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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在金兵的铁蹄下灭亡后,南渡的宋朝皇室在杭州继续着他们对汝窑,对美丽天青色的追求。其中尤以宋高宗赵构为甚。据文献记载,南宋绍兴二十三年(公元1151年),宋高宗驾幸宠臣张俊的家中,受宠若惊的张俊向高宗进献大量奇珍异宝,其中就包括16件汝窑瓷器。
然而汝窑窑场早在北宋末年就已停烧,南宋时更处在金朝的统治威胁之下,不再复烧。汝瓷因此成为绝响。随着时间的流逝,对于南宋皇室来说,汝窑器物愈来愈像一个符号,寄托着他们对故国的怀恋。烧造实用器的任务,则转而由南宋官窑承担。
从器形、釉色到烧造工艺,官窑的身上处处都透着汝窑的影子。这件官窑大瓶就是南宋官窑中的杰作。它形体硕大,造型端庄古朴,溢青流翠的釉面上隐现出如冰面开裂的“冰裂纹”,给人以无尽的想象。
官窑胎土含铁量极高。在烧造后的冷却过程中,无釉处的胎体慢慢被氧化,变成黑色,而器物口沿、凸棱等处,釉层很薄,呈现出比黑色稍浅的紫色。这就是南宋官窑的“紫口铁足”特征,在这件官窑大瓶及其他南宋官窑器物上,表现得非常明显。
如此精美的官窑瓷器,是在何处烧造的呢?南宋人叶寘的《坦斋笔衡》记载:“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
这段文献表明,南宋官窑的窑址应该有两处:一处在“修内司”,一处在“郊坛下”。根据成书于南宋后期的杭州地方志《咸淳临安志》记载,当时临安城内,修内司下属的地块一共有七处。结合南宋时期临安城的建设情况,考古学家推断,位于今杭州凤凰山脚下的老虎洞窑址,当属南宋修内司官窑遗址。而郊坛下官窑,则位于现在的杭州市南郊乌龟山一带。
那么,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官窑是什么关系?两窑有过同时并存的时候吗?据学者推测,两个官窑的更替,与南宋中期临安城的大变故有关。史载宁宗嘉泰年间(1201-1204年),临安城内发生了几次大火灾。1204年的火灾尤其严重,将修内司的本部直接烧毁。
鉴于陶瓷烧造需要大规模动火,而皇宫距修内司官窑较近,稍不注意即会有池鱼之殃。而城郊的乌龟山一带,在北宋即有小窑址,有烧造陶瓷的基础,又离皇宫和官署较远,是很理想的新地点。于是,修内司官窑就这样停用,被郊坛下官窑代替了。
至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也就是官窑在迁址后产品质量滑坡的说法,则被科技分析的结果否定了。无论是从外观或是胎釉的微量元素组成来看,两个窑址的产品均没有大的差别。
在南宋,对于官窑的管理是很严格的。官窑的管理者一般是来自中央政府各部门的官员。产品的式样也有定制,必须由内府制样,按样烧制,这一规定始于北宋末年。南宋修内司官窑址出土的各类礼器和汝窑的同类器相同,反映出北宋制度在南宋的继续。而郊坛下官窑址出土的瓷器在釉色、器类、造型、工艺上,又明显追随修内司官窑的风格。产品中的残次品,则遵循就地打碎掩埋的原则。在考古发掘中,南宋官窑遗址出土大量碎瓷片,正是因为宋代这种近乎苛刻的质量管理制度。转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