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令计划在被告席上，仍然从容不迫、侃侃而谈，宛如发言做报告，心底竟油然生出一丝惋惜：这是何等通透机灵的人物，何以竟将自己送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国家给了这么好的机会，掌管中枢机要，为什么不为国家民族做点好事？纵不能流芳百世，也可以安度晚年，又何至于身陷囹圄，遗羞乡梓？
说此人“通透机灵”，并非刻意讥诮，而是说其确实有“一望而知”的聪明。当然，一望而知的聪明并不是彻底的聪明，而是一种有限的聪明。这种聪明的特点，是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里，不断耍弄各种手腕来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最后用一种终结性的愚蠢让此前的聪明所得前功尽弃。说来有趣，法院给他的量刑恰恰就是“无期徒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真个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令计划命运的拐点，当是2012年3月18日，儿子令谷被牵涉到了一起神秘莫测的交通事故中。当时令谷携带两名女伴深夜驾驶法拉利跑车在北京保福寺桥东辅道上发生严重车祸，令谷当场死亡，两名女伴受重伤。关于这起车祸坊间有诸多传言，但无一不将矛头指向这名24岁大学生的奢侈生活、以及他的父亲，时任中办主任的令计划。
令谷车祸后半年，令计划被调离中办，并在随后召开的十八大中未能进入政治局序列，也成为建国以来唯一一位没有担任过政治局委员的中办主任。从此之后，令计划进入垮台倒计时，海内外舆论像围观一头泥足深陷的麋鹿那样，看着他越挣扎就陷得越深，终至完全没顶。
令计划和他的太太谷丽萍，在独生子暴亡之后，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表现是表现完全平静，以至于其身边的人都在怀疑关于令谷车祸丧生的传言可能真的是“谣言”。当然，真相是封锁不住的，于是令计划用平静自证了自己已经丧失基本的人类情感，是一个为了实现政治野心而完全不择手段的极端功利主义者。
从家庭出身上看，令计划似乎不应该是这样的。他的父亲令狐野出身中医世家，但也曾在西安学过西医。上世纪30年代，令狐野在同乡的指点下，投奔革命圣地延安。据《陕西省志·卫生志》记载，令狐野在延安先后担任边区医院医务科长、卫生材料厂副厂长等职务。在边区医院时，令狐野曾经与令计划的前任汪东兴共事过。
解放后，令狐野六十年代回到家乡时已经年过五旬，作为三八式老干部，生活得到了党和国家充分的保障，他自己也对党和国家高度认同，这表现为其给子女分别起名路线、方针、政策、计划、完成等等，令狐野没有表现出任何政治野心，坊间也没有关于他生活腐化的传言，应该是属于那种勤勤恳恳、认认真真的延安一代。
就令计划个人履历而言，也算清白。他早年当过知青，后来成为工人，然后成为团干部，最后由团中央而党中央，竟至中央办公厅主任。十七大大时，作为最年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还被海外舆论视为中国政坛的“明日之星”，孰料到十八大时，就边缘化，今日更成阶下之囚，要在铁窗后渡过余生。最可怜的，当然要算他的父亲令狐野了，老人长寿，活到了105岁，2015年才去世，目睹了儿子从崛起到陨落的全过程，个中滋味，也许只有他自己才能体会。
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令计划走到今天，孰为为之，孰令致之？值得深思。
一个习惯性的解释是“制度问题，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会产生腐败”云云。这种套路看似无懈可击，实际上等于什么也没说。制度当然不是无可挑剔的，但管理学的原理也告诉我们，制度对位阶较低的人比较有效，比如对一线的工人，工厂甚至可以规定走路都只能走直线，但对位阶较高的人，制度往往就无效——董事会制定再多的制度，也难以约束大权在握的CEO。
所以到了令计划这样的高位，制度的作用主要在于事后威慑，“伸手必被捉”——这一点在令计划身上已经应验了——而要让他事前“不伸手”，就只能靠文化了。
说起来，我们的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就是非常“现代性”的，注重现世，敬鬼神而远之，不相信超验的东西，一切服从成本-收益的考量。这种文化特征，一方面造就了空前繁荣的古代文明，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一个副作用——官员容易腐败。既然上无天堂下无地狱，而人生不过百年，且人死如灯灭，所以及时行乐才是唯一合理的选择。
解决这样的问题，很大程度上要靠提倡一种超越性的价值观，来和简单的成本-收益的考量乃至惟利是图取得平衡。比如儒家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使个人有限的生命和无限的“齐家治国平天下”联系在一起，找到了人生意义和通向彼岸的桥梁，腐败的意愿自然就受到抑制。毛泽东时代则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提倡“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同样找到了人生意义和通向彼岸的桥梁。这种提倡加上群众性的监督，结果造就了一个空前清明廉洁的社会。
八十年代之后，思想解放运动步入歧途，“为私”的价值观逐渐取代“为公”的价值观成为主流，一度竟有党的领导人质问“共产党员如果不率先致富，如何带领群众致富？”历史深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传统戴上思想解放光环，从小岗村出发登堂入室，寓意不择手段的白猫黑猫也被人顶礼膜拜，建成巨大雕像，腐败官员除了担心被抓之外再无其他心理负担，终于到今天形成一种溃堤性的腐败。
令计划，不过就是腐败洪流中的一朵浪花吧？
“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所以关键还是一个人的问题，而人的问题，关键也还是一个文化价值观的问题。除非我们能够重建价值观，除非我们能够让“为公”的价值观再次取代“为私”的价值观成为主流，否则还可能出现更多的令计划。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根据作者微信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