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尖朝下，主题向上

党的十九大报告，4次提到“以人民为中心”，其中特别指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可以理解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继续贯彻“双百”方针，不断反映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努力做到笔尖朝下，为人民而鼓呼；主题向上，给人民以鼓舞。为人民尤其是底层民众提供更而多更好的精神指引。

笔尖朝下，为人民而鼓呼

深情底理，伟大的文学莫不根植于底层。笔尖朝下，心里有“底”，书写底层，一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诗歌311篇，又称《诗三百》。其中，《风》是《诗经》的精华部分，反映的都是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和思想感情。

今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百年纪念。1917年肇始的现代文学，绝大多数流传至今的名篇巨作，都是笔尖朝下，关注底层，为人民鼓呼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他始终关注现实，对社会底层有直接深刻的了解和怜惜。他的作品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如闰土、祥林嫂等，寄予了厚重的同情。他的笔尖在很多时候是朝下的。对于新时代的创作者来说，鲁迅的底层情怀依然值得我们继承与发扬。

而在学者张丽军看来，笔尖朝下的底层叙事，在现代文学史上，无独有偶，体系庞大。他在《文学评论》2010年第3期发表《论老舍的城市底层叙述》，认为鲁迅的“乡镇底层叙述”、老舍的“城市底层叙述”、赵树理的“农村底层叙述”三者共同构成了乡土中国“底层叙述”风景。

这样的文学创作主潮，符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那就是“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根植于人民这一土壤”。引而申之，就是笔尖朝下，为人民鼓呼，关注底层，不忘初心。

新中国成立后，笔尖朝下、为人民鼓呼的传统在文学创作中始终得以赓续，传达了中国作家本土生活的经验，为人民特别是底层民众提供了精神指引。

改革开放前30年，尤其是十七年文学（1949-1966）时期，文艺工作者创作出大量来自底层的真正打动人心的文学艺术作品。它们的鲜活和真实，是普通百姓发自内心的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追求。《新儿女英雄传》是“十七年文学”中最早的一本小说，作者讲述了抗日战争初期，冀中白洋淀地区底层民众，在共产党的号召下组织起抗日自卫雁翎队，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行之有效的游击战的故事。再如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这是“文革”前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篇小说连播”中播出的最后一部小说，这部反映人民军队普通一兵欧阳海烈士生平事迹的长篇纪实作品，是六十年代中期家喻户晓的名篇。这样的作品，并非高头讲章，而是深入基层，来源于生活的。

改革开放后30年，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广大文学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了无愧于时代的文学创作。笔尖朝下、关注底层、为人民鼓呼的作品，更是佳构迭出、风靡一时。李云雷认为，“中国大陆近年来最好的小说都是关于底层的，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真正的好小说，绝大部分都是关于底层的。”全国鲁迅文学奖第二至第五届得奖中短篇小说，有九篇都在讲述“打工故事”，属于“底层文学”，包括王十月的《国家订单》、范小青的《城乡简史》等。这说明关注人民的底层文学，在中国当下文坛举足轻重。底层文学不仅为学院研究者所认可，也为广大的普通民众所接受。

事实上，世界文学史上不乏类似的底层书写先例。2003年，温家宝访问美国，在哈佛大学作了《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他说：“不切实保护广大劳动者特别是进城农民工的基本权利，他们就有可能陷于像狄更斯、德莱塞小说所描写的那种痛苦境地。”换言之，狄更斯、德莱塞等人的小说，反映的是底层民众的生活，刻画了社会底层痛苦的境地与不幸的命运，也是笔尖朝下的文学。

日本电影《不，我要活下去》1951年7月上映，讲述主角毛利修三在东京打零时工的故事。因为经常找不到事做，最后准备带着太太和两个儿子自杀。1952年8月，中国平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该电影剧本。事实上，东西方批判现实主义写作有众多作品关注社会底层。一些族群分化的国家（例如马来西亚）涌现的“抵抗诗学”属于底层书写的一种高级形式与理想境界。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牢记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初衷。文学创作从群众中来，到底层中去，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社会金字塔基座的广大民众喜闻乐见，作品才有生命，影响才会长久，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才能双丰收、双一流。

主题向上，给人民以鼓舞

如前所述，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文学如何反映这一矛盾，如何为矛盾的化解提供文学经验，提升文艺原创力，值得文艺工作者不断探索，文学创作在这一方面大有作为。其中，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书写正气篇、传递正能量，是新时代文学应有的主题，也是作家笔尖朝下的必然要求。这既符合国家利益，也合乎文学规律。

所谓主题，是指文艺作品所要表现的中心思想。健康向上的主题思想，激励着人们向上向善，应该是我们新时代文学创作的题中要义。这并非提倡主题先行，而是把书写正气篇、传递正能量贯彻在作品创作的始终，是文以载道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体现。有助于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主题向上、给人民以鼓舞的创作传统由来已久。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白居易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文天祥的“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等，无不充满着一股浩然正气与激昂情怀，作为“没有断过流、始终传承下来”的中华优秀文化，正面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也成为世界文学的名篇佳构。

现代文学史上的“革命文学”，也是以主题向上、给人民以鼓舞取胜。共产党人蒋光慈，1924年从苏联留学回国，发起组织革命文学社团太阳社，倡导革命文学。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开办《春雷周刊》，是最早引起人们注意的革命文学社团。蒋光慈的《野祭》、《冲出云围的月亮》叙写了革命对于恋爱的决定性影响，创造了一种“革命+恋爱”的小说叙事模式。虽然这种叙事模式略显幼稚，但是作品主题积极向上，是追求革命与进步的文学表达，现在读来，还是具有审美价值的。

进入左联时代，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以反帝反封建、抗议反动派迫害的作品主题，影响、吸引与团结了一大批进步文学青年，包括留名至今的丁玲、张天翼、叶紫、吴组缃、沙汀、艾芜等。东北作家群中的萧军、萧红，也在鲁迅的帮助下，分别创作了《八月的乡村》《生死场》等左翼文学，被鲁迅列入“奴隶丛书”而出版。方志敏烈士创作的《可爱的中国》《清贫》等作品，以共产党人革命的乐观主义主题，蔑视一切反动派，影响至今，鼓舞人心。

1936年左联解散后，一大批进步文艺青年奔赴延安，投身抗日救亡的大时代革命激流，为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在延安，1938年4月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周扬主持鲁艺日常工作。在他周围有何其芳、周立波、陈荒煤、沙可夫、沙汀、刘白羽、林默涵、贺敬之等一大批文化人与作家，创作了许多歌颂光明、主题向上的文学作品，为世界无产阶级文艺注入中国元素。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文学命运多舛，但是主题向上、给人民鼓舞的作品，始终闪光在文学史的长廊中。特别是17年文学时期，草明的《火车头》、柳青的《铜墙铁壁》、孙犁的《风云初纪》、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赵树理的《三里湾》等作品，主题磅礴大气，脍炙人口至今。而文字朴素明快、基调乐观刚健的美学风格与奋发向上的主题呈现，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如《茶花赋》、《长江三日》、《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樱花赞》等都是产生于这一时期的经典之作。

改革开放后，文学一度受自由化思潮影响，出现了不少颓废派、下半身写作等主题模糊甚至低下的作品。例如有些所谓“底层写作”，吧唧的是浅薄、短暂、低级的乐趣，总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乡下的劳苦大众或进城的农民工，肆意夸大城乡之间的差距。这样亚健康甚至是不健康的创作思路，今天看来，已经难以为继，不应该也不可能进入新时代。以诺奖得主莫言为代表的优秀中国作家，正以更多主题向上的作品，擦亮“中国文学中国梦”的文化品牌。

2014年10月，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实现这个伟大事业，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这就需要文艺特别是文学创作，要加强现实题材创作，弘扬伟大精神，讴歌伟大事业。在创作过程中，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书写正气篇，传递正能量。

正如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很难想象，主题向下、人物斜杠的作品，能够承担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荣使命。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不可能建构在主题向下的文艺作品中。主题向下的作品也必然不能够体现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精神。只有主题向上、人物阳光、给人民以鼓舞的文学创作，才能激励广大读者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要之，十九大报告号召“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新的时代一定会产生更多更新的文化创造，包括文学创作。我们要做的就是“吸吮着五千多年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在传统与创新中筑梦前行，践行笔尖朝下，追求主题向上，为人民而鼓呼，给人民以鼓舞，不断铸就新时代中国文学的新辉煌。

见刊光明日报社《博览群书》月刊2018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