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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们上课的“开场白”居然是这样的!

(2015-12-14 14:27:23) 下一个

大师上课,不仅水平高,功底深,内容丰富,脍炙人口,令人难以忘怀;他们上课的开场白,也各有千秋,见秉性,见风格。有的一开始就把课堂气氛搞活跃 了,有的幽默地介绍自己,有的是精心设计的,一张口就不同凡响,有的则是随意而为,好似信口开河,其实意蕴深矣,有心者才能意会。

梁启超

兄弟我是没什么学问的

民国大师们上课的“开场白”居然是这样的!

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的梁启超,上课的第一句话是:“兄弟我是没什么学问的。”

然后,稍微顿了顿,等大家的议论声小了点,眼睛往天花板上看着,又慢悠悠地补充一句:“兄弟我还是有些学问的。”头一句话谦虚得很,后一句话又极自负。

刘文典

《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

民国大师们上课的“开场白”居然是这样的!

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刘文典与梁启超的开场白有同工异曲之妙,他是著名《庄子》研究专家,学问大,脾气也大,他上课的第一句话是:“《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讲到得意处,他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

沈从文

你们睡觉可以,我不反对,但请不要打呼噜

民国大师们上课的“开场白”居然是这样的!

沈从文的小说写得好,在世界上都有影响,差一点得诺贝尔奖,可他的授课技巧却很一般。他也颇有自知之明,一开头就会说,“我的课讲得不精彩,你们要睡觉,我不反对,但请不要打呼噜,以免影响别人。”这么很谦虚地一说,反倒赢得满堂彩。

他的学生汪曾祺曾评价说,沈先生的课,“毫无系统”,“湘西口音很重,声音又低,有些学生听了一堂课,往往觉得不知道听了一些什么”。听他的课,要会“举一隅而三隅反”才行。

闻一多

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

民国大师们上课的“开场白”居然是这样的!

也有人不仅文学成就大,课也讲得精彩,譬如大诗人闻一多。闻一多上课时,先抽上一口烟,然后用顿挫鲜明的语调说:“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

他讲唐诗,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讲,别具特色,他的口才又好,引经据典,信手拈来。所以,他讲课时,课堂上每次都人满为患,外校也有不少人来“蹭课”,有的人甚至跑上几十里路来听他上课。

启功

在下所讲,全是胡言

民国大师们上课的“开场白”居然是这样的!

启功先生的开场白也很有意思。他是个幽默风趣的人,平时爱开玩笑,上课也不例外,他的第一句话常常是:“本人是满族,过去叫胡人,因此在下所讲,全是胡言。”引起笑声一片。

胡愈之

写过一些书,都是胡写

出版过不少书,那是胡出;

至于翻译的外国书,更是胡翻。

民国大师们上课的“开场白”居然是这样的!

著名作家、翻译家胡愈之先生,也偶尔到大学客串讲课,开场白就说:“我姓胡,虽然写过一些书,但都是胡写;出版过不少书,那是胡出;至于翻译的外国书,更是胡翻。”在看似轻松的玩笑中,介绍了自己的成就和职业,十分巧妙而贴切。

辜鸿铭

我头上的小辫子,只要一剪刀就能解决问题,可要割掉你们心里的小辫子,那就难了。

民国大师们上课的“开场白”居然是这样的!

民国奇人辜鸿铭,学贯中西,名扬四海,自称是“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被外国人称为“到北京可以不看故宫,不可不看辜鸿铭”。

他在辛亥革命后拒剪辫子,拖着一根焦黄的小辫给学生上课,自然是笑声一片,他也习以为常了,待大家笑得差不多了,他才慢吞吞地说:“我头上的小辫子,只要一剪刀就能解决问题,可要割掉你们心里的小辫子,那就难了。”

顿时全场肃然,再听他讲课,如行云流水,似天花乱坠,果然有学问,果然名不虚传。

章太炎

你们来听我上课是你们的幸运,当然也是我的幸运

民国大师们上课的“开场白”居然是这样的!

架子最大的开场白,则非章太炎先生莫属。他的学问很大,想听他上课的人太多,无法满足要求,于是干脆上一次大课。

他来上课,五六个弟子陪同,有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等,都是一时俊杰,大师级人物。老头国语不好,由刘半农任翻译,钱玄同写板书,马幼渔倒茶水,可谓盛况空前。

老头也不客气,开口就说:“你们来听我上课是你们的幸运,当然也是我的幸运。”幸亏有后一句铺垫,要光听前一句,那可真狂到天上去了,不过,老头的学问也真不是吹的,满腹经纶,学富五车,他有资格说这个话。

林语堂

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

民国大师们上课的“开场白”居然是这样的!

林语堂在东吴大学讲英文课,上课前先将花生分送给学生享用。然后用简洁流畅的英语,大讲其吃花生之道。然后,他将话锋一转,说道:“花生米又叫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诸君长生不老!以后我上课不点名,愿诸君吃了长生果,更有长生。”学生们哄堂大笑。

张伯苓

男人升官发财以后

第一个看不顺眼的就是你这个元配夫人

民国大师们上课的“开场白”居然是这样的!

张伯苓,著名教育家,南开大学创建人。1929年南开女中部第一届学生毕业,张校长的讲话既幽默又深刻。他说:“你们将来结婚,相夫教子,要襄助丈夫为公为国,不要要求丈夫升官发财。男人升官发财以后,第一个看不顺眼的就是你这个元配夫人!”

陶行知

教育如同喂鸡,强迫是不行的

民国大师们上课的“开场白”居然是这样的!

陶行知注重“启发式”教育,一次他到武汉大学演讲,一上台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大公鸡和一把米。他按着鸡头让鸡吃米,鸡死活不吃;后来他松开手,让鸡自己呆在那里,鸡却开始低头吃米。

陶行知就此解释道:“教育如同喂鸡,强迫是不行的,只有让他发挥主观能动性效果会更好一些。”

来源:综合整理自《广州日报》、微信公号“南瓜学堂”(pumpkinschool)

民国大师们上课的“开场白”居然是这样的!

那时的大师怎样“传道”

马衡:要知道什么是假的,先要知道什么是真的

马衡在北大讲“金石学”,带学生去故宫看商周青铜器。学生问他:“何以知道是真的?”马衡说:“若要知道什么是真的,先要知道什么是假的。”学生又问:“那么,又何以知道什么是假的呢?”马衡说:“若要知道什么是假的,先要知道什么是真的!”

梁启超: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

1929年,梁启超身体状况渐趋恶化,学生谢国桢和萧龙友劝他停止工作,多多休息。梁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不久不治而逝。

1982年,谢国桢因病住院,犹坚持看书不已,萧龙友的儿子萧璋去看他,劝他养病期间不要看书,注意休息。谢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师训不可违!”

陈寅恪:我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陈寅恪执教于中山大学时,讲课时校内教授旁听者常多于学生,陈因此有“教授之教授”的称谓。

1953 年12月1日上午,在陈寅恪家里,汪钱和自己的老师陈寅恪作了一次长谈。陈寅恪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我 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就不是。”

陈寅恪说:“我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之外,另谋求生之地,经商最妙。”还说: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

顾颉刚:学问上要小题大做

一次习作,学生引用《资治通鉴》。顾颉刚说:“引用古书资料,要用原始书,《资治通鉴》是二手货,不足取信于人。”

又一次,学生粗心大意,写错字,老师骂他:“要细心,一个字都不可轻轻放过。”

再一次,学生出大题目要写作,这次老师骂他更狠:“你的毛病好出大题。要知道大题目费大功夫,不易做得充实;小题目可以做得充实有力,无懈可击。某些事,可以大题小作,在学问上则要小题大做。”

古直:做学问,不能靠二手货

古直在庐山东林寺设帐收徒,杜宣等人前去听课。古直问他带了什么书,杜说只带了一部《辞源》,古直勃然大怒说:“怎么我的学生用《辞源》?”杜宣说:“我不认识的字,不查《辞源》查什么?”古直更加怒了,大声地说:“怎么,我的学生查《辞源》?”

后来古直缓和下来,才说:“做学问,不能靠二手货,不懂的字,要查《说文》,查《尔雅》,查《水经》。要查这个字的第一次出现的地方,这样才可靠。《辞源》这一类书,是二手货。我们做学问要有穷根究底的精神才行。”

黄侃:只要你不认为我有辱门墙,我就执弟子礼

章太炎、刘师培、黄侃三人常在一起切磋学问。有一次,刘师培感叹自己生平没有资质优秀的弟子堪当传人,黄侃即朗声问道:“我来做你的关门弟子如何?”刘师培以为黄侃只是开玩笑,便说:“你自有名师,岂能相屈?”黄侃正色相告:“只要你不认为我有辱门墙,我就执弟子礼。”

第二天,黄侃果然用红纸封了十块大洋,前往刘家磕头拜师。有人认为黄的学问更胜于刘,不必自轻身份,黄说:“《三礼》为刘氏家学,非如此不能继承绝学,此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黄侃只比刘师培小两岁。

顾随:自觉,觉人;自利,利他;自渡,渡人

叶嘉莹的老师顾随每次步上讲台,常是先拈举一个他当时有所感发的话头,然后就此而引申发挥,有时层层深入,可以接连讲授好几小时甚至好几周而不止。

有一次先生来上课,步上讲台后便转身在黑板上写了三行字:“自觉,觉人;自利,利他;自渡,渡人。”

先生首先阐明的,就是诗歌之主要作用在于使人感动,所以写诗之人便首先须要有推己及人与推己及物之心。伟大的诗人必须有将小我化而为大我之精神,而自我扩大之途径则有二端:一则是对广大的人世的关怀,另一则是对大自然的融入。

(摘自余世存著 《常言道: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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