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水浒传和白求恩的好朋友林迈可

日军将领入华前为了解延安根据地中共高层这个神秘的群体，都是借助于一本由日本记者波多野乾一写的《延安水浒传——中共高级领袖解明》一书，书中将当时中国共产党高层文官武将按照《水浒传》108名好汉的次序进行“对号入座”。

 

抗战中共高层 资料图

 

林迈可（MichaelLindsay）出生于英国一个世代书香家庭，其祖父为历史学家，父亲是牛津大学贝里奥学院院长、英国上院议员。他来华的时间是抗 日战争全面爆发的1937年。这一年，是林迈可从牛津毕业一周年。他受燕京大学（简称燕大）聘请，担任燕大的经济学导师，并领导创办牛津大学式的导师制。

1937年12月，林迈可绕道美国，从温哥华乘船来到中国。同来的船上，林迈可结识了白求恩。林迈可和白求恩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两人在日本横滨分手时约定，将来在华北根据地相见。

到了燕大，林迈可住进临湖轩司徒雷登校长的寓所。司徒雷登那种宁可学校关门也要支持中国人民抗日的精神很快就影响到了林迈可。

1938年，林迈可利用复活节假期践行了与白求恩的约定，和燕大的几名教师一起进入晋察冀根据地，与白求恩相聚。

通过白求恩，林迈可见到了吕正操将军。毫无疑问，对林迈可来说，根据地的一切都是无比新奇的。

在根据地，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集会，新招募的军队充满豪情和斗志地操练，兵工厂的工人在热火朝天地工作，乡村小学校的黑板上写满了鼓舞人心的抗日标语，男女平等参政议政，还有那令人耳目一新的在露天舞台上演的抗日话剧。

事实上，全世界都对中国的抗战根据地充满了种种猜测和好奇。

许多人了解根据地这个神秘的群体，都是借助于一本由日本记者波多野乾一写的《延安水浒传——中共高级领袖解明》一书，书中将当时中国共产党高层文官武将按 照《水浒传》108名好汉的次序进行“对号入座”。该书不仅是外界了解共产党领袖的重要参考资料，也是侵华期间日军高级将领进入中国战场前的必读之物。

林迈可不但见到了吕正操，还在根据地军民的护送下进入设在山西省五台山区的聂荣臻将军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和宋劭文主任委员领导下的边区政府。

在根据地军民高昂抗日斗志的感染下，林迈可参加了游击队破袭平汉铁路的战斗。

林迈可还在山西武乡县砖壁村的八路军总部见到了朱德总司令。

有感于根据地物资的匮乏，林迈可利用自己的英籍身份，频繁往返于上海、香港、重庆之间，千方百计为根据地购买战争物资。

为了准确记录所买药品的详细名称和功能，林迈可让导师班跟随自己学习的女学生李效黎帮助重新整理药签。后来，李效黎成了他的妻子。

林迈可还应八路军地下联系人的要求，购买无线电台零件。

二十九军撤出平津时，曾遗留下整整六个皮箱的军用器材，全部藏在燕园。为了把这些器材送到八路军手里，林迈可夫妇先后分三次借来司徒雷登的专车，每次装上两个皮箱，送往西山温泉附近一个小庙门口，交给八路军接头人。

1941年12月2日，司徒雷登预料到日美之间的战争势不可免，为使燕大外籍教师免遭铁窗之苦，他指派与敌后根据地交情颇厚的林迈可主持了一次外籍教师茶话会议，说服外籍教师撤往敌后根据地。

会议结束，司徒雷登总结了燕大毕业生在敌后根据地的工作情况，并估算外籍教师中至少应有15人前往。司徒雷登特别强调：爱丽小姐懂医学，是敌后根据地急需 的人才；夏仁德和博晨光很有组织能力，也应该去敌后根据地。然后，他用命令的口气对林迈可夫妇说：“你们两人更是非走不可！”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揭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

1941年12月8日早晨，林迈可驾驶着司徒雷登的汽车，带着妻子和班威廉夫妇以及两只装着无线电器材的箱子驰出燕大东校门。

汽车离开才十分钟，日本宪兵便气势汹汹地开进燕大抓人。

林迈可一行经过京西红山口，到了黑龙潭，便弃车步行，在地下工作者和游击队的护送下，从北安河西面山坡上的贝家花园往西而行，翻过海淀、门头沟区交界的小 黑山，经田庄、苇子水、芹峪口、下马岭、太子墓、傅家台，顺利渡过永定河，又经青白口进入斋堂川，穿过塔河、黄安坨、百花山、白草畔，数日后到达涞水县三 坡西的小峰口村。

当时，与贺龙并称为“龙虎二将”的萧克将军的挺进军司令部设在这里。

曾为挺进军“红小鬼”的诗人张志民曾回忆：“就是在那个小院的八仙桌上，萧克将军接待了由燕京大学奔往解放区（根据地）的英籍教授林迈可夫妇、班威廉夫妇，和他们共进了进入边区的第一顿晚餐。在煤油灯前，萧克将军与他们敞心谈笑，说世界，说战争。”

林迈可夫妇很快就与萧克将军成了好朋友。

林迈可是学经济学出身，但喜爱物理学，尤其痴迷于无线电，他本人在无线电方面又很有天赋，所以掌握了高超的无线电技术，被安排到挺进军司令部通讯部的电台工作，并穿上了八路军军服。

在战争时期，电台工作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既可通过揭露侵略者的罪恶，争取民心、争取国际支持，也可以对敌人开展心理战。

挺进军的电台设备太过简陋，林迈可就创造性地改造废旧发报机。分解缴获的日本无线电设备，将这些旧电子零件改装成无线电收发报机，这成了林迈可的工作重点。

林迈可曾给在英国的姐姐写信谈自己在电台工作中的感受，说：“我们的无线电设备的确比日本兵的好许多，日本的零件大部分还不错，但他们的电子管不行，设计也不行，效率很低，传播距离短，得将缴获的日军设备重新改装，才能有效使用。”

林迈可指导组装出了一批具有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军用便携式小电台，尺寸仅有10×8×6英寸，功率也仅有25瓦，但相隔数百公里都可以收到信号。

在林迈可的改进下，司令部机关的电话接收性能和电报的收发能力都有了提高。

1942年春天，林迈可夫妇到了聂荣臻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担任通讯技术部顾问，给部队技术员讲授无线电课程，李效黎任英语课教员，一直工作到1944年。这些学生中有很多人后来成为新中国电讯界的高级干部、技术专家和骨干。

1944年，林迈可和妻子李效黎带着刚一岁半的幼女，冒着枪林弹雨从晋察冀抵达延安。

在延安，林迈可见到了朱德、周恩来，还有毛泽东。

早在1940年12月，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播音，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座广播电台，但受技术限制，新闻一直无法传往境外。

林迈可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提出：当务之急应冲破新闻封锁，让世界听到延安的声音。

几天后，朱德亲自给林迈可签发了印有“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无线电通讯顾问”的聘书。

“新官上任”的林迈可经过一番详细检查和精心研究，发现延安当时虽没有合适的零部件能够组装起一部高效能的无线电电台，但只要一根灵敏度高的定向天线，即使电力不大，也可以将信号发往很远的地方，包括在大洋彼岸的美国。

当然，这事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还是有许多技术性的难关。林迈可根据德国人弗雷德里克·特尔曼的经典著作《无线电工程》中的公式，设计制作了一个灵敏度很 高的“V”形定向天线，并依靠一本《球面三角》和一只经纬仪，将发报机定位在一个小山顶上，把定向天线面向山谷的另一面，并用经纬仪校准天线及其他各标杆 的位置，最终成功地组建了一台1000瓦的发射机。

从此，延安建成了可以将信号发射到美国旧金山和印度等地的首部国际电台。

1944年8月15日，延安的英文广播面向世界“发出声音”，林迈可亲自参与了英文新闻稿的编辑工作。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吴文焘（分管英播部）回忆说： “林迈可同我们的技术人员一起计算出向美国西海岸发报的无线电波长，安装好天线；英文广播正式开播后，他留下来帮我们润色英文稿件。”

 

1944年的下半年，二战已经到盟军反攻阶段，美国有一批专门人员在旧金山负责监听世界各地的无线电信号。一天，这些美国监听人员听到了一个来自中国的正 宗牛津腔英语，正在朗声报告着来自中国战场的捷报。他们分析这是来自中国延安的新信号后，兴奋极了，做了详尽的记录，并把重要内容编辑成册，分发给华盛顿 的高层官员们。

在此之前，美国官方关于中国的信息全是来自日本同盟通讯社。美国高层领导自从这天接收到新华社英文电讯后，对中国华北战争图景顿时有了改观。那些从美国西海岸收听、记录下来的最早的新华社英文电讯稿，至今还作为美国国家档案，收藏在马里兰州联邦传播委员会档案库里。

抗战胜利后，林迈可全家返回英国。

毛泽东在送行的晚宴上，对林迈可在中国抗战中做出的贡献给予了肯定和感谢。

新华社高级编辑刘光牛说：“1945年，林迈可离开中国前，将他在八年内所有关于广播的资料都留给了新华社，有很多至今依然保存在档案馆中。重返英国后， 林迈可一直持续关注中国的国际传播事业，多次致信新华社，为英文稿件的翻译等提出建议，并在新中国成立后多次重访中国，直到1994年去世。”

曾为白求恩助手的江一真和人谈起林迈可，总是感慨万千：“抗战中，林迈可在北平教书时支持白求恩，支持燕大地下组织，给根据地送药、电讯材料、枪炮，掩护我地下工作人员。……是我们真诚的老朋友。”

许许多多国际友人，他们不怕流血牺牲、英勇战斗，最终帮助中国人民把日本法西斯赶出中国，取得辉煌伟大的胜利。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白求恩、柯棣华、马海德、林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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