗的艰辛、生活中诸多力不能及的无奈，以及重压之下的精神抑郁，他们一方面对自己的现状不满，一方面对下一代是否能维持中产、同时向更高的社会阶层流动没有信心。久而久之，他们变得越来越焦躁。
无形之中，他们将这种近乎狂暴的急功近利传递给家庭和孩子。这体现在教育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当他们发现考试是向另一阶层流动的唯一有效途径之后，会想尽一切办法，哪怕牺牲自己，让子女受到最好的教育。在一二线城市，我们处处都能看到这样的父母：为了给孩子争取教育机会，学区房的争夺大战年年都在上演；因为老师能力不足而恼羞成怒的家长围攻了校长办公室；减少录取名额之后，校门前的家长情绪激动；为了送孩子出国留学，卖掉家里的房子，甚至不惜负债……似乎，说孩子是这些父母悬于高崖时眼前的唯一稻草，死死抓住，以命相搏，都不为过。
于是，父母、甚至父母的父母，都将各种可用的资源用于独生子女的培养和教育，原因很简单：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的后代继续接力，在保住精英阶层的基础上，向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跃迁。目的也很简单：让他们在长大之后不必像自己一样，经历贫穷、依靠关系、看人脸色、在规则的灰色地带摸爬滚打。
然而，生活如同流沙，越抗争，越深陷。当父母们发觉，孩子未来的处境，很有可能依然只是考试、学习、毕业、工作、失业时，便开始为他们寻求更好的上升途径。海外留学，从众多选项之中脱颖而出，成为稍有财力的中产家庭的首选。对于一些70后、80后的父母而言，他们或者自己早年就有过出国留学的经验，对海外的高校有着感情上的联络；或是自己当年受条件和视野所限，未能接受海外教育，就更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比自己更出色。
随着国内的竞争压力呈几何级数增长，加上媒体报道的食品安全问题、环境问题日益凸显，一些父母就将国外视为理想生活的翻版。
今年3月份，一位自称是上海的中产阶级在博客中写，孩子的教育费用已经取代房子，成为家庭最大的支出负担。为了让孩子有海外教育的经历，一些中产家庭会选择将孩子送入私立国际学校就读中学。在上海，这样的学校每年需要至少10万的开销，孩子出国之后还要每年将人民币换成美元。似乎从此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和50后、60后的家庭教育不同的是，70后、80后的中产家庭不再将国内的应试教育视作唯一的砝码。他们大多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比前辈有更开阔的国际视野，同时自身也处于事业的上升期，上大学已经不是他们培养子女的唯一目标，教育渗透进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孩子婴幼儿时期的国外绘本开始，他们会自主选择更适合的，筛除那些不利于孩子价值观确立的部分。在幼儿园和小学的选择上，大部分家长都会综合考察教师的能力、性格、水平、爱心、耐心，以便自己的孩子能够全方位地感受优质的集体生活。一些家庭深知语言对于未来视野的影响，较早对孩子开始进行双语甚至多语教育，为他们找合适的外教，或是送他们到国外参加各式各样的夏令营活动，开拓眼界。兴趣班依然颇受欢迎，乐器、棋类、运动、表达、艺术等训练班如雨后春笋般滋生。以早教、亲子等名目进入市场的课程，更是层出不穷。亲子旅游团也成为各大旅行社比较抢手的项目之一。
一位80年出生的母亲曾亲口对我说，一放假，自己就不得不领正在上幼儿园的孩子到处旅游。原因很简单：幼儿园其他的小朋友都会在假期去旅游，回到幼儿园之后会分享旅行的经历，没有旅行过的儿子就会感到失落和沮丧。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失落，她只能带着他跑来跑去。
“前年去了杭州，去年去了海南，今年估计要去马尔代夫。明年可能就是欧洲了吧。”年轻的妈妈眼神里并没有太多兴奋。
孩子的教育是提升了，家长们却累得喘息不得。他们几乎是在用生命为自己和家庭拼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像《小别离》中的方圆（黄磊饰）、董文洁（海清饰）这样，将几乎全部的生活围建在孩子周围，让彼此都负荷极重的父母，让人觉得辛酸又好笑、隐忍又乖戾、可怜又让人心疼。在中国，这样的父母千千万。
这样的家庭教育，所面临的困境之一就是，当有一天，孩子通过努力走进了父母期待的象牙塔之后，反而会无所适从。第一次为了自己而活，他们反而染上了“空心病”，于是孤独、茫然、无原因地感到痛苦和焦虑。殊不知，这些情绪早就渗透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来自同样焦虑、痛苦、不知所措的父母。
焦虑的孩子，焦虑的父母，一个个焦虑的个体，构成了当下这个焦虑的时代。
美国心理学家罗洛·梅曾说：“生活在一个焦虑时代的少数幸事之一是，我们不得不去认识自己。”我们有幸见证了这个焦虑的时代，有幸成为这个焦虑时代症候群的一分子，剩下的事，就是如何认识自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