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架下的回忆--张姨

葡萄架下的回忆
 

京城一偶那小小的四合院中的葡萄藤，早已在那场浩劫的风雨中飘零了。如今北美乡村溪畔家园中的葡萄藤正郁郁勃发。沏一杯清茶，坐在葡萄架下，那如烟的往事便缕缕飘过眼前-----

 

张姨

      -----葡萄架下的回忆之二
 

我是跟着姥姥长大的。我还很小，姥姥好像就已经很老了。家里一老一小自然是离不开保姆的。妈妈说：我刚刚出生的时候家里的保姆姓刘，我还认她做了干妈。她也偶尔会托人带些她家乡的土特产给我们。可我对她却一点儿印象也没有。而我印象最深的，也是和她最有感情的是---张姨。

 

张姨个子不高，不胖也不瘦，剪着齐耳的短发。无冬历夏，无论汗褟儿，还是棉袄，张姨的衣服从来不好好地穿在身上，而是披着，但这并不影响她干活。张姨快人快语，说话高声大嗓；干起活来干脆利落，风风火火。家里一老一小，活儿并不多，可是张姨一天到晚好像就是闲不下来。日常的活儿做完了，她还会东擦擦，西抹抹；或者做院子里的活儿。
 

张姨最喜欢在院子里做活。因为她可以一边干活，一边抽烟。她抽的烟和姥姥为了解闷儿偶尔抽的一支、半支的香烟不同，她抽的是自己卷的烟。张姨有一个小木头匣子，里边放着一沓两指宽，差不多一个手掌心那么长的小纸条，还有一些碎的烟叶。张姨把一小撮烟叶放在一张小纸条上，用手轻轻一搓，就卷好了一支烟，然后用舌头舔一下，就把边边粘牢了。张姨有空儿的时候就会一气儿卷好多支，整齐地排在小木头匣子里，留着慢慢抽。
 

张姨抽的烟非常呛人，她不能在屋子里抽，她要在院子里抽。如果下雨下雪，她就会站在屋檐下抽。所以她最喜欢在院子里干活儿，这样，她可以抽个痛快。
 

姥姥曾经给过张姨一个小烟嘴，不知是玉的还是石头的，白白的十分光洁漂亮。但是从未见她用过，好像她那种自制的烟也用不上。
 

张姨不识字，算术好像也不怎么样。我最不愿意跟她上街买东西。无论是买菜还是买肉，她总说人家给的少了，让人家添点儿。有的人好说话，就给她添点儿；有的人就会用不屑的眼光看她，或者说出不好听的话，让我觉得很没面子，可是张姨却毫不在乎。所以上街我老想离她远一点儿走，可她还总是喊我，不让我离开她。其实有的时候，卖货的多给了她一些，也就多收了她一些钱，她也并不知道。回到家，她把剩下的钱交给姥姥，姥姥一算，有时就会说：你的钱怎么少了？她也一脸茫然，毫不知情。好在姥姥也不跟她计较。但有时姥姥也会说她两句，她也绝不往心里去，一笑就完事了。
 

张姨对我很好，做了好吃的一定要我先吃，我如果不在家，她也会留给我。姥姥常常告诉她，不要那么娇惯我，她也总是嘴上答应着，还是照旧。
 

有时我要是惹些小祸，比如摔了盘子，或弄脏了衣服，她也帮我瞒着姥姥，免得我挨骂。 

    我从小有个后背瘙痒的毛病。当后背痒起来的时候，如果我告诉姥姥，姥姥就会扔给我一个痒痒挠，让我自己去解决。如果我告诉张姨，这时她又正好不忙，她就会用她的大手在我的后背上摩挲一番。她的大手十分粗燥，好像小锉子，又像小刷子，摩挲着我的后背，真的很解痒。每当这时，我就会像被人爱抚着的小猫，趴在张姨的怀里，舒坦得几乎要打起呼噜来。

 

但是，张姨有时也有一些小狡猾。比如，姥姥家的厕所离住房很远，在院子的东南角。去厕所还要经过一个十来米长的窄夹道，晚上黑乎乎的，甚是吓人。所以晚上我总是和张姨结伴去厕所。如果她在里边时，我就会在夹道的另一边等她。那时我总是唱唱歌，说说笑话，给她听，让她知道我在陪她。但轮到我在里面的时候，她则站在外面抽烟，我闻到烟味就知道她在陪我。可是常常不一会儿，烟味就没了。我急忙喊她，没人答应。我便知道她已悄悄地走了。当我找到她，责问她时，她不是说听到炉子上的水壶开了；就是听到猫去厨房偷吃的了。我反驳她：厨房和厕所一北一南，离得那么远，你根本听不见。这时她就狡黠地笑笑，不说话了。于是我很生气，就想法儿报复她。我会从海棠树上抓一条肉虫子，放在张姨的烟盒里，让虫子和那些她已卷好的烟卷躺在一起。我希望张姨在拿烟的时候，抓到虫子，吓一跳，惊叫起来。可是我从未听到过她的惊叫。大概她拿烟的时候，不是虫子已经跑掉了，就是早已被她那呛人的烟叶熏死了。

 

 

北京有个俗语，说小孩子：“七岁、八岁讨人嫌；九岁、十岁饶两年。”就是说十来岁的孩子是很淘气的。我那时还不到七、八岁，但已是十分的顽劣了。有的时候疯闹起来，或发起脾气，是非常惹人生气的。每当这个时候，姥姥和张姨就联手整治我。家中的院子正中央有一个大鱼缸。以前鱼缸里有很多金鱼，但是好长一段时间鱼缸里是空的。这时如果我闹得太凶了，张姨就会在姥姥的授意之下，把我一把拎到鱼缸里。鱼缸太深，任我在里边又跳又叫，怎么折腾，可就是出不来。当我哭够了，闹够了，安静了，这时张姨再把我拎出来。

 

但是有一次，张姨往外拎我时，出了意外。她当时只抓住我的一只胳膊，往上一提，我的胳膊突然就不能动了，而且痛得我哇哇大哭。得，胳膊脱臼了。北京人管这叫“掉环儿了”。张姨吓坏了。还好，妈妈很快下班回来了。妈妈带我去街口一家小诊所。这个诊所只有父女俩。老爷爷和蔼可亲，阿姨漂亮优雅。我哭咧咧地走进诊所。老爷爷用手轻轻托住我的胳膊，阿姨站在我的面前，手里拿着一支钢笔。老爷爷让我去拿那枝钢笔。我一伸手，老爷爷轻轻一托，只听“嘎呗儿”一声，我的胳膊就好了。我不哭了，老爷爷奖励我一块糖，我笑呵呵地离开了诊所。但我也因此落下了毛病，以后又多吃了几次诊所老爷爷的糖。可从另一方面说：我又因祸得福，因为从此张姨再也不敢把我拎到鱼缸里去了。 
 

我自小笨拙，很大了还不会自己梳辫子。但是又非常好美，死活要留两条被张姨称为“猪尾巴”的小细辫子。而每天早上起床后，梳辫子的活儿就自然落在了张姨的头上。这是张姨最不耐烦的。因为，早上是张姨最忙碌的时候。起床后，她要生火烧大家的洗脸水，然后要在我上幼儿园或上学之前做好早饭，还要洒扫庭除，忙得很。所以我让她给我梳辫子，她就极不情愿地好歹缠绕上。可是我的要求还很高，总觉得不漂亮不成。于是我就让她拆了重梳。张姨这时就更不耐烦了，于是不是把我揪痛了，就是梳得更不好看了。这样翻来调去，反复几次，实际上反而浪费了更多的时间。每天早上我们俩就是这样在吵吵嚷嚷一番后我才可以出门的，有时我还会搭上几滴被张姨叫做“猫尿”的眼泪。

 

我刚开始上小学的时候，妈妈把早上送我上学的任务也交给了张姨。张姨非常乐意干这个活儿。因为在路上我们常常可以碰到我的同学，这样她就可以和人家聊天，尽管人家对她爱搭不理的，她还是热情地追着人家问东问西。这让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可我怎么说她，她也不改。
 

有一天上学的路上，我拣到一元钱（当时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张姨建议我们俩平分。她说：她可以用这个钱买好一点儿的烟叶。我可以去买漂亮的蝴蝶结或是小人书。可是我在学校刚刚读了《雷锋的故事》，我要学雷锋，做好事。于是我不顾张姨的百般阻拦，将钱交给了老师。为此张姨好几天不和我说话，也不愿再送我上学。好在这时我已认识了不少同路的同学，我也不再需要她送我了。
 

张姨的老家在农村。不忙的时候我们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她就一边卷着烟，一边给我讲农村那些牛呀、羊呀的事情，很有意思。我问张姨为什么要来北京，她说是因为张叔在北京的建筑公司当工人。于是我问：是张叔好看，还是你好看？这时张姨就会露出少有的羞涩表情说：张叔长得高高大大的，当然张叔好看。我还想问张姨有没有孩子，可是姥姥告诫过我：不许问！我问姥姥：为什么？姥姥说：做人要厚道，不能拣戳人心窝子的话问。我又问姥姥：为什么这个是戳张姨心窝子的？姥姥最烦我遇到事儿就要刨根问底儿，于是就不再理我了。我到底不知道张姨有没有孩子。
 

张姨告诉我，她在北京也有家。有一天，她说要回她的家去取东西，让我陪她去。我和她走了好久，来到一个很窄的小胡同，走进一个小院子。院子要比胡同矮一些。对着街门有一间小房子，房子比院子又矮一些。屋里一个大炕占去了三分之二的地方，屋子里好像也没有什么家具，炕上没有被褥，只是放着一个大木箱。张姨从木箱里拿了些什么我已不记得了。我只是惊讶于这样简陋的房子也能住人，也能称为家吗？我只想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并暗暗想，张姨也永远不要离开我们家，不要回到这个简陋的屋子里来。

 

张姨的烟抽得太凶，于是也就咳嗽得很厉害，而且还吐痰，这是很烦人的。虽然她吐完痰后，总是赶快用炉灰把痰埋起来。姥姥劝她少抽一些，她也只是笑笑，还是照旧。慢慢地张姨吃得越来越少，干活好像也很没力气，脸颊总是红红的。她咳嗽得更厉害了。在姥姥的反复劝说和催促下，张姨终于同意去看病了。于是妈妈请了一天假，带张姨去了医院。凭我当时自己的经验，生了病，去医院，打了针，病就会好了。我想张姨也是这样的。可是张姨从医院回来后，不知为什么，她却和姥姥相对着哭了。
 

一天我放学回到家，走到房门前，就看到一个十分魁梧的男人坐在堂屋正中的椅子上，面容严峻阴沉。妈妈坐在对面正和他说着什么。桌上放着一沓钱。我突然觉得很害怕，我不敢进屋，只是躲在门外从窗玻璃往里面瞧着。一会儿，张姨从里屋走出来，胳膊上挽了一个包袱。男人站起来，于是张姨就跟在那人的后面向门外走去。那个男人很高大，张姨显得那样瘦小。我想喊住张姨和她说些什么，可是我的喉咙好像塞满了东西，无法发出声音。我追到大门口就这样看着一大一小的身影渐渐地远去，消失了。

 

我突然心里升起了些许对妈妈和姥姥的怨恨，我觉得张姨在我家这么好，她生病了，我们就该给她治病，让她在家里养病，怎么就能让她走呢！
 

其实现在想想，张姨当时得的可能是肺病，甚或是肺癌。在那时候是很危险的，特别是对老人和孩子。
 

不久，有人来帮忙收拾房间，在搬开张姨睡过的床时，在床脚下发现了一个白亮亮的烟嘴。那人便顺手放在了窗台上。过了些日子，那个烟嘴也就不见了，不知去了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