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所有地主的后代们

致所有地主的后代们

(你们怪不得共产党哟,只怪生不逢史.)(编者按)

作者：顺流耶逆流矣 2014-12-30 (2108h摘编)
来源：人民网

先引两段人物言论，是从我在史吧发的帖子中摘选的。两个人物，分别身处国、共两大阵营，是那个年代，中国人中最精英的群体。

不妨看一看，他们对土改的认知。


——李学先，原广东省监察厅厅长，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1983年《与青年同志的座谈》

现在有人觉得，当年的地主也有好人，不该抢他们的土地，更不该杀人。

对这种看法，同志们应该怎样理解?

首先要承认，地主里肯定有好人，而且有很多好人。地方上很多修桥补路的营生，都是地主乡绅出钱做的。有些地主，说是大善人也不为过。我们要实事求是。

但，地主里有好人，与地主阶级是好的，有因果联系吗?没有。

地主作为一个阶级，代表着旧土地所有制度，是一个禁锢流动资本、抗击大工业化进程的反动的集团，是一个占有不动产产权、收窄不动产资本流转的落后的阶级，从整体上讲，是必须消灭的。

个人的善恶属性，与其所属阶级的进步或落后，没有必然的关联。

好的地主，和不好的地主，都是大工业化的障碍，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资本家们，没有本质的分歧。


——郑道儒，原中华民国经济部部长，原中华民国外交部顾问，1974年《自由世界的“强制”掠夺》　　

土地改革不是列宁主义的专利，更不是赤色政权的专利。

土地改革，是落后农业国向工业国快速转变的必由之路，是不以传统道德观为转移的。

大土地所有者集团，无所谓善恶，其本身，对于工业化转变，是具有原罪的，是必须执行死刑的，是不可饶恕的。

无论对传统田园生活与乡绅美德多么留恋、多么赞美、多么仰慕，也不能做为毁灭大土地所有者集团的理由。

土地所有权的强制有偿转让，乃至部分无偿转移，是在缺少殖民地经济的条件下，大工业文明碾压小农经济的必然政治觉层。

它不应承担道德评判。



李学先老人，是我党久经考验的老干部。年轻时代，参加地方农民运动，带领“赤卫队”强行分了自家的田地，并没收了自己父亲名下的房产与店铺，终身未得到父亲的原谅。

郑道儒老先生，世代书香门第，大田主传家，终身反对我党的“赤色激进主义”，1949年后逃亡台湾，任流亡政府的经济部长。在此期间，主持了台湾南部广大地区的土改工作，向权力机关移交、最终处死的地主超过6700人。

两个意识形态截然不同、政治身份迥然相异的人，不约而同地赞同进行土改，并身体力行的施行，甚至不惜背叛自己的家庭与阶级。



所不同的，是在大陆，自1927年张静江主持浙江土改失败后，国民党一方只有动嘴，而再未有动手的能力。反而是共产党承担了这一历史使命;而在台湾，蒋介石整肃党纪，清除异己，才终于放手发动土改。

以上所述，是中国的情况。那么，中国是否是特例呢?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是否有所不同呢?

答案是，没有不同。
 
  所有殖民时代终结后的后进国家，或称后发国家，在进行工业化的初期，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土改，并产生了几乎相同的社会效果。

以下，举几个较有名的例证：

1、土耳其“田土新政”

1924年，在凯末尔当选首任土耳其共和国总统后的仅一年后，凯末尔领导新的政权班底，进行了土耳其历史上第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土改。

尽管凯末尔在独立战争胜利后，迅速抛弃了曾经的支持者苏联，并大力抨击苏联的“激进主义”，但在土改的问题上，凯末尔与列宁几乎完全一致。

凯末尔以“教产归功、神产均分”为口号，强征了全国境内79%的耕地，判处超过13万大土地所有者死刑，同时判处37地主亲属进行“无限期强制劳动”。这其中，69%的人，在以后三年内过劳死。

这种残酷的土改行为，在今天的土耳其教科书中，被描述为“民族迈向工业化复兴的第一步”，广受赞誉。

2、昭和政改

1946年，日本战败后的第一年。

在美国的直接干预下，由经过“战后肃清”的六大财阀联合出资，首届战后政府推动的土改，在日本大规模展开，史称“昭和政改”。

这次土改，逐日美军作为日本的实际统治者，向日本政府提供了多达15.6万人的土地所有者名单。日本官方以“战时支持军国主义国策”为由，对名单内的地主，以及一些不在名单内的土地所有者，进行了强制性的土地征缴。

截止1949年中，日本86.3%的耕地被政府强制性再分配，4.9万名地主被处死，超过21万人被判处各种徒刑。从此，日本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正式终结。

3、韩国“反奸归土”

1954年底，在李承晚本人的亲自推动下，韩国政府以“整肃日奸，剥夺日产”的名义，发起遍及全境的土改运动，史称“反奸归土”。

这场历史三年的土改运动，以打击日占时代韩奸的名义，强制性剥夺了1.6万名土地所有者的耕地，以十分之一价格象征性赎买了3.92万地主的土地。

两项合一，韩国的旧式耕地所有者被一扫而空，完成了韩国进行工业化发展的“不动产积累”。

在现代韩国的教科书中，“反奸归土”被认为是李承晚为数不多的政绩之一。

当下在韩国国内，有一些原地主的后代们，试图向政府讨还被强征的土地。韩国政府的应对措施，就是每隔几年，发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反韩奸”运动。

4、伊朗“神圣公有”

1961年，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正式颁行“王国田产征缴令”，宣布将在3年时间内，由政府出资，赎买23.7万大土地所有者名下的土地，史称“神圣公有”。

在此后的五年内，伊朗政府以不足市场价格17分之一的价格，“赎买”的17.4万地主的土地，即便出价低得惊人，也几乎耗光了政府的现金储备。

因此，伊朗政府又以“全力推行神圣的白色革命”为号召，无偿征缴了余下的近7万地主的土地，不做任何补偿。

在此期间，伊朗政府共判处1.9万地主死刑，强制流放约13.6万人。

这场残酷的土改运动，却被推翻巴列维王朝的伊斯兰政权所肯定，并坚定不移地维护。

5、阿根廷“十月土改”

1947年9月，胡安·庇隆宣布阿根廷进入“战时紧急状态”，原因是“强制推行全国土地征缴运动”，这项运动，史称“十月土改”，也被阿根廷人称作“庇隆新政”。

在接下来的11个月时间内，阿根廷政府出动3万余国防军人，7.4万警察，对全国33.6万大土地所有者进行了逮捕、公诉、刑罚甚至处死。

至次年底，阿根廷境内超过93%的土地被政府强制收缴，其中41%被均分给贫农，其余国有化。

整个运动期间，约3.1万名地主被杀死，27.9万人被流放、强制劳动等，这也成为日后阿根廷国内反庇隆势力最常拿来抨击的实例。

但是，直到今天，阿根廷的教科书中，都把这幕血腥的“十月土改”，认定为“促进国家进行工业化转型的跨越性一步”。




截止1990年，联合国159个成员国中，119个进行了大规模全国性的土改运动。

这其中，63个国家进行的是完全无偿的土地强征，56个国家则支付了平均不足市价15分之一的“赎买补偿”。

在这些波澜壮阔的土改中，累计死亡人数，大约在675万—890万之间，体罚、刑罚、流放人数更倍于此。

 

由此可见，所谓土改，即政权对私人土地的无偿征缴，或有限补偿强制赎买行动，不分意识形态，不分民族种族，不分地理气候，不分政治体制……

唯一决定土改是否进行的标准，就是该国是否赶上了殖民主义的末班车。

各国土改的原因，归根结底只有一点：

解放被封建土地所有制与耕种方式束缚的可流通资本，以及劳动力，强制使其进入大工业流转领域，参与工业化的起步进程。

在这一点上，只有早期的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凭借殖民主义的巨大资本优势，以庞大资本流通，冲击本国旧土地所有结构，让土地所有权的转变比较“温和与理性”;

而未参与到殖民时代资本掠夺的后发国家，在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过程中，由于没有庞大的流动性资本，无法对旧土地所有结构进行资本冲击，而只能采取行政、军事化的强制措施，硬性改变土地所有制。

在这一点上，一生强烈反共的胡适，总结道：

“我反对赤色主义，主要是反对他们废除民人资本和建立完全国家垄断这两点。具体到土地改革，甚至阶级之间的冲突，我是支持的。大土地所有者，无论其善恶，都注定被历史洪流所淹没。这是后进的工业国的必须选择，便是痛苦，也要做……”

这也就是所谓“个人面对时代转折时的不可抗拒性”。


作者：顺流耶逆流矣 2014-12-30 (2108h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