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0年代,中国各大银行的银行卡,在农业银行的ATM机上不能用,因为各大银行之间的ATM网络是没有联网的,他们互相竞争,没有合作。
直到1997年,西北农林大学一位一年级硕士生,总结报纸上那些零零碎碎的信用卡新闻和评论,连续发表三篇文章,为中国银行卡业务总结出一条新战略:“联合共建”。 这位硕士研究生的名字就是“温民能”。温民能是银行卡发展战略研究的开创者。
温民能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中国信用卡:路在何方》,发表在《金融时报》1997年2月的一期上。
第二篇文章,《统筹规划 联合共建——中国信用卡发展战略选择》,发表在《当代经济科学》1997年年底的增刊上。《当代经济科学》,是西安交通大学主办的经济类核心期刊。
第三篇文章,《中国信用卡发展战略》,发表在《经济管理》1998年第4期“经济管理新论”专版上。《经济管理》是经济类核心期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所主办。
本论文把信用卡从战略上定位为电子货币之载体——卡币,以货币发展史的视觉独创性的提出了中国信用卡的多种发展战略选择,展现出中国信用卡发展的广阔前景。中国信用卡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银行界在八十年代采用了错误的发展战略。九十年代,中国信用卡在自己的特色道路上迅猛发展起来。本论文应用货币发展史理论,在详细分析国内外信用卡业务发展历史、现状和研究动态的基础上,首次比较系统的对我国信用卡发展战略的各方面——战略方针、战略目标、战略步骤、战略措施和战略重点——提出了可行的政策建议:以卡币、电子货币和网络货币为前景,各商业银行依据自身优势规划切实符合中国国情、适合自身定位的发展战略,形成一个层次鲜明的全球战略格局,使我国的信用卡产业在国际市场尽快取得战略优势。
那个时候,银行卡不叫银行卡,还在沿用“信用卡”这个称谓,或叫“借记卡”,就是只能存钱取钱的卡,不能透支。1999年的时候,我持有的一张招商银行借记卡“一卡通”添加了 小额透支 的功能。不管借记卡还是信用卡,只要是银行发行的,后来统称为“银行卡”。
2002年3月,由85家中国的金融机构共同发起,经国务院同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中国银行卡联合组织 “中国银联” 宣布成立,总部设在上海。
全国18个银行卡中心的资产作为出资,评估后的净资产为6.7亿元,部分发起人单位现金出资9.8亿元,中国银联成立时的总资本为16.5亿元。其中,工、农、中、建、交五大行和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分别投入0.9亿元。
从此,中国实现了各银行间的银行卡跨行联网,实现了银行卡在全中国范围内的联网通用,实现了中国所有银行的共赢。
2002年9月—2002年12月,被科技日报社聘为编辑记者,在《科技日报》的《金融专刊》做采访和编辑工作。围绕着金融企业怎样更好的为科技企业、科技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和科研单位提供融资服务,高新技术风险投资更好的发展,商业银行推出更多的高科技金融产品,采访了一些专家学者和银行官员。
2003年初,温民能已经在《科技日报》“金融专刊”担任编辑兼记者,在《科技日报》1月24日的“金融专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银行卡飞速发展》,盛赞中国银行卡的发展趋势。
2012年度审计报告显示,中国银联的总资产已经达到253.5亿,十年增长十多倍,经历了一个高速增长的奇迹,也同时证明温民能“联合共建”战略是一个成功的战略研究案例。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学术研究的基本素质,不管学历高低,不管地位高低,是否能解决问题,就是个能力高低的问题。
温民能完成了硕士论文答辩,还没有领到学位证书,就必须自谋生路了。1998年1月,温民能到了深圳,下海打工。
93年就读完了中文学士,却不敢到深圳来,听说中文专业的的男生在深圳根本找不到工作。攻下经济管理硕士学位后,连家也未回,就借了路费直趋深圳。大年初一凌晨两点,穿过深南大道的灯光长廊,赶到上海宾馆落下,站在空无一人的长街上,惊叹不已:这就是我长年向往的地方啊!
19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已蔓延到大陆,内地掀起阵阵下岗高潮,求职的人挤爆了人才大市场。
刚到深圳,温民能很想找到一份金融工作,给 深圳发展银行总部的信用卡中心 送去了自己的简历、成绩单、以及学位论文《中国信用卡发展战略》,也给招商银行的信用卡中心邮寄了一套相同的应聘材料,都没有收到任何回复。
温民能在深圳人才大市场奔波了整整一个月,还真找到一份金融工作,是在离罗湖火车站不远的南洋期货公司,成功应聘培训部经理一职。
南洋期货,就是找客户来公司开户,炒期货和恒生指数期货。温民能应聘的时候,与另一位硕士毕业生竞聘,面试题目是两个人分别给总监和经理级别的管理人员上一节培训课。
仅面试就考了一个星期。温民能写了两个培训大纲,讲的题目是人民币在 东南亚金融危机 的冲击下是否会贬值,如果贬值,会出现什么后果。温民能的分析结果是,人民币不会贬值。公司领导认为温民能讲得更有条理,就聘用了,但温民能进了公司,上了半个月,一节课还没培训,公司领导不想养闲人,就解聘了。温民能后来慢慢养成一种习惯,在公司里,不管干的事情是否有意义,都要充满激情,保持快节奏,很忙,小步快走,就像《皇帝的新装》里的两个裁缝,忙个不停,加班加点。
接着,温民能被一个邻居拉入一家恒生指数期货公司,培训经纪人,忙碌一个月自己一分钱也没赚到。那家公司位于深南中路一栋著名的“恒指大厦”里面,大厅里几百人,后来那家公司的老板被抓捕,获刑入狱。原因是,非法经营,欺诈客户。
温民能他们三四个管理人员,从人才市场招聘新人来培训,温民能负责讲解“技术分析”,比如“波浪理论”,“双肩顶”,“双底”,等等,画图讲解。
十来个学员,大多是年轻女孩,其中一位女孩来自中原一省,看见大厅里人潮涌动,十分热闹,真以为炒恒指期货能赚大钱。在温民能的技术分析培训课上,别人都认真听讲,认真做笔记,关注技术分析,神情严肃,这个女学员却兴奋,面有笑容,对讲课内容很不耐烦,在课上直接公开对温民能表示不满,大嗓门的开玩笑:“温老师,你别讲那么多,你就讲怎么买,怎么卖。”温民能只是微微的哭笑一下,无言以对。
温民能没有任何操盘的实战经验,从来没有炒股和炒期货的经历,哪里讲得出什么买卖?那个女孩根本等不及培训结束,兴奋得满脸笑容,认为发财的机会到了,立即从老家的姐姐那里借来5万元,急匆匆找了旁边一个小组的操盘手,立即开户,马上下单。
那个时候,是手写开户单,手写交易单,既可以先买后卖,也可以先卖后买。
这个学员在操盘手的指导下,看准行情,马上写下买单,或者卖单,我记不清楚了,跑步送到大厅角落的交易部,交易部马上输入电脑,电脑成交,才几分钟,价格向女学员预测的相反方向波动,看着要马上爆仓,立即止损,写了一张止损单,再跑步送到交易部,交易部输入电脑,交易成交,一单下来亏损3万多。
这个女学员再也没有出现在培训课上,偶尔在大厅里遇到,她没有了兴奋的笑脸,而是可怜的一脸沮丧。她刚到深圳,不仅没有赚到一分钱,反而欠下巨债,前途一片黑暗。
炒恒指期货,老板投入很多钱,租房子,买电脑,买主机,雇佣工作人员,因为是非法经营,还得给相关主管部门行贿,一层楼,老板要投资大约1000万,怎么可能让客户赢钱呢?客户不赢钱,经纪人怎么赚钱呢?他们都赚不到钱,培训师和其他主管都没有底薪,哪来的提成?
还听说有客户炒恒指亏损几百万的。公司宣传说,他们从香港接入恒指期货实时交易信息。一切都看似客观公正公平的交易,跟大陆股票买卖电脑下单一样。客户都以为,只要下单时预测正确,就能赚大钱,但大部分客户都是下单即亏。为什么?公司是如何操纵的呢?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悟吧,因为温民能也不知道恒指期货非法交易黑幕的关键技术。
历经千辛万苦,温民能又在深圳人才大市场找到一个新工作,脱离恒指期货这个欺诈型金融行业。虽然浪费了两个月的时间,但温民能认识到,金融业并不都是高尚和纯洁的。
温民能再次进入IT业,那是90年代中国最大的一家互联网公司——深圳讯业集团,在专项管理办公室任项目专员。公司用招商银行的“一卡通”发工资,温民能才持有人生第一张银行卡。那是1998年年中。
2002年,温民能才办成一张信用卡,是为了网上申请北美的研究生院,在网上用信用卡支付申请费。温民能先从温芳能的同事那里按银行中间价买了300美元,存入信用卡,再网上支付。
那个时候,中国工商银行信用卡中心刚刚推出国际信用卡,而且只面向北京市民发放,温民能就拿温波能的身份证,去给温波能申办了一张,用于网上支付。
中国银联2002年才成立,比温民能的“联合共建”理论晚了三年!为什么要晚三年?中国银行业的创新不足拖累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温民能在攻硕期间,除发表的六篇文章之外,还有两篇文章能发表,一篇是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一篇是卡币理论。
温民能的卡币理论是,人类社会必然要从纸币社会进入卡币社会,就是人们转账,购物,支付,都用银行卡,取代纸币。现在发达国家,人们很少持有纸币现金,到每个店都能刷卡。
而中国呢,现在都2014年了,还在数一捆一捆的现金,用现金购物,而且,纸币现金也成为犯罪的重要因素,比如抢钱。
温民能1997年那篇关于卡币社会的文章,投稿一次,没有任何回信,我就放弃了,没有继续投稿。这篇文章未能发表,导致了中国至今还处在纸币社会的落后状态。因为纸币交易不能跟踪,每一笔卡币或网上支付,都会在账户管理系统里留下记录,很容易跟踪。
如果当年温民能这篇卡币理论的文章发表了,而且中国在2010年之前已经进入了卡币社会,温民能就成了“中国卡币之父”。
然而,现实是,中国现在纸币现金交易泛滥,温民能希望在2020年之前,中国实现卡币社会,通过立法,要求所有交易和支付使用银行卡,刷卡机普及,全面禁止1000元人民币以上的纸币交易和持有;10万元以上纸币现金,应该罚款;100万元以上纸币现金交易,不仅罚款,还得拘留;累计1亿元纸币现金交易,罚款,判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