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第一玩家”——记王世襄先生

 

京城第一玩家王世襄

我 有幸与王世襄（1914-2009）先生在一个研究所共事多年，亲耳聆听他老人家12年的教诲。若说我们是“同事”，实在不敢当。论年龄，他是我的父辈； 论资格，他是文物界老前辈；论人品，他是我们年轻人学习的楷模。王先生涉猎的领域相当广泛，在古代漆器、明式家具、书画法帖、古琴等方面造诣极深。最令人 叫绝的是，他精通北京玩家的各种游艺，被誉为“京城第一玩家”。京城八旗子弟玩物丧志的游戏，经他妙手回春，成了北京民俗游艺文化；厨房炊事不再枯燥无 味，生活被他演绎成了一门艺术。

生活原来是一门艺术

王世襄从小受西洋教育，小学到高中就读北京一所美国学校。1948年，在 美国考察博物馆时，王世襄操一口纯正而流利的英语，人家认为他是在美国长大的呢。中国读书人讲究琴棋书画全面发展，王世襄弹一手好琴，在美国考察时随身携 带一张元代琴师朱致远制七弦琴在美国各地考察，不失时机地宣传中国古琴文化。

据 说王世襄家藏的“大圣遗音”琴可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琴相媲美，属于同年代、同品题的宫中藏琴。1948年，王世襄夫妇“鬻书典钗”，以倾家之资，从一位藏 琴世家手中求得此琴。王世襄本人并非古琴专家，他的夫人袁荃猷却是古琴一代宗师管平湖的入室弟子。家中藏有的几把传世名琴，都是夫人袁荃猷追随管平湖学 琴、抚琴的日常用器。夫人久病辞世，王世襄悲痛恒久，不忍睹物思人，便将家中所存古琴连同与夫人共度几十岁艰难时光的各种珍藏，交付古玩市场拍卖。

那 把“大圣遗音”琴，在嘉德“俪松居长物”拍卖会上竟然拍出了891万元人民币的天价，创出中国古琴的拍卖纪录。然而，就在这样一琴值万金的卖场喧嚣之中， 王世襄却轻轻一挥手，将家藏的另一张同是传世稀珍的宋琴（一说明琴），无偿送给了一位年轻琴人——曾跟随袁荃猷学琴的学生某君。据说，当日看王老事忙，某 君上门搭手相助。他说：“你懂琴，这张琴，你拿去。”

王世襄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的工艺美术——生活习俗，以及游艺 情趣等，也能体现中国人的伟大。现在这个北京城，越来越不像过去的老北京了，就是那些故旧的东西、传统的东西，都已经被西洋东西全取代了。我觉得，这很不 合理，而且很危险，实在不应该！中国的传统文化需要保护抢救的实在太多了，希望人人都不要数典忘祖才好。”

有 一次，某电视台拍摄反映老北京的英语节目，导演慕名而来，请他讲北京人养蝈蝈、斗蛐蛐儿。王世襄用中文讲，一位漂亮的女主持当同声翻译。这可不好翻译，我 站在一边看热闹。在导演的指挥下，摄影机开拍，女主持刚翻译了几句，王世襄就不耐烦了，问道：“我能不能自己用英语讲？”导演大为惊诧，没想到这个老头居 然会讲英语。

王世襄就从养蝈蝈儿的葫芦讲起。他说：“国产电视剧《末代皇帝》有个镜头表现溥仪从怀里掏出一只葫芦，一只蝈蝈儿从里面跑了出 来。”王世襄对着摄影机镜头，用流利的英语侃侃而谈。他说：“这个镜头设计得挺合理，表现溥仪玩物丧志，可是他拿的那个镶象牙口的葫芦不太对头，那不是养 蝈蝈儿的，而是养油葫芦的。”我从小在京城长大，对北京玩家的各种花样略知一二。我一听就乐了，导演大概不知道什么是“油葫芦”。这是一种类似蟋蟀的鸣 虫，一般寄生在老房子的墙缝里，比蟋蟀笨拙，容易捕捉。

京城八旗子弟以冬日养秋虫儿为时尚。有点本事的玩家斗蟋蟀，没本事的才养油葫芦。养 虫儿的葫芦花样繁多，制作起来颇耗时工，先摘生葫芦晾干一年，等候它变得质坚，再量材而制，先截上葫使平，入油温炸，待其色变微黄，取出晾干，再以丝帛摩 挲，使其光润，截口之上用红木或柴木做盖儿，更为讲究的就是溥仪玩的那种象牙材料制作的葫芦，盖儿上还雕上“五蝠捧寿”、“鱼跃龙门”等吉祥语。据说咸丰 年间恭亲王有个蛐蛐儿葫芦，价值十万两白银。

这个英语电视节目是拍给外国人看的，王世襄批评道：“北京玩家冬天养秋虫相当讲究，不同的秋虫用不同的葫芦来养，海外一些Delear（古董商）不分青红皂白，几乎所有装蝈蝈儿的葫芦一律称Cricket Cage（蟋蟀笼），还印在拍卖图录上。太露怯了！”

在 北京玩家种类繁多的游艺之中，最高境界是玩鹰。鹰可不是那么好玩的，至少要“过五关斩六将”。据王世襄总结，这五关是打鹰、相鹰、训鹰、放鹰和笼鹰。第三 关“训鹰”，北京人俗称“熬鹰”。新捕获来的野鹰亦称“生鹰”，主人为了驯服生鹰，要连续几天几夜对它实施骚扰，让野鹰不能睡觉，谓之“熬鹰”。经过少则 一周，多则10日不间断地熬驯，生鹰才能驯服，按照主人的指令起飞捕捉野兔等猎物，然后将猎物叼回后交给主人。没有主人指令，这头鹰绝不染指猎物。

王世襄是玩鹰高手，在燕大读书时，结合捕鹰、驯鹰、放鹰的实际体验，在《华光》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玩鹰的文章。

王 世襄还能烧一手好菜。我曾经问他怎么学的厨艺，王世襄告诉我，他小时候家境比较好，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从小吃喝玩乐惯了，解放后没有这个条件了。怎么办 呢？只好自己学着做。当年北京各大饭店的名厨师，每天早上到朝阳菜市场为饭店买菜。菜市场开门之前，他们在大门口打太极拳，或者相互交流厨艺。

王世襄发现这个秘密后，每天一大早也到朝阳菜市场打太极拳，混在北京各大饭店名厨堆里偷听他们交流烹调技术，不久就入了门，烹调术与日俱增，并且有所发明。他还不知“天高地厚”，在朝阳菜市场门口与这帮厨师交流起烹调技术，那些大师傅以为他是京城哪一家大饭店的名厨呢。

王 世襄做菜颇有特点，素菜荤做，荤菜素做。换句话说，就是用做鱼的方法炖豆腐，用炒肉的方法炒白菜，名曰“素菜荤做”；荤菜则相反，用做白菜的方法做鱼，用 炒青菜的方法做肉，这样吃起来不腻口，名曰“荤菜素做”。我吃过一次王世襄炒的白菜，里面好像放了糖和黄酒，尽管这道菜没放肉，吃起来味道却像糖醋里脊。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1943年冬，王世襄从沦陷区到重庆找工作，一心想去李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工作。就请梁思成带他拜见所长傅斯年。傅斯年问：“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王世襄回答：“燕京大学国文系本科及研究院。”傅斯年说：“燕京大学毕业的不配到史语所来。”王世襄只得赧然而退。

1946 年11月，南京举办《胜利后第一届文物展览》，王世襄和故宫人员押运部分杨宁史（W.Janning）铜器参加展览。会后，杭立武召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 委员会”委员开会，决定派员赴日交涉索还战时损失文物。原拟请德高望重的徐森玉前辈前往，因徐年事已高，改派王世襄赴日。那天与会者有傅斯年、梁思成、李 济、徐森玉、蒋复聪、曾昭燏等位先生。

傅斯年认出王世襄，对他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你去日本工作，追索文物当和在平津一样，要非常非常aggressive”。这个表示“好斗”的英文词是傅斯年的原话。第二句是，“那年在重庆你来见我，我不知道你还能工作。如果知道，我就把你留下了”。王世襄回忆说：

我 受宠若惊，十分感激。但心中清醒，并未得意忘形。傅先生所谓留下我，是派我做一些办公室总务处的跑腿联系工作，而不是学术研究。他对燕京大学毕业人员不配 进史语所的信念是根深蒂固、坚定不移的。因为燕京大学确实没有请到王国维、陈寅恪那样的国学大师担任教学。我自恨缘悭。

燕 京大学人才济济，侯仁之、周一良、陈梦家、余英时、张广达等“燕大才子”，无一不是中国当代学术的风云人物。侯仁之是中科院院士，余英时、张广达是台湾 “中研院”院士。经陈寅恪推荐，燕京大学研究院尚未毕业的周一良，就在1936年进入史语所任职，窃以为，王世襄之所以在傅斯年那里吃了“闭门羹”，问题 恐怕出在他当年一事无成，而且不能证明自己将来会有什么出息。事到如今，有些“学院派”学者仍对王世襄的学术水平持保留态度，远不及他在广大民众心目中 “京城第一玩家”的尊贵地位。无论如何，傅斯年在李庄对他的激励，成了王世襄后半生发愤图强的重要动因之一。

王世襄的人生道路一直坎坷不平。日本投降后，经马衡、梁思成推荐，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先后收缴北京、天津上千件散佚的珍贵文物，还收缴流失日本的古籍善本一百多箱。

1949 年，他谢绝了在美国的各种工作机会，毅然返回祖国。王世襄本打算在故宫博物院干一番事业，万万没想到在“三反”运动中遭到更为沉重的打击。审查组怀疑他在 “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工作期间牟取私利，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下了大狱。饱尝手铐脚镣滋味，还染上了肺结核。

尽管“审查”结果证明无罪，仍被开除公职，被迫离开文物系统。祸不单行。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又在音乐学院被打成右派。那个时代最倒霉的事儿，一件不拉全让王世襄赶上了，他在《自珍集》序写道：

大 凡受极不公正待遇者，可能自寻短见，可能铤而走险，罪名同为“自绝于人民”，故万万不可。我则与荃猷相濡以沫，共同决定坚守自珍。自珍者，更加严以律己， 规规矩矩、堂堂正正做人。唯仅此虽可独善其身，却无补于世，终将虚度此生。故更当平心静气，不亢不卑，对一己作客观之剖析，以期发现有何对国家、对人民有 益之工作而尚能胜任者，全力以赴，不辞十倍之艰苦、辛劳，达到妥善完成之目的。自信行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当可得到世人公正、正确之理解与承认。

谁 能想到，王世襄辛辛苦苦为国效力，却在偌大北京城分不到一处住房。我们几个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在研究所没干几年，都分到了京城一处楼房，究其原因，王世襄 在朝阳区芳嘉园胡同有一处祖上传下来的老宅，要想分新房先得交这个宅院。芳嘉园王家老宅，本是一个环境幽静的庭院，朋友相聚，甚得乐趣，不幸在“文革”中 糟蹋成了八家人共住的大杂院。

唐山大地震后，这个小院的房子，可谓“屋漏又遭连夜雨”，全成了危房。更令人担忧的是，珍藏明式家具的三间北 屋后墙，正是后院五家住户所搭的小厨房的后墙。这些小厨房都用油毡覆顶，距离北屋房檐只有三尺，一旦谁家厨房不慎失火，北屋连同这些历时数十年收藏的明式 家具都将付之一炬。

更有甚者，房管局安排搬来的新住户，竟然是一个白铁匠，整天打铁、焊洋铁壶，他的老婆则捡拾垃圾，堆得满院都是。为此，王世襄多次到街道办事处、房管局、文物局等主管部门反映情况。有关部门派人查看后，只送来几个灭火器，敷衍了事，实质问题却一件都不给解决。

为中国学术赢得荣誉

王 世襄一生出版了31种著作。如果问哪一本书最重要，无疑是《髤饰录解说》和《明式家具珍赏》。前一本书是王世襄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成名之作，初稿在 1958年以自刻油印本流传于世；后一本书则是他跻身于世界学术之林的经典之作，多次再版，并译成英、法、德三种文字，连同中文共有9个版本流传于世。这 本书让整个世界领略了中国古典家具之美。

牛津大学教授柯律格（Craig Clunas）在《灵感的共鸣与万物》一文写道：

早 在1940年之前，明代的家具就已成为欧美学者的研究对象，但是他们错误地认为，中国古典家具的艺术成就在其产生地无人研究、被忽略以至被低估了，在某种 意义上他们还将其归功于西方的“发现”。王世襄不仅用他多年的研究，也借助为国外所不了解的收藏鉴赏的有绪传统，指出了家具的研究在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创造 中占据着重要的核心位置。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王世襄的名作《明式家具珍赏》，正是《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言“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以俟后世圣人君子”的不朽之作。他不仅为中国文物界和收藏界做出重要贡献，而且为整个中国学术赢得了荣誉。转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