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月25日，江青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1980年12月24日，法庭进行辩论。她知道，按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作为被告人可以在法庭上为自己作辩护发言，江青早就作了准备。
江青声称，她要在法庭上宣读“宣言”!
她的“宣言”是什么样的呢?
起初，她想写一首长诗，一首比文天祥的《正气歌》更加“雄壮”、更加“磅礴”的长诗。她曾向监狱当局要了《文天祥集》，要了《辞海》。不知道是因为她已经没有“激情”，还是本来就缺乏“诗才”，折腾了三天，“新正气歌”没有写出来。
她又说要学屈原的《楚辞》，依然没写出什么“留存千古”、“映照青史”的“史诗”来!
1979年11月至1980年5月，江青写了份长达34页的“交待材料”，题为《我的抗议与更正》，详尽描述了她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光辉斗争历程”，如“我同刘少奇的斗争”，“我同林彪的斗争”，“我同邓小平的斗争”，并历数了她的这些“斗争”如何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与赞许。
江青为自己辩护时宣读了这份“交待材料”。另外，她还“精心”写了《我的一点意见》。
1980年12月24日上午9时整，值庭法警拉响了开庭铃。
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副庭长兼第一审判长和17名审判员出庭。曾汉周主持法庭辩论。
出庭的检察人员有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副厅长喻屏和五名检察员
曾汉周：“传被告人江青到庭。”
值庭法警将江青带至法庭被告席。
曾汉周宣布：“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指控被告人江青的犯罪事实，本庭于11月26日、12月3日、5日、9日、12日和23日上午，先后六次开庭，现在进行法庭辩论。”
检察员江文：“审判长、各位审判员，公诉人请求发言。”
曾汉周：“公诉人可以发言。”
江文：“被告人江青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犯的篡党篡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罪行，经过六次法庭调查，对被告人进行审问，出示和宣读了证据、证言，听取证人出庭作证，播放了江青的讲话录音，完全证实了特别检察厅对江青反革命罪行的控告是确凿无疑的。江青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是‘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头子。现在，经过调查可以确定她的主要罪行是：第一，她伙同康生、谢富治等人诬陷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制造了全国最大的冤案。第二，江青肆意点名诬陷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群众。第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勾结林彪进行了大量的反革命活动。大量的事实证明，在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以后，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继承了林彪的衣钵，继续进行篡党篡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勾当……江青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二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构成了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鼓动罪，非法拘禁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应该根据刑法第一百零三条从重判处。
“在这里还需特别指出的是，江青在法庭调查时拒不认罪，公然多次继续诬蔑国家领导人，攻击诬蔑法庭和法庭工作人员，肆意扰乱法庭秩序，已构成继续犯罪行为。请法庭在量刑时从严判处。我的发言完了。”
曾汉周：“被告人江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的规定，你有陈述和辩护的权利，你还有最后陈述的权利。”
江青：“那就请你们按你们的那个根据去定罪吧，我听候你们的审判。有本事你们把我弄到天安门广场公审、枪毙!”
曾汉周：“是不是枪毙你，法庭将根据你的犯罪事实依照法律判决。”
江青：“你不要装腔作势演戏了。没有我这个道具，你这场戏就演不成呵!你要有胆量就把你的后台导演请出来。我要和他当面对质。”
曾汉周：“我警告你!不许你谩骂法律……”
江青：“我无法无天，我不怕你呀!刘少奇、林彪我都没怕过，我能怕你吗?” 曾汉周：“法庭调查了大量事实，给了你充分的辩护时间，你反而利用法庭进行反革命宣传。……”
江青：“你才是反革命哪!……”
曾汉周：“你侮辱法庭，这就构成了新的犯罪……”
江青：“大不了杀头。我是孙悟空，我能变几个脑袋，你多砍几个，我多长几个……”
曾汉周(按铃警告)：“你再扰乱法庭，就取消你的辩护权利。” 江青：“对不起，我可以方便一下吗?”
曾汉周：“带被告人退庭方便。”
江青(站起身)：“算了，我不去了，我要念一念《我的一点看法》，你不反对吧?”
曾汉周：“你可以念。”
于是，江青拿起了两页纸，站起来宣读《我的一点看法》。那标题，似乎还算“谦虚”，只是“一点看法”而已。据说，那是因为她要学习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只写了一篇八百多字的《我的一点意见》，就把陈伯达打倒了。如今，她写的《我的一点看法》，总共不到两页，用钢笔竖写，还没有八百字哩!不过，她的“诗一般的语言”，充满火药味，是“浓缩的精品”：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投降叛变，授人以柄。
要害问题，两个纲领：
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继续革命;
以三项指示为纲，以目混纲，修正反党。
穷凶极恶，大现原形。
掩盖罪恶，画皮美容。
树立威信，欺世盗名。
标新立异，妖言惑众。
弥天大谎，遮瞒真情。
偷天换日伎俩，上下其手劣行。
张冠李戴──强加，移花接木──暗中;
转移人民视线，栽赃嫁祸他人。
无耻吹捧自己，妄图洗刷臭名;
罗织诬陷中央文革，迫害灭口有关知情;
双手难掩天下耳目，修正主义螳臂之辈。
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乃是人民大众英雄。
江青 1979年10月26日稿 1979年11月8日交侦查审讯员(两页)
此稿略有修改，1980年10月9日于秦城监狱
江青读毕，接着说道：
“要为真理斗争，我的声明如下：你们借助国家名义，拼凑了一个什么特别法庭，给我罗织了一大堆罪名，这些罪名一条也不能成立。我过去的一切都是根据中央的指示做的，我在工作中有错误，有偏差，但绝不是犯罪。
“古代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你们搞的就是这个伎俩。
“现在你们逮捕我、审判我，就是要丑化毛泽东主席，就是要把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和红小兵压得抬不起头来，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
“关于这个问题(刘少奇一案)，我的意见已经说过多次了，你们爱怎么(定)罪就怎么定(罪)吧，这个我也没什么。你们现在翻刘少奇的案，翻彭真的案，都是反对周总理，反对康老，都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全国人民能答应你们吗?
“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向毛主席负责。现在整的是毛主席。我的家乡有句老百姓的话：‘打狗看主面’，就是说打狗呵，还要看主人的面子。现在就是打主人。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为了毛主席，我不怕你们打。在毛主席的政治棋盘上，虽然我不过是一个卒子，不过，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
“我认为我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
“过去我经常说：革命要有‘五不怕’：一不怕杀头;二不怕坐牢;三不怕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四不怕开除党籍;五不怕老婆离婚。这第五条对于我不成问题了，二、三、四条已经三年多了，我经受了，第一条杀头，我久候了!……”
江青的“看法”何止“一点”。
她在法庭上滔滔不绝，作此生此世最后一次公开演讲：
“我是执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
“我现在是为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尽我的所能。”
江青质问法庭： “怎么能把谋害人的和被谋害的搞在一起?说以江青为首的搞这个阴谋活动?”
“你们承认不承认九大和十大?如果不承认，就是离开重大历史背景，隐瞒重大历史事件!”
江青说起了自己当年跟毛泽东转战陕北，质问法庭： “战争的时候，唯一留在前方追随毛泽东主席的女同志只有我一个，你们躲在哪里去了?”
江青又说： 清君之侧，目的在“君”。
罗织陷害，血口喷人。 利用专政，搞法西斯。 精神虐待，一言难尽。
破坏政策，凶悍残暴。 造反有理，革命无罪。 杀我灭口，光荣之甚。
最后，江青大声地说：“这就是我的回答!”
江青的最后陈述，历时近两个小时。
曾汉周：“被告人讲完了吗?”
江青：“讲完了。”
曾汉周：“请把你的原文交给法庭。”
江青：“可以。” (将原文交给值警法警)。
曾汉周：“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江青：“已经累了，到此为止吧。”
曾汉周：“把被告人江青带下去。现在休庭。”
此时已是上午11时38分。 12月29日上午9时，第一审判庭继续进行法庭辩论。 在庭长江华宣布开庭之后，检察员江文就江青24日上午的长篇辩护词，予以逐点批驳。
江文说： “江青在长达两小时的所谓辩护发言中，对本庭指控她所犯的严重反革命罪行，没有提出任何可以证明她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通篇不过是颠倒黑白，混淆视听，转移目标，掩盖罪责的谎言和诡辩……”
江文发言毕，审判长曾汉周问江青还有什么话要讲。
江青忽地提出要看中共九大和十大的政治报告。 审判长认为，被告人江青的要求，与本案无关，予以驳回。 江青发怒，说审判长剥夺了她的发言权。
她谩骂法庭，审判长多次按铃制止，她大声说道：“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这时审判长向江青宣布： “你在法庭辩论中，对特别检察厅指控你的犯罪事实不是进行陈述和辩护，而是利用法庭辩论的机会，进行诽谤、谩骂，法庭一再警告你，你不服从法庭的指挥，违犯法庭规则，现在宣布法庭辩论结束。你还有最后陈述的权利。”
江青又继续作“最后的陈述”，咒骂法庭“包庇、减轻真正的罪犯”。
她攻击邓小平，咒骂华国锋是“叛徒”。
在10名主犯之中，江青民愤最大。
在进行判决前，曾听取各方意见，在部队代表中做过“测试”： 被邱会作陷害打倒、复出后担任总后勤部副政委的李耀文将军发表意见：“江青和张春桥起码应判死刑，王洪文可判十五年，姚文元和陈伯达应分别判处无期。黄、吴、李、邱、江应判十三年至二十年有期徒刑……”
接着，海军、空军等单位分别拿出判刑意见。普遍认为江青、张春桥应判死刑或死缓;黄、吴、李、邱、江在历史上还做了点贡献，他们是革命出身的，且认罪态度比“四人帮”好，因此判的最高刑应比“四人帮”低。“四人帮”是靠“打、砸、抢”起家的。
正在这时，全军几百万名指战员的代表在京西宾馆对10名主犯量刑进行了投票表决。参加投票的88名代表，有近十种意见。 江青：死刑立即执行33人，死缓48人; 张春桥：死刑立即执行36人，死缓46人; 姚文元：无期徒刑65人，二十年11人; 王洪文：无期徒刑17人，二十年49人; 陈伯达：无期徒刑32人，二十年27人，死缓15人; 黄永胜：无期徒刑43人，二十年22人，死缓11人; 吴法宪：无期徒刑15人，二十年35人，十五年24人; 李作鹏：无期徒刑10人，有期徒刑11人，二十年38人，十五年11人，七年1人; 邱会作：死缓13人，无期徒刑11人，有期徒刑12人，二十年28人，十五年21人; 江腾蛟：死缓25人，二十年39人，十五年13人。(注：萧思科：《超级审判》，济南出版社1992年版。)。
1981年1月25日上午9时，北京正义路一号特别法庭爆满。
对10名主犯公开宣告判决，在这里进行。 这天，江青是10名主犯中起得最早的一个。
显然，出于对最后判决的关注，她一夜没有睡好。
开庭之后，由庭长江华宣读判决书。判决书很长，达一万六千多字，江华读完“集团罪”部分，然后由副庭长伍修权宣读10名主犯“个人罪”部分，再由江华接下去，直至全部读毕。
在“个人罪”这一部分，江青名列第一位。关于江青的犯罪事实和应负的刑事责任，判决书上是这么写的： 被告人江青，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目的，为首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的主犯。
江青诬陷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1967年7月，江青伙同康生、陈伯达作出决定，对刘少奇进行人身迫害，从此剥夺了他的行动自由。自1967年5月开始，江青直接控制“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伙同康生、谢富治指挥专案组对被逮捕关押的人员进行逼供，制造诬陷刘少奇是“叛徒”、“特务”、“反革命”的伪证。
1967年，江青为了制造迫害刘少奇的伪证，决定逮捕关押杨一辰、杨承祚、王广恩和郝苗等11人。在杨承祚病危期间，江青决定对他“突击审讯”，使杨承祚被迫害致死。江青指挥的专案组也使得王广恩被迫害致死。江青伙同谢富治指使对病势危重的张重一多次进行逼供，致使他在一次逼供后仅二小时即死去。江青伙同康生、谢富治等人指使专案组对丁觉群、孟用潜进行逼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是“叛徒”。由于江青等人的诬陷，致使刘少奇遭受监禁，被迫害致死。
1968年7月21日，江青伙同康生密谋诬陷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88人是“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
1966年至1970年，江青在各种会议上，点名诬陷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24人，使他们一一受到迫害。
1966年12月14日，江青点名诬陷张霖之，使他被非法关押，并被打成重伤致死。同年12月27日，江青诬陷全国劳动模范、北京市清洁工人时传祥是“工贼”，使时传祥遭受严重摧残，被折磨致死。
1966年10月，江青勾结叶群，指使江腾蛟在上海非法搜查了郑君里等5人的家，致使他们受到人身迫害。
1976年，江青伙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同年3月，江青在对12个省、自治区负责人的一次谈话中，点名诬陷中央和地方的一批领导干部。 江青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首要分子。
江青对她所组织、领导的反革命集团在十年动乱中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颠覆政府、残害人民的罪行，都负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
被告人江青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一百零二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
江青戴着耳机，侧着脑袋，很仔细地听着伍修权宣读的关于她的“个人罪”的部分。最后，由庭长江华宣布判决，他以极其严肃的口气念道： “本庭根据江青等10名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分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三十八条和第二十条、第四十三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判决如下——” 顿时，全场寂静无声。江青伸长了脖子，屏息敛气，侧过了耳朵——她预料，排在第一名的，一定是她。
果真，江华提高了声调，放慢了速度，每一个字都念得清清楚楚： “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
江青一听，顿时歇斯底里大发作，乱喊乱叫起来： “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坚决不承认反革命的法庭判决!”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 江青在“文革”中，曾出席各种群众集会，领呼过各种口号。所以，她对于喊口号颇为“熟练”。
此时，看到江青这般狼狈，万众欢呼，人心大快。 随着伍修权的命令：“把死刑犯江青押下去!”两名身穿蓝色制服、腰佩手枪的法警，拖着耍赖的江青，拉出了法庭。
到了外边，法警一松手，江青干脆倒在地上打滚，大哭、大吵、大闹，口中还不断念念有词：“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打倒党内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这时一位法警对她猛喝一声：“江青，你听清楚了没有——判处你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就像吃了“止哭剂”似的，江青一听，不哭、不吵、不闹了，马上乖乖地从地上爬起来。
原来她太沉不住气了，刚才她在法庭上只听见“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就闹了起来，没听见后面的一句话——“缓期二年执行”。
江青，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了精彩的一幕闹剧——她太沉不住气了!
关于“文化大革命”这一部分，要写得概括。胡乔木同志的意见，我是赞成的。“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一代人，其实还不止一代。它使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泛滥，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摘自：《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之“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第五部分 作者：邓小平 原载于人民网）
陈云评文革：文革十年惨绝人寰 毛泽东应负主要责任
陈云的讲话始终保持着平静的语气：我是共产党员，是实事求是的。大家对于毛主席的功与过，不论说是“二八开”、“三七开”，还是“四六开”。都是敷衍的，不符合事实的。我认为毛主席一生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遵义会议到全国解放，也就是到1949年止，毛主席领导是正确的，应予全面肯定；第二阶段是到1957年鸣放运动止，其间如土改、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运动，虽稍有偏差，但成绩大于错误，应予基本肯定；第三阶段从1957年反右开始，经过三面红旗的胡搞乱开，到1965年止，其间毛主席在1961年退居二线，不问大事，经济才有了转机，但在他当政那一段时间，应予基本否定；第四阶段从1966年到他逝世为止，那惨绝人寰的“文革”悲剧，他是主要责任者，应予全面否定。（摘自：《渤海学刊》1993年第3期，作者：《渤海学刊》编辑部，原题：《陈云评价毛泽东》）
陈毅评文革：不是革命 是反革命集团有目的毁党
开始父亲一直认为文化大革命是类似党内整风的运动，是教育党员和党的干部保持思想纯洁的运动。根本没有想到是一场夺权的内乱，所以运动一开始，他是积极地参加这一运动的，通过“十六条”、派工作组他都是举手赞成的，甚至还苦口婆心地与造反派谈话。但是运动向毫无法纪的方向发展，完全成为了一种动乱，父亲从支持到不理解，又转向不赞成，最终是愤怒了……一天晚上，父亲和母亲走到我面前，父亲气得指着我说：“你听到没有，这是革命吗要打倒党内每一个领导干部。这不是革命，这一定是有一个反革命集团在有目的地摧毁着我们的党。”……“我不是乱放炮，我是经过认真思考的。现在的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十年、二十年不治”公开批评文化大革命，是父亲认真思考的结果。（摘自：《回忆父亲陈毅》，作者：陈昊苏 陈小鲁 陈丹淮 陈珊珊，出版：华夏出版社）
彭真谈文革：教训深刻 主席犯了严重错误
“搞‘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就犯了大错误。不过，也有好处，坏事可以变好事，是毛主席自己用他犯的错误打破了对他的个人崇拜，这对全党全国人民解放思想一定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总结教训，那就不仅是个人的问题，教训要深刻得多。作为共产党员，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毛主席一世英明，最后犯了严重错误，整了那么多人，挨整的人谁没有气？这是可以理解的。（摘自：《百年潮》2012年第12期，作者：彭真传编写组，原题：《彭真复出后谈毛泽东》）
钱学森谈文革：没有总理保护 恐怕我早不在人世了
反“文革”中我们都是受保护的，没有周总理的保护恐怕我这个人早就不在人世了。那时候我们都是军管的。军管会每星期都要向总理汇报一次。总理下了一个命令，要搞一个科学家的名单。名单送上去后，总理说：“名单中的每个人，你们要保证，出了问题我找你们！”（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钱学森，原题：《周总理让我搞导弹》）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就是要彻底否定“文革”
十多年前，杭州大学地理系曾搞过侮辱人格的“活人展览”。七位老教师被打扮成“地主”、“资产阶级太太”、“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保护人”，受辱于大庭广众之前。这种践踏斯文、戏弄正义的政治恶作剧，令人发指。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当年进驻杭州大学地理系，参与策划这一事件的个别人，至今仍然认为这种摧残知识分子的做法是正确的，是“严格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实事求是做耐心过细的思想工作，以政策开道，严禁逼供信，启发帮助他们讲清自己的问题”的。 这散发着“文革”霉味的语言，不正反映出“文革”在这些人的心目中并没有推倒吗？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这个结论，反映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认识。对“文革”就是要彻底否定。不彻底否定“文革”的那一套“理论”、做法，就不可能有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就不可能有政治上安定团结、经济上欣欣向荣的新局面。这是人所共知的。（摘自《人民日报》1984年4月23日头版，作者：《人民日报》评论员，原题：《就是要彻底否定“文革”》）
她的高尚人格，她的过人才干，将与她亲创的现代京剧、现代芭蕾舞成为中国文艺史上的耀眼明珠。
文革后台湾情报机构为何要冒充和把自己打扮成“四人帮余孽”？
从1975年开始，台湾情报机关一直意图挑拨共产党内部斗争，制造分裂割据局面。而1976年四人帮被整肃以后，这一计划的重心又被调整为挑动四人帮残余分子的反抗，以及煽动年轻人的反党和反对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心理。
中国政府对于政治敏感事件一般都非常低调，因此很多时候都缺乏可靠的权威信息和结论。特别是80、90年代以来的一些军官叛国案件，即使社会上已经传的沸沸扬扬，也不会得到官方回应。反倒是台湾在90年代末以来由于政治体系的分裂、倾轧，情报机关组织纪律涣散人心不稳。不少情报人员——比如策反刘连昆的庞家钧等，公开撰稿出书曝光自己的工作生涯，提供了很多可供参考的说法。
台湾从未中断过对大陆的意识形态渗透工作，包括文革时期。从1975年开始，台湾情报机关一直意图挑拨共产党内部斗争，制造分裂割据局面。而1976年四人帮被整肃以后，这一计划的重心又被调整为挑动四人帮残余分子的反抗，以及煽动年轻人的反党心理。
这一期间台湾情报机关冒用国内一些机关、组织的名义，在大陆散发、宣传了很多政论文章；包括“殷周计划”系列、“渭水计划”系列、“经始计划”系列等。比如“殷周五号”计划是以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名义，撰写并散发了《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是走右倾投降路线》；而“殷周九号”计划则是以著名的“梁效”（谐音“两校”，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批判组）名义撰写散发《向复辟倒退的黑帮开火》。
三十多年了,此当事人已经不在世,我的记忆也不够准确,不能保证字句,但意思是这样的.
中国共产党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根据中国共产党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这个决议，四人帮有以下十大罪状：
1、进行分裂党、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妄图架空毛主席。
2、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3、阴谋推翻党中央，实行反革命复辟。妄图使中国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党，使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使社会主义的中国重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4、篡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篡改党的基本路线，颠倒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推行一条极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5、他们是地主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是蒋介石国民党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他们的社会基础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
6、妄图打倒周恩来同志和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
7、打击和诬陷邓小平。
8、在领袖毛主席病重期间，丧心病狂地迫害毛主席。
9、是一伙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是一伙彻头彻尾的极右派。
10、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分子，江青是叛徒，姚文元是阶级异己分子，王洪文是新生资产阶级分子。
为江青打抱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