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国之危
甲午战争发生之际，中国的大门已经被打开54年。以现代化为目标的自改革，洋务运动，也已经运作了34年。此前也跟洋人打了很多仗，割地赔款的事，没少干。但是，没有一次能引起中国人如此的震动。
上海很西化的《点石斋画报》，在战争爆发时，还连篇累牍地登载中国人”胜利”的消息，把矮个子的日本兵，画得十分可怜。可是慢慢就没声了，这些早期的媒体人知道，中国败了。
中国败了，败得很惨。此前跟西方人打，打败了还可以托词人家船坚炮利，可这回呢，是你自己船坚炮利，拥有世界第七、亚洲第一的海军，武器装备远远超过日军的淮军。可是，连一场可以拿来说事的小胜仗都没有。
北洋海军，大东沟海战之后，躲进威海军港，然后被全歼。淮军则从大同江退到山海关，打一仗，败一仗。每一仗都奏报说”毙敌无算”，但真正被毙到”无算”的，恰是自己；
旅顺要塞，李鸿章经营多年，枪炮弹药堆积如山，巨型的克虏伯大炮，至今还留在要塞的山上。1904年日俄战争中，”腐朽”的俄军用这些大炮，给日军造成了巨大的伤亡，日军付出几万人的代价，才攻下要塞。而同样的武器，在淮军手里，一天没到，要塞就沦陷了，日军不过伤亡几十人；
淮军不行，湘军更不中用。吴大澂带了几十营的湘军，出征山海关，临行前气状如牛，发布檄文说准备了几麻袋的绳子，要日本鬼子前来受捆。结果，带去的绳子一根没用上，麻袋倒是可以用来装自己士兵的尸体。
这样惨败给一个附近的蕞尔岛夷，对于一向好面子的国人来说，实在是丢不起这个人。当年鸦片战争，我们也说英国人是蕞尔岛夷，但眼下这个蕞尔，跟当年的蕞尔，不大一样。这个蕞尔，是我们一向瞧不起，而且据说一直向我们学习的。
此番战败，不仅赔款之巨破纪录，而且被割去两大块国土，一块是台湾，一块是辽东，大清的龙兴之地。虽然辽东在三国干涉下日本人吐了出来，但这样的割地，象征着日本这条”蛇”，已然张开了自己的上下颌，要一口吞下中国。
至此，中国人跟外部世界打交道的逻辑轰然变了。原来的西方各国，除了沙俄之外，基本上只是要你开放，把你拖入他们的世界，变成他们的市场。然而，新兴起的日本，在脱亚入欧之际，居然要你国破家亡，变成他的殖民地。也可以说，近代中国真正的亡国危机，是从甲午开始的。
权术大师
这样的亡国危机，刺痛了士大夫（老百姓还无所谓），更刺痛了皇帝和太后，尤其是年轻的皇帝。
比较明清两朝，制度大体一样，不一样的，主要是皇帝。不光是本族人与外族人的区别，而是明朝皇帝怠政、胡闹的多，但清朝皇帝，个个都很勤政，生怕把祖宗江山，丢在自己手里。光绪皇帝载湉，虽说在他的太后面前，显得很窝囊，但勤政发奋之心，却不让前辈中的任何一位。
甲午之前，光绪虽已亲政，但国人都知道，国家大权依旧在其养母西太后手里。所以，甲午战败，人们也并不怪罪光绪，要骂，都骂西太后，不敢骂太后的，就拿李鸿章来说事。
西太后种种抓权不放手的行为，信任太监、喜爱戏子、为自己过60大寿、大肆张扬等等，都进入国人批评的视线。两江总督刘坤一，甚至当面质问西太后，是不是宠信李莲英？害得西太后直辩解，说自己不是汉太后，没有宠信过太监，李莲英也从未过问政事。
当然，辩解是没有用的。女人干政，从来都是传统政治的大忌，干得好还行，一有纰漏，女人势必要承担责任。况且，清朝的败绩，西太后的确要负责任。
虽说她还算是个明白人，知道利害，也分得清臣子中哪个有用，哪个不行。但是，她毕竟不了解世界大势，也不清楚中国该向何处去。虽说支持了洋务派，但却养着一堆顽固大臣和王公，遥为牵制。她治理这个国家，大体上还是权术思维，自身是走平衡木的高手。
在这样的权术大师手里，中国的洋务运动，虽说也是一种学习西方的改革，却做得马马虎虎。就体制而言，仅仅在打补丁。比如八旗和绿营不中用了，不是说去掉八旗绿营，而是加上一个补丁——湘淮军；水师不行，加上补丁——北洋海军。
这些补丁，细节一塌糊涂。士兵学会了使用洋枪洋炮，而且经过了多次更新换代，但多数人连个基本的瞄准射击都不懂。一开仗，连敌人影子还没见就开始放枪，子弹打光了，也就是撤退逃跑的时候了。这样的新式军队，对付国内的起义叛乱，还凑合，但放到外战的场合，就不大中用了。
可是话又说回来，当年国中的精英人士，大抵都是西太后这个水平。极少数先知先觉者的呼声，又不为人们所理解。所以，单单责怪一个女人，似乎也不大合理。
帝后二元
其实，对于甲午的战败，西太后也相当难过。她自己多次说，每闻战报，辄与光绪抱头大哭。亡国者，既亡中国，也亡大清，她怎么能不难受？但是，让她更为难过的是，对于国政，从今后的趋势看，她只能放手了。
对于一个不满三十岁就守寡，操持国政三十多年，等于嫁给了国政的寡妇，这意味着从此生活轨迹就要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权力是弄权者的春药，没了春药，你让一个年逾六十但精力旺盛的寡妇如何是好？
反过来，一向懦弱，唯母后是听的光绪皇帝载湉，经过甲午战败的刺激，心态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有为之心大大萌动，真心实意，打算让他强悍的”皇爸爸”（满人皇帝对母亲的称呼）退休，安度晚年。把政治舞台留给他，一展身手。”不想做亡国之君”，的确是他发自内心的呼声。
在举国变法图强的呼声中，这一对母子，心态在各自纠结着。一直到1898年戊戌维新启动，这样的纠结不是减弱了，而是在增强。西太后退到颐和园，名义上是颐养天年，但军国人事大权，依旧不放手。
四品以上官员的任免，都要由她来决断。每周，光绪皇帝都得到颐和园汇报工作。实际上，光绪只争得了一个弱势的处理日常事务的一线领导的地位。就是这个地位，一点小事，都决断不了。连成立一个变法的领导机构，都不能遂愿。
这样一个二元政治结构，二元中的两极，在变法过程中，越拉越远。变法中受到伤害的利益集团，主要是满人集团，对变法越来越不满意。他们有特权，可以进颐和园，直接找太后诉苦。而对这些人的胡言乱语，西太后也越来越听得进去。进园子汇报工作的光绪，境遇越来越差，横竖都要挨骂。
到了光绪盛怒之下，免了阻止部下进言的礼部六堂官之职时，帝后之间的矛盾，已经接近闹崩。
谭嗣同图谋发动兵变的冒险，其实只是给了早想出来垂帘的西太后一个最合适的借口。光绪被搁置，二元再变为一元，恐怕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戊戌政变的发生，却中止了戊戌变法本身。因为躲在西太后背后的顽固势力告诉西太后，如果不尽废新法，你出来垂帘，就没有依据。毕竟，这还是一个王朝政治，女人在这个政治里，没有合法的地位。
改革推行新法，目的就是挽救亡国危机。尽废新法，对于国运来说，等于自杀。以西太后的精明，她不可能一点也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她在权力欲的驱使下，已经走上了不归路，也只能这样走下去了。
所以，在戊戌政变之后的岁月里，西太后进退失据，行为错乱。在顽固派的欺蒙和拉动下，一步步走向倒退。最后居然上演了一场动员暴民的排外大戏，付出了首都被十一国联军占领，自己仓皇出逃的惨重代价。
当然，我们都知道，在一个传统帝国进行改革的时候，二元政治结构是不合适的。由此造成的纷争，很可能葬送改革。当年的二元结构，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甲午惨败刺激出来的。然而，如果没有甲午的惨败，中国又不可能进行深度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