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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窑红一直以来都是个争论不休的题目，缘于它的艺术魅力和神秘的面纱。事实上，能确实被认定为康熙郎窑红的瓷器，真是寥寥无几，市面所见90%以上为清后期的仿品。
康 熙窑最大的艺术成就之一，就是恢复了成化以来逐渐停烧的高温铜红釉，包括豇豆红，祭红，牛血红，郎窑红等品种。而所谓的郎窑红，按照严格的意义来讲，应该 是专指康熙窑仿烧永宣宝石红的器物。所以真正的郎窑红，必须具备这些永宣宝石红器的特点，以北京故宫珍藏的那件穿带瓶为终极的样板典范。
除此以外，又以大卫德基金会珍藏的那批郎窑红最多，最标准，器型最丰富。
康熙郎窑红的确比较罕见，因为无款，一直没有受到大部分收藏者的关注，也没有一套比较明确共识的鉴定标准，所以郎窑红一直只是古人笔记中的尤物。
但是郎窑红是仿烧永宣鲜红、宝石红这个共识是有的，依照这一个特点，仍然可以辨认出一部分特征明显的郎窑红。
郎窑红是否为郎廷极监督下烧造的，目前仍然不能定论，但是郎廷极监造的的确有仿永宣的红器，白器，藍器、青花，所以不单单是红釉器。
牛血红也是康熙窑烧造的高温铜红器，似乎牛血红制作的年代跨度更大，品质、样式、特点也更多样化，相比郎窑红，牛血红民窑的意味更重一些。
大卫德基金会藏的康熙红釉器很多，它们里面肯定有郎窑红。
这个小券缸是个人最喜欢的康熙瓷之一，它的胎质，釉质，开片形式，以及修足的手法，都可以作为郎窑红的典范标准。
郎窑红与霁红，虽然都是高温铜红釉，但区别还是相当明显的。施釉的手法与煅烧的手法，显然都有不同，造成釉面效果完全不同。
这件梅瓶是大都会的展品，也称得上是郎窑红的最佳示范标本。
这件胆瓶可能更符合大部分人所认同的郎窑红的标准。
此 件珍品珍品出身显赫，最早为著名收藏家James Garland所珍藏。嘎岚氏于1902年突然去世，留下大量陶瓷藏品寄存大都会博物馆，当著名的杜银兄弟公司要处理这批藏品时，著名的美国大财阀摩根氏 毅然斥资40万美金之巨，买下并留存这批陶瓷珍品继续在大都会展出。可惜在1913年摩根氏去世后，仍由杜银兄弟将这1800件藏品悉数变卖，仅留下这件 郎红瓶。令人唏嘘。这件摩根氏仅存的中国陶瓷现在在纽约的摩根图书馆正厅展出，说明了它的不同凡响的历史意义。
从以上的几件作品来看，郎窑 红，或者更明确地说是康熙仿永宣鲜红器的制作，应该是维持了很长时间，而不单单是在郎廷极在任期间，所以出现了几种明显不同的作品特征，包括施釉的手法， 煅烧的手法，以及呈色的特点等，这其中又分为康熙官仿和民仿；而郎廷极督造的仿宝石红器最为成功，并在古人鉴赏的笔记中留下了记录。
郎窑红一直都被广泛收藏在欧美老一代的收藏家手中，收到很高的赞誉，属于老式收藏口味的东西。所以去各大欧美博物馆看，清代的瓷器多停留在康熙而止。不像带款的豇豆红，无款的郎窑红一直没有人认真地有系统地全面研究过。
这件看似毫不起眼的小梅瓶，高度仅有16.8厘米，在去年底巴黎苏富比的估价仅为3000欧元，结果成交达到了10万欧元，已经远远超过了带正官窑款的康熙霁红，郎窑红的春天似乎快要来到。
如果按照古人笔记中记载的郎窑，是仿宣德红釉器的，那么宣德最著名的鲜红釉三多纹碗、高足杯，应该是郎窑的目标之物。这件康熙青花款釉里红三多果子纹碗，的确是仿的惟肖惟妙，应该划入郎窑当中。
既然是讨论郎窑红，也就是红釉，我们就先应该厘清一些最基本的概念。
什么是红釉？
古人笔记上提到宣德红器以西红宝石屑入釉，有网友也这么认为，但这里有两个问题：
1.古人的名词概念与我们现在的名词概念是否完全一样？所谓的西红宝石，真是红宝石吗？抑或只是文人的想象或者形容词？
2.红宝石研磨成粉屑入釉，真能烧出鲜红色吗？呈色的化学或物理机制是什么？国内外有任何陶瓷生产研究机构，发表过用宝石粉烧出釉色的记录记载吗？
答案是显然的。
其实用所谓的宝石粉末（应该是玛瑙、玉石类）入釉的方法，古代就有，如宋代汝窑；现在的景德镇窑师也在用，其目的只是为了增强和改善釉质，而并非用它来当呈色剂。
唐秉钧在《文房肆考图说》中描述的宣德红鱼碗，用西红宝石入釉，烧出宝光四射的鲜红，鱼身凸出来。这其实是用了填红的手法，浅挖鱼形轮廓，内填注铜红釉，故烧成能微凸起来，有立体感。
另有网友提出了更新颖的看法：
1.郎窑红是高温红釉但不是铜红釉。
2.康熙郎窑红制造工艺有别于其他红釉类瓷器，瓷胚拉好制作好后，先在胎体上上一层护胎粉，然后上一层红粉，而不是铜红釉，最后上一层琉璃釉，高温一次烧成。琉璃釉为映亮透明釉，在红粉做底釉的情况下，更显出明亮高贵，表釉绝非红釉。
这的确是很独特的看法，但是问题又来了：
1.如果郎窑红的红色是来自那层红粉的话，那么红粉到底是什么材料什么物质？它在被琉璃釉覆盖后，与空气绝缘，在煅烧过程中会发生什么化学或物理变化？
2.为什么要在瓷胎上先涂一层白色的护胎粉？是为了让已经非常细腻洁白的高岭土白瓷胎更白更细腻吗？还是为了做腻子挂红粉？
3.煅烧中的琉璃釉产生流动，带动红粉，那么底下的**就不动？
要推翻郎窑红不是高温铜红釉，是一个突破国际常识的课题，并不是仅仅依靠肉眼的观察就能推翻的，这背后必须有严谨的化学与物理实验。过去窑师们是靠无数次的调试、试烧、总结，才得出釉料的配方与煅烧手法。
其实，中国古代陶瓷的釉色和釉色，都是使用了不同的金属氧化物作为呈色剂，在不同温度，不同窑烧室气氛（氧化或还原）的条件下，烧结出不同颜色的。
以烧造难度最大、最难掌握控制、化学性质最不稳定、最活泼的氧化铜来说，只有氧化物二氧化铜在高温（1200摄氏度 以上）的还原窑烧室气氛中，才能烧出红色。
它的呈色机制，应该是二氧化铜被还原成铜元素，氧气逃逸，红棕色的铜元素聚集悬浮在釉层里，聚集越多，呈色就越深浓；聚集疏散的地方，就会呈现不同深浅的棕色到红色。
这就是为什么很难烧出釉层很厚而发色非常均匀干净色调一致的红色的原因，因为铜元素太活泼太不稳定了。
然而不稳定的铜元素又很容易又被氧化成一氧化铜，而这个一氧化铜确是绿色的！于是，豇豆红上的绿斑，绿痣，绿苔点，乃至郎窑绿，就会出现了。
氧化铜在高温环境中的呈色原理，就是这样。
麻仓土与高岭土
从 元代开始，景德镇使用的是来自浮梁新正都麻仓山，就是今天景德镇市瑶里镇瑶里村所出产的麻仓土瑶里村。 明王宗沐《江西省大志》记载：“陶土出新正都麻仓山，曰千户坑、龙坑坞、高路坡、低路坡，为官土。土埴垆匀，有青黑缝、糖点、白玉、金星色。……麻仓官土 一百斤值银七分，淘净泥五十斤，曝得干土四十斤。”这就说明麻仓土的却产自浮梁新正都。这个地里位置, 与康熙版、乾隆版等《浮梁县志》内“ 县境之图” 标位相符。
这种专供官窑瓷器烧造之用的麻仓土，在万历年间就宣告枯竭。根据朱淡《陶说》中的记载：“饶窑陶土初采于浮梁新正都麻仓山, 万历时麻仓土竭, 复采于县境昊门托至祁门, 而三易其地矣” ......!”，另外在 乾隆《浮梁县志》中也说到：“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管厂同知张化美见麻坑(仓)老坑土膏已竭，掘挖甚难，每百觔加银三分”。可见元代至万历，景德镇 官窑烧造的主要原料是麻仓土，万历中土竭，此后文献未见麻仓土开采的记载，取而代就是“高岭土”。有文献记载，明嘉靖三十五年（1566）时，麻仓官土每 百斤值银七分，淘净泥五十斤，可曝得干土四十斤。
在乾隆的 《浮梁县志》中说道：“ 万历三十二年镇土牙戴良等赴内监, 称高岭土为官业, 欲渐以抬他土也。檄采取。地方民衣食于土者甚恐。守道叶云仍、知县周起元争之, 还其檄......”。蓝浦《景德镇陶录》卷四陶务方略：”高岭，本邑东山名，其处取土做不。”可见，高岭土作为官土，是从万历32年开始的。新正都（辖 麻仓），与仁寿（高岭山所在地）比邻, 而两处所产的麻仓土、高岭土的土性相异，根据窑工的经验，他们的淘洗率迥异, 所以麻仓土、高岭土为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种质地不同的瓷土。
由于郎窑绿形成的机制非常复杂，也特别脆弱，所以真正整体反成绿色的郎绿，真是万中无一，可遇不可求，甚至是郎窑红价的十倍。其难得可想而知。
连北京故宫博物院也仅仅只发表了一件郎窑绿，那是个水呈。
红的也是故宫的，据称，也是郎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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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过来在认真学习，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