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我们最看不起的就是你们这些职员出身的学生,只知读书,心无大志。” 这是我中学的高干子弟 D同学在几年前来美国出差跟我说的,他指的职员绝大部分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我听后非常不高兴,但仔细一想,可不是吗,我们这些高知子女,哪里比得上干部子弟的政治敏感性,什么时候赶上了时代的列车呢。
我的初中高中六年(60年代),是在北京西城百万庄一个中学度过的。百万庄小区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自主设计的居住小区,属于很多部委,设计院,研究院,还有几个军大院。学生有高干子弟,高级知识分子子女,还有一些周围住平房的居民子女。有的学生家住申区,那可是部级干部的小楼啊。留洋回来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也有不少,包括火箭专家的儿女。60年代阶级路线还不是那么尖锐,同学们也都和平相处,功课拔尖的学生也被大家崇拜。我一直是班上数学课代表,物理课代轮着当。班上有50个左右同学,物理老师来不及批改所有人的作业,经常就是只批改我的作业,然后贴在墙上,让大家参考。学校有好几位老师原来是北京大学的右派,被免职到中学来教书,但他们的知识真是丰富啊,当学生的也受益不浅,我相信我是他们的宠儿。课余我就去业余体校练球,常代表学校去参加北京市的比赛,我们球队的几个人,父母全部是高级知识分子。我功课好又贪玩,不喜欢老去开会,所以连入团申请书都没写过,也不知道对我有什么好处。
坐在我后边的 X同学就不一样了,他的功课也不错,听说住申区,我们俩做完作业后经常对比结果呢。他是学校红领巾的大队长,每周主动抄黑板报,学校开会上台踊跃发言。高一就是团员,高三时还入了党,所以也考进了顶尖的大学。改革开放后,很快退职到深圳做基建项目,因为家庭的关系到银行贷款轻而易举,
发展得很不错。
我们的班长S功课中等,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考大学时他所填的学校没有收他,可是中学领导就主动帮助他联系了没填志愿的军医大学,体检政审一下子过了,穿上了军装成了大学生。毕业后几年就复员了,回到了北京的好医院,当医生一直到退休。
Y同学的哥哥考上了哈尔滨军工,毕业分配当然在军队。文革时派军管会到各个厂矿机关,这位哥哥也就成了一大工厂的主管。我们就是比他低几年的同学就成了被教育对象,在车间做最低级的工作,我直嘆生不逢时啊。
那些没考上大学来自军大院的同学们马上参了军,好像他们也不是从当兵开始,而是当干部。一位去了海南岛的同学还给我寄了很多漂亮的贝壳呢。79年中越战争还没开始,他们就复原退伍了,那当然也是回到北京。
我呢,就凭本事考上了第三志愿的一类大学。大学毕业分配到三线工厂九年,虽然职别是国家干部。但家里没有关系帮我回到出生和成长并有家人的北京和上海,而申请来美国更容易,因为有亲属担保,两个月就批准。在美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成为白领,熬到退休。
90年代初回国去探望老同学,中学的闺蜜在高校读博士生,40多岁的人了,孩子老公都不管了,为的就是希望以后能够留在北京。我去她宿舍一看,竟然是和另外两个年轻研究生住上下铺,我当时眼泪就掉下来了,她的父亲也是一个部里有名的工程师,可是没关系帮她调回来呀。
因为我是美国回来的,干部子弟也很欢迎我,请我吃饭。席间当然要谈我们在做什么,我讲的是业余学电脑软件,希望找到更好的工作,被雷也不害怕,以后再换个新点大点的房子。他们微微一笑,就谈起南水北调的工程,什么开发项目今后需要,公司如何上市,在上海浦东买地要建造什么。我听的是目瞪口呆,半句也插不上嘴,自叹目光短浅,心无大志。我们奋斗的目标不知差了多少个等级呀。
我从小自我感觉聪明,受人赞扬,现在才真正体会到,我的政治嗅觉,社会的敏感性比红二代不知要差多少倍,眼光也不知多么低下。光功课好有什么用。干部子弟有充足理由瞧不起知识分子的子女,所以我现在只能过小康生活,他们才能成为富翁。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