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覆亡的开端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农历辛未年八月初七日）晚十时许，日本关东军岛本中队河本末守中尉率部下数人，将沈阳北大营南约八百米的柳条湖附近，炸毁了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他们放了三具身穿中国士兵服装的尸体，并诬陷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起攻击。轰动世界的日本侵华战争就此拉开了大幕。日本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等激进的青壮年军官策划了这一阴谋三年之久。这些激进的日本关东军中下层军官们则决心甩开日本的官僚机构和军部，他们要直接占领东北，造成既成事实。他们认为日本文人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屈膝投降。他们的行动甚至没有得到关东军司令部的正式批准。

而实际统治东北的张学良，此时远在北平。而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公安总局局长黄显声将军在事变之前，汇集多方情报，确认日军将会有入侵行动。形势危急。他特意到北平面见张学良。张学良向他下达了“不可抵抗”的命令。但同时加了句：“你们地方武装可加紧训练，加强戒备。”有此命令，曾任东北军旅长的黄显声开始在沈建立联防区，并将20万只枪下发全省警察系统。

九一八事变事变当夜，张学良下达了“不准抵抗”的命令后，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命令东北军“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结果北大营的8000多名守军被只有300多人的日军击溃。正是由于激进派军官的疯狂冒险成功，关东军司令部开始全面支持这些军官。同时为了弥补关东军只有一万人的缺兵少将的不利局面，精锐的日本驻朝鲜军无视日本内阁决议，于9月21日越境进入中国来帮助占领东三省。

918 事变之时东北军的武器装备远胜日本关东军[1] 。计有飞机200多架。这些飞机在当时世界处于先进水平而且种类齐全，颇成系列。 被日军夺取的东北军空军机群，连蒙在飞机上的帆布都没有来得及取下。日军留下的资料中记录：“步枪约15万支，子弹约3百万发，迫击炮约6百门，炮弹约40万发，山、野、重炮约250门，炮弹约10万发，火药约40万磅。918事变之时东北军的部队数量也远超日本关东军。[2]    当时的关东军只有10600人，而东北军是44.8万，其中正规军26.8万，驻在平津一带的精锐有11万左右，驻在奉天的精锐有6万左右，对关东军占绝对优势。

当时张学良执掌的东北与国民政府仅是名义上的归属关系，东北军权、政权、财权集中于张学良之手。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难以真正对张学良发号施令，更动不了东北军的一兵一卒。蒋介石后来曾说：“事实上东北在九一八以前，仅名义上归属于国民政府，而军权政权财权，俨然独立，至少可说非革命势力范围以内之地。”

那么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呢？他与日本人有杀父之仇，本身对日本鬼子的残暴有深深的体会。现在家乡又被攻击，家乡父老乡亲即将被日寇蹂躏。而且东北军官兵同仇敌忾，军心民心都在自己一边。又是本土作战。国恨家仇集于一身，地利人和在握。无论从哪方面讲，都应该浴血奋战。

但如同小孩打架找大人评理一般，张学良却寄希望于国联。非要摆出一副自己一点责任、一点错也没有，都是日本人搞的鬼，快点给我做主的样子。

而唯一在事变发生后，奋起抵抗的就是黄显声将军领导下的警察队伍。他们不顾张学良“不准抵抗”的命令，奋勇作战。多名警察以身殉国。

日寇攻占沈阳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到半年时间内，相当于日本国土面积三倍多、工农业资源极为丰富、工业基础国内先进的东三省全部沦陷，三千万同胞陷于日寇铁蹄之下。

发动九一八事变并非日本政府或陆军部的决定，而只是日本关东军部分激进的青壮年军官的冒险行为。再加上关东军和驻朝鲜军的独断专行和事变成功后的大力支持。如果张学良进行坚决抵抗，那么日本政府必然会重新考虑侵华计划。正是由于在东北的轻易得手，让日本军方更加骄狂。认为可以迅速征服幅员辽阔的中国。从而改变了原来稳扎稳打的策略。九一八事变直接导致了日军的野心膨胀和不可一世。

如果东北军奋起抵抗，进攻北大营的区区三百日本鬼子早就被送去见天照大神了。那么关东军绝不敢冒险扩大战端。如果日本意识到连东北军都这么难打，就不敢去与美国较量。也许日本就不会大举侵略中国而泥足深陷，导致最后的失败。如果评选日本人最恨的中国人，那张学良一定名列第一。他的不抵抗政策，一下子让日本人误以为自己武力强大到，让有杀父之仇、灭国之恨、手握重兵、武器精良的军阀头子都不敢抵抗。那么其他中国军阀怎敢捋日本军锋呢？打下中国岂不是轻而易举？只是由于兵力不足。所以日本开始大肆扩充自己的军队，走上了全面侵华的不归之路。日本军国主义覆亡的开端就是九一八事变。

[1] 李彦泽小博士 老照片重现918东北军丢弃武器。360 个人图书馆

[2] 俞天任 著 《有一类战犯叫参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