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失去哲学的社会，有病乱投医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其中，官员做道场、民间造神庙就属于精神世界的“急就章”偏方。上世纪后半叶，在中国，人们将那些庙里的一切视为封建迷信余孽，而今，不仅各种神庙香火缭绕，而且“跳大神”的歌曲铺天盖地，甚至还有歌手由此而蜚声海内外。
当然，这不仅是歌坛的事，最要紧的事关“神坛”——在中国这个传统世俗社会中，“有神论”者的数量，是否在随着浓浓香火急剧上扬？
寻找信仰与拜神能不能划等号？一个有道德有信仰的人，是不是必须做“有神论”者？ 这是目前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一个大问题，不解开这个迷惑，一个价值观混沌的族群将更加混沌。
毋庸置疑，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传统的世俗社会，宗教的影响力及其有限。对中国人影响最深、被称为“儒教”的东西，确切地不是 宗教，而应该称“儒学”“儒道”，那不是“神学”而是一种世俗道德学说。孔孟在儒道中，并没有为中国人树立一个天外来客，而站在世俗社会的一角，对君民世 界发出“醒世恒言”。
尽管古代中国有不少神庙，但总得说来，那些神庙的影响力原不及世俗的“关帝庙”香火旺盛，传统中国人，还是信“人”者多、信“神”者少。那些长时间被中国人供奉的，大多是捧上神坛的人。
这说明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是个世俗社会，朴素的无神论者居多，但坚定的无神论者却并不多。即便到今日，情况也大致如此。
很多中国人天然对宣扬“神学”的传教者者排斥，但也有些人在现实社会遭到了精神打击和生活变故，一旦接触传教者，很容易成为其发展的受众对象。
这正是失去哲学的无根社会常态。
在这种社会里，不坚定的无神者对哲学和宗教均缺乏了解，既没有世俗社会的主义信仰，也没有对宗教的自主了解，只专心于现实的唯物，当现实生活震荡或者打击后，就很容易被“大师”搞定，抓住“神灵”当救命稻草。
所以，在世俗社会的信仰破产之后，要做一名坚定的无神论者，就更加不易，因为精神世界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末。而用拜金来抵抗有神论者的传教，显然也是一件很悲催的事——因为即便你拿现实社会的“天上不会掉馅饼”来说事，也并不能解决精神空虚的问题。
当然，包括做道场的官员在内，那些“后有神论”者，把信神当做拯救精神的唯一选项，也是难以自圆其说。即便他们拿“不信神的人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来说事，也是同样不靠谱。过去，中国也有过路不拾遗时代，难道那是因为中国人归依哪种宗教了吗？现在，恐怖主义虽然也有国家恐怖主义的世俗者，但相当一部分主干，是宗教极端主义分子，难道他们不是“信神”的吗？为什么总是干出禽兽不如的伤害无辜的“自杀事件”呢？按照同样的逻辑，我们也可以说信神的人如果认为神站在自己一边，就会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那里，既包括伤害无辜的极端宗教分子，更包括那些贪赃枉法、以黑钱上香的官员。
可见，对于信仰而言，有神与无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信仰本身，是启蒙还是洗脑，是造福还是造孽。
世界学者公认：宗教是弥补道德与法律的不足。这清楚说明，主导一个社会风气的，是道德和法律，而宗教只是补充作用，所以道德问题也首先是个社会问题，其次才是哲学问题。
美国有一项对于各种人群的信教调查，结果证 明人类学家信教比例是最低的，因为他们非常了解各种各样的宗教和神话体系。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所以才有“不信的底气”。还有数据显示，在美国，无 神论者是受教育程度最高、收入最高、犯罪率最低的群体。这大概也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在科学造福人类的世界，无神论者不必因为别人说“无神论者没有信仰”而感到惭愧，宇 宙自然有很多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但那是暂时的；而有神论者同样无法证明有一个超然于世界之外的神存在，那恐怕是永远的。因为科学已经发明了宇宙飞船，而 神却没有给现实世界带来一件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自然界当然还有许多不可知的现象，简单把这些东西归结于神灵，而不寄望于科学的发展，那么也未必在“知” 上有什么长进。
迄今为止，我依然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但不是机械唯物，而是科学唯物。青少年时我对宗教书籍避之不及，而现在大大方方地博览群书，在了解理解的基础上做信仰选择，信仰才是坚定的。不是看了圣经的人就一定由无神变有神、由唯物变唯心。反而，多了解一些，更能对自己的信仰多一份自信。无神论者不要认为不变成有神论者就没有信仰，因为“把无神论当作信仰”也没有什么不对。再者，身处世俗社会，信科学，信主义，这难道不是一种信仰？百年前，欧亚有两个病夫国家，一个是欧洲病夫奥斯曼土耳其，另一个是东亚病夫大清帝国，这两个国家最后出现了两个伟人，基马尔和孙中山，用“基马尔主义”和“三民主义”信仰，去旧迎新，建立了欣欣向荣的新世俗国家。这难道不是很说明问题吗？
纵览人类文明发展史，一个现代化国家，一定是发达的世俗国家。西方超越东方的源代码，就是从“神时代”过渡到“人时代”的文艺复兴使然，而东方虽然世俗国家居多，但大多为传统世俗，在“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