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毛泽东青年时经历的一场三角恋恋

杨开慧对毛泽东的这种爱，是含蓄的，隐藏在心中的。她是个完美主义者，认为，“有心去求爱，是容易而且必然的要失掉真□神圣的不可思义的最高级最美丽无上的爱的!我也知道这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得到的事，而且普通人是懂不到这一头来的。然而我好像生性如此，不能够随便，一句恰好的话可以表现我的态度出来:‘不完全则宁无’。”

所以，恋爱之初，杨开慧并没有希望过会同毛泽东结婚，也不主动示爱，“因为我不要人家的被动爱，我虽然爱他，我决不表示，我认定爱的权柄是操在自然的手里，我决不妄去希求。我也知道都像我这样，爱不都会埋没尽了么?然而我的性格，非如此不行，我早已决定独身一世的”。
这样的表面是冰、内心是火的关系保持了一段时间，直到毛泽东有许多的信给杨开慧，表示他的爱意。有一位朋友，知道毛泽东深爱杨开慧但又为杨的表面冷漠而“非常烦闷”，把这个情形告诉了杨。杨被感动了，骄傲的脾气也得到了满足，于是决定结束自己的独身生活。
但是，杨开慧的公主般的骄傲性情，仍然使她与毛泽东产生一些性格上的摩擦。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便是因为毛泽东与陶毅的旧情未断。
大约在毛与杨同居“过了差不多两年的恋爱生活”时，忽然一天，杨开慧知道了毛泽东与陶毅的感情纠葛，“初听这一事时”，受到了像“炸弹跌在我的头上”一样的打击，觉得自己“微弱的生命，猛然”“都几乎毁了”。杨开慧认定，陶毅“她爱他”，爱到“检[简]直有不顾一切”的程度;毛泽东“他也爱她”。
一场风波由此爆发。
但是，杨开慧最后知道了，毛泽东“他究竟不是平常的男子”，“他终竟没有背叛我，他没有和她发生更深的关系”。杨开慧也知道了，因为自己的爱太含蓄，使毛泽东心中也有个“鬼胎”--误解杨不爱他，骄傲脾气却使他“一点都没有表现”。
通过这场风波，压在毛、杨两人心上的盖子反而被撇开了，消除了以前留下的误会。从那以后，杨开慧逐渐理解了毛泽东对陶毅和自己，关系是不一样的，“不但他，一切人的人性，凡生理上的没有缺陷的人，一定有两件表现，一个是性欲冲动，一个是精神的爱的要求”。她对毛泽东给予了“放任的，听其自然的”态度。
还是在那个手稿里，杨开慧近乎痴狂地表示:“我想像着，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着他去死!假如他被人捉去杀了，我一定要同他去共这一个运命!”
经过这场家庭风波，毛泽东需要有个合适的形式，对杨开慧表示感情上的歉意，更需要表示自己对旧情有个绝决的了断。他在这首词里写道，要像“昆仑崩绝壁”、“台风扫寰宇”一样，决心割断那曾经的“愁丝恨缕”，告别一度产生的儿女私情，专意做革命的“江海客”。
那么，这种表白是对杨开慧作出的?还是对陶毅作出的?或者如陈漱渝所说，是两者兼有，给妻看的别友绝情诗?
我们以为，若说此词是毛给杨的，表明决意割舍与杨的家庭儿女感情，献身革命，又何至于对妻下如此天崩地裂的狠誓?似乎杨妨碍了他的从事革命，两者不能共存，从此离家便不归了?在毛与杨之间发生过那场因为陶毅的风波后，词中用这样的语气更不合适。
若说是毛借给杨的词，来表白自己割断与陶旧情的“别友”决心，似乎也不大得体。因为词中又对告别旧情十分遗憾痛惜，为之“清凄如许”、“肠已断”，自称“从此天涯孤旅”。这样“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给杨看了，岂不又增加误会?
那么，以此词赠别陶毅，倒是比较合适的。毛与陶的旧情自然也是真挚的，毕竟毛与陶相恋时，杨开慧还小，尚未闯入毛的内心感情世界。现在既然与杨同居生子，两者必抉其一，与陶又政见不合，决心从此了断，是合理的。
才女自古爱英雄
陶毅，字斯咏，湘潭人(当时举家迁至长沙)，是个富商家的小姐，周南女中的毕业生，时有“长江以南第一才女”之美称，20年代初也是长沙学界的风云人物，湖南学生联合会与湖南各界联合会中，她都是副会长，毛泽东才只是理事而已。据当年的革命家萧子于卜、易礼容等人的回忆，均称陶为长沙著名的美女，个子很高，才华横溢，但性格很强。
在周南女校，向警予、陶毅和蔡畅被称为“周南三杰”。毕业后，向警予回家乡溆浦办学，但她经常与周南女校保持密切联系。她有事来长沙时，即住已在周南女校任女生舍监的陶毅处。1918年9月，蔡畅去信邀向警予来长沙组织女子留法勤工俭学，向警予欣然答应，旋即离开淑浦来到了长沙。不久，她与陶毅一道加入了新民学会，成为该会最早一批女会员。
在新民学会的活动中，毛译东英姿焕发的风采和办事细心果断的气质，为一批女教员所钦佩。其中，同为湘潭的同乡，陶毅更是对他倾慕不已。陶毅是一位新型女性，思想激进，主张教育救国，在新民学会的活动中，她十分倾慕毛泽东，常常有意地接近毛泽东，并且开始追求他，于是，密切的交往使他们之间产生了爱慕之情。
毛泽东与陶毅不仅同为湘潭人，而且志向也相同，但是家境却相距悬殊。陶家是湘潭一带有名的富户，陶毅与毛泽东的交往立即遭到了父兄的强烈反对。结果，由于女方家庭的反对，毛泽东和陶毅初萌的爱慕关系很快便戛然而止，没有持续下去。
毛陶分手后，友情仍存。1920年7月，毛泽东创造文化书社，她是三个拿出十块银元的资助者中的一个(易礼容只拿了一块银元)。在新民学会初期的多次讨论中，她是主张“教育救国”的。后来，她也支持毛泽东“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口号。文化书社成立后，他们在1921年元旦有一次难忘的集会，她和毛泽东等一班志同道合的人，冒着漫天风雪；在周南的院子里摄影留念。这张珍贵的照片，如今还陈列在长沙市周南中学。在1918年和1919年毛两次离开长沙的期间，毛给陶写过一些信，现在能查到的就有五件(内容当然只是片断)。向警予赴法勤工俭学后，也给陶毅写过信，劝她力促北大开女禁，到那里去深造。但陶其时已经在周南留校任教，只在1921年去南京金陵女大进修过一次。当年7月，--毛泽东在上海参加“一大”后返长途中，还曾经专程到南京停留，--探望斯咏，情谊之深可见。此后，毛泽东走上了专职革命家的道路，而陶毅则仍回周南任教，两人从此便聚少离多。
陶氏后来一直在周南教书。当时同样是文化书社重要成员的彭璜，疯狂地追求过她，而她却拒绝了彭，后来终生未再恋爱，也未结婚，大概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1931年不幸早逝，年仅35岁。
情诗(词)之谜
毛泽东与陶毅分手后，杨开慧走进了毛泽东的情感世界。杨开慧在自传中说，她原本对爱情持绝对完美主义态度，“不完全则宁无”，一度决定独身一世。后来接触了毛泽东，“听到他许多的事，看见了他许多文章、日记”，便爱上了他，但并没有主动表白，直到毛泽东写了许多求爱信，又通过友人转达了他的苦闷，杨开慧才改变了态度，决定跟毛泽东共命运，为毛泽东而生。据1993年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家世》一书中写道：1920年7月，毛泽东从北京返回湖南后，身穿薄薄的旧长衫，迈着轻快的步伐来到福湘女校，在选修班的教室旁，找到了杨开慧。这年冬天，两人便同居结婚，也就是说，当毛泽东和陶毅参加1921年元旦的那场集会时，他已经与杨开慧在热恋之中了，由此可见，毛泽东当时可能还放不下这段初恋。
毛泽东对与陶毅这段恋情的珍视还有一个小小的故事：1922年，毛泽东写了一首著名的情诗(词)《贺新郎别友》，这首词在文革时期被毛泽东修改多次。该词的原貌是：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重感慨，泪如雨。今宵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恁割断愁思恨缕。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呢儿女语。山欲堕，云横翥。”　修改后的词为：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虚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夭知否?今宵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恁割断愁思限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经过现代学者彭明道考证，这首词是写给陶毅的。而当时毛泽东已与杨开慧结婚一年多，为此杨开慧还与他闹过一场大矛盾。但估计毛陶这次的旧情复燃并未真的变成行动，因为在杨开慧后来撰写的自传手稿中，说自己与毛“消除了误会”。大约在1922年左右，杨开慧了解了毛跟陶的关系。她在自传中写道：“忽然一天，炸弹跌在我的头上，微弱的生命猛然地被这一击又几乎毁了!但这是初听这一声时的感觉。他究竟不是平常的男子。她爱他，他也爱她，但他不能背叛我。他终究没有背叛我。他没有和她发生更深的关系，反而因此他的心盖、我的心盖都被揭开了口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完全看见了我的心，因我们彼此都有一个骄傲的脾气。我更加惟恐他看见了我的心(爱他的心)。因此我们觉得更亲密了。从此我又知道了许多事情。我渐渐能够了解他，不但他，一切人的人。凡生理上没有缺陷的人，一定有两件表现。一个是性欲冲动，一个是精神的爱的要求。我对他的态度是放任的，听其自然的。”这篇自传，提供了“知误会”这件轶事的历史真相，也证实了杨的宽厚的确使这场家庭风波成了过眼云烟。扬开慧对人生的理解，也为解读“人有病”一句提供了合理依据。
但也有反对者认为：这首诗写于1922年，但最后修改于1973年，跨越五十多年。毛泽东对陶毅念念不忘五十年，难以理解。也有说法称，“重比翼，和云翥”，这是后来修改的，最初的版本是“山欲堕，云横翥”，那么五十年之后，毛泽东还希望与陶毅“重比翼”?这更不可能，因为后者在1931年时就已经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