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北京解放前，一个初夏的上午，昨夜下过雨。地点龙须沟。这是北京天桥东边的一条有名的臭沟，沟里全是红红绿绿的稠泥浆，夹杂着垃圾、破布、死老鼠、死猫、死狗和偶尔发现的死孩子。附近硝皮作坊、染坊所排出的臭水，和久不清除的粪便，都聚在这里一齐发霉，不但沟水的颜色变成红红绿绿，而且气味也教人从老远闻见就要作呕，所以这一带才俗称为“臭沟沿”。沟的两岸，密密层层的住满了卖力气的、耍手艺的，各色穷苦劳动人民。他们终日终年乃至终生，都挣扎在那肮脏腥臭的空气里。他们的房屋随时有倒塌的危险，院中大多数没有厕所，更谈不到厨房；没有自来水，只能喝又苦又咸又发土腥味的井水；到处是成群的跳蚤，打成团的蚊子，和数不过来臭虫，黑压压成片的苍蝇，传染着疾病。
每逢下雨，不但街道整个的变成泥塘，而且臭沟的水就漾出槽来，带着粪便和大尾巴蛆，流进居民们比街道还低的院内、屋里，淹湿了一切的东西。遇到六月下连阴雨的时候，臭水甚至带着死猫、死狗、死孩子冲到土炕上面，大蛆在满屋里蠕动着，人就仿佛是其中的一个蛆虫，也凄惨地蠕动着。布景龙须沟的一个典型小杂院。院子不大，只有四间东倒西歪的破土房。门窗都是东拼西凑的，一块是老破花格窗，一块是“洋式”窗子改的，另一块也许是日本式的旧拉门儿，上边有的糊着破碎不堪发了霉的旧报纸，有的干脆钉上破木板或碎席子，即或有一半块小小的破玻璃，也已被尘土、煤烟子和风沙等等给弄得不很透亮了。
这是老舍在《龙须沟》里对北平的描述。
其实，民国时期的环境卫生状况已经不能简单的用“脏乱差”这样的词语来形容了。有这样一条记录：1935年，公历9月，重庆下了一场暴雨。这场暴雨应该没有前几年北京那场暴雨大，有关部门也没有惊呼“61年不遇”，不过它带来的危害可一点不比北京那场暴雨小：低洼地带汪洋一片，排水系统彻底瘫痪，大水裹挟着阴沟里的垃圾，打着旋涡冲进市民的屋里去，一排排民房轰然倒塌，很多人在睡梦中失去生命……
这么一场暴雨究竟害死了多少人，未见统计，但是在1935年9月8号的《新蜀报》上，有记者报道说：“日前大雨为患，重庆居民因被灾以致无家可归者，达5470户。”
这仅仅是下了一场暴雨，也没有什么洪水或者泥石流，但是却造成了房屋倒塌的结果，只能说在当时的民房质量不怎么样，而且整个城市的排水系统情况堪忧。
当时国民政府的中心南京的情况也是一样的臭气熏天，尤其是大街小巷的卫生状况，糟糕透顶。百姓们都处在自扫门前雪的状态，大街上，到处都是驴、马等牲口的便溺之物，臊气冲天。城内主要的百姓生活区，几乎家家门口都堆放着生活垃圾。尽管不远处可能就有一个专门放置生活垃圾的箩筐，就是那种用竹篾编制成的，但老百姓就是不愿多走几步，宁愿把垃圾随意地堆放在自家门口，直到完全腐烂，和周围的地面融为一体。爱干净的人，也只会是将垃圾扫远点而已。这些垃圾，平时也能糊弄过去，但是到了夏天，除了难以入鼻的怪味，还会成为痢疾等传染病的源头。每到了夏天，负责街道清扫的夫役就每天清除一次，将垃圾收走。那个时候处理生活垃圾，无非就是挖坑填埋，或者就集中倾倒在低洼处，要么就倒到江里河里，被水冲走。
1914年3月6日，河南开封，粪便堆边的人们。
那个时候，南京城区的大户人家都在使用马桶，平时专门有人来收拾。如果遇到兵荒马乱，收拾不及，也只好将马桶放到门外，寄希望于被乡下人收走肥田去。等了几天，门口放满了马桶，还是没人收拾，就会让人趁夜深人静时，偷偷倒入附近的池塘里。至于那时南京的大街小巷，几乎是没有厕所的，时人有文字记载说：“寻遍全街而不得一溺所，忍溺致疾者有之。”
首都尚且如此不堪入目，身为“陪都”的重庆这么脏乱就不足为怪了。抗战时期，一个美国记者到重庆采访，顺手调查了一下公共设施，他惊讶地发现，这个城市除了自来水管道根本没有西方城市常见的那些四通八达的地下管道，雨水和生活污水只能从街道两旁的阴沟里流走。而这些阴沟几乎不存在高度差，沟里的废水很难流动，慢慢地渗入地下，时日长了，污泥和垃圾在里面积淀得越来越厚，阴沟自然就堵塞了，需要专门雇人清理。而由于战争的关系，国民政府财政紧张，又不愿意拿出钱来做这种“小事”，以至于阴沟渐渐淤平，完全成了摆设。雨水无处可去，只好在街道上汇集，小雨可行船，大雨可看海，暴雨一来，水深三尺，房屋自然也就纷纷倒塌。
1914年3月20日，山东泰安，突然的暴雨使街头变成了小河
我们再来看看当时几大重要的城市路况分别如何。北平从晚清开始就是有名的肮脏，即使在明清时期它都是首都，但是普通民众的生活基本是离不开垃圾的。所以，如果你想穿越回清朝跟几个阿哥谈恋爱的话，千万不要出去微服私访啊，否则，你会被恶心死的。
在北平，由于垃圾不能及时运出城外，日积月累，在城内的街巷死角及城边沟旁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垃圾山。比较有名的有和平门顺城街、台基厂头条东口、皇城根乃兹府、太平仓、二龙路、天安门城楼迤东、骑河楼等31处。故宫，这座昔日的皇宫禁地也是垃圾遍地，有些还是明清时期积存下来的“古董”垃圾，而在有些地方垃圾堆得与紫禁城城墙一般高。西单附近的胡同二龙坑，夏天积水成河，称二龙河；冬天垃圾如山，又称二龙山。时任解放军第41军第121师第363团政委周之同回忆说：“(北平解放后)我团直属队和师炮兵营驻地如旃坛寺、养蜂夹道和北海公园沿墙等地的垃圾堆得很高，司号员每天早晨去北海岸边练习吹号，都是从垃圾堆上把梯子放过北海公园墙内下上。”据估算，北平刚解放时城内积存垃圾多达60余万吨，仅是妨碍交通、急待运除的垃圾就有24万余吨。
解放初清扫北平街道
旧北平的地下排水系统及河湖水道淤积堵塞，臭气熏天。北平曾拥有世界上最完备的城市下水道，干线沟在南北向街道下面，支线沟在东西向胡同下面。市民生活废水和天降雨水，从支线沟排入干线沟，最后流入护城河中，即使天降暴雨，也能很快排走，城中很少积水。但是，实际的情况是由于长期未得到有效整治，总长314公里的下水道，竟有290多公里淤塞不通。许多地方不得不靠明沟来排水。明沟裸露在外，沟中污水黝黑稠糊，散发着阵阵腥臭的气味。当时城内较大的污水坑就有1100多处，占城区面积的15%。遇有下雨天气，污水溢出沟外，四处流淌，很不卫生。筒子河、玉带河及积水潭、北海、中海、南海等河湖水系，淤塞严重，水体发臭，杂草丛生，触目尽是死猫、死狗和垃圾。
新中国成立后清扫天安门广场
脏乱的卫生环境，孳生蚊蝇，传播病菌，严重影响市民的身体健康。小儿麻痹症、伤寒、细菌性痢疾、斑疹伤寒、回归热、疟疾、霍乱及天花等传染性疾病，广为流传，成为造成市民死亡的头号杀手。受传染病的影响，民国时期北平市人均期望寿命只有35岁。所以，穿越之前一定要想清楚，在一个满是垃圾的城市里面，连上厕所都成了问题的话，还怎么让人好好的与某才子谈风论月？
除了北平，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广州。晚清到民国这段时间，由于人口急剧增加，广州城市街道拥挤不堪。居民生活空间狭窄。英国传教士施美夫曾这样描述道：“新到达的外国人听说广州人口逾百万，自然会流露出惊讶或不信的表情。然而，一旦见到密密麻麻的街道，稠密的居民，匆忙的行人，拥挤在1.5米至2.7米宽的胡同里，不由他不信广州的确有那么多人。”当时，广州不止居住空间拥挤，而且街道垃圾堆积如山，空气污浊不清，若气候条件适宜，极易引发瘟疫。《申报》曾经这样议论道：“城厢内外，人烟稠密，各街道粪草垃圾堆积如山，一至炎天，秽气熏蒸，闻之易生疠疫。”在批评者看来，广州极其脏乱的街道环境成为诱发瘟疫的重要因素。
街头的麻疯病患者（1927-1928年）
当时广州供水条件非常恶劣，居民生活给水主要取自江河或井水。这些水源常常因海水倒灌，生活垃圾、污水、死物的倾泻，沟渠、沁井、小便所等场所秽水的渗入，污染非常严重，极易成为散播病菌的媒介。古代广州主要排水系统为六脉渠和护城濠，此外还有内街渗井和石板明渠。六脉渠是一种砖石砌筑的暗渠，贯串城内，渠通于濠，濠达于江海。护城濠分为东濠、西濠、南濠和清水濠四段。晚清时期，六脉渠大部分为民居跨占而渠身阻塞。内街渗井和石板明渠设计简陋，前者常因水溢而致满屋污臭，后者常因渠水阻塞而致水淹。此时广州排水系统已成为蚊蝇孳生、污浊恶臭之所。疾疫丛生之温床。想想看，你喝的水是这样的构成的话，你还有想穿越回去的心思吗？
美国《生活》杂志图片库中,民国时代广州的旧貌
长期以来，中国官民公共卫生意识普遍淡薄， 缺乏卫生防疫观念，一旦疾疫降临，往往表现为集体性迟钝。通常，在瘟疫流行中，染疫丧命者以华人居多，每居十之八九，而西人仅得十之一二，差异非常之大。粤东西医学士江英华指出，其主要原由在于西人“卫生有法，善顾卫生”，而华人“常多不知卫生”，并“每视卫生之例为畏途”。至于官方卫生行政职责，基本处于缺失状态，结果导致城市卫生管理流于失控，城市卫生问题丛生，尤其是环境卫生，脏乱不堪。
1918年福州的贫民区
天津在民国时期是各国租借聚集的城市，在晚清时期甚至比上海还要城市化一点。1860年天津开埠后，城市不断发展壮大，伴随而来的是环境的恶化，表现为街道拥堵、污水横流、垃圾杂陈等，被外人目为中国“最肮脏最骚乱也是最繁忙的城市之一”。据二十年代末天津的市政调查，当时天津居民随地便溺、乱倒秽水污物已成顽疾，许多巷口的垃圾箱形同虚设。人民的种种不良卫生习惯和政府管理的疏漏，使天津成为一个臭气熏蒸、秽物脏水狼籍的城市，不合公共卫生之处，不一而足。其中一个比较严峻的问题是触目皆是、堆积如堵的垃圾。天津市每日产生的秽土，由6个清洁分队收集而来的约有200余吨，再加上自行倾倒于秽土待运场的，总计不下250吨。如此多的秽土，靠300多辆手车和4辆运秽汽车，偶尔再济以民船乡车运载，每天仅能运除秽土百余吨，结果每天都有近100吨秽土遗留在待运场无法运出。截至1935年3月，天津市已有23个秽土堆积处，共存秽土31,645吨。
与之相对应的就是租界内“每日扫除街道，灰土瓦砾，用大车载于旷野倾倒之，夜晚则点路灯以照人行”，以致观者感叹“清理街道，无秽气熏蒸，不致传染疾病。为益甚大，何乐如之”。义和团事变之后，八国联军占领天津，为了恢复秩序，营造洁净的居住空间，1900年7月成立了天津“临时政府”，下设卫生局。临时政府卫生局是天津城市卫生管理专职机构的肇始，在它的主持下天津进行了一系列卫生近代化的改革，也为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提供了借鉴。卫生局的“清洁办法”主要规定居民每日须将自家门前清扫干净，垃圾不能堆积在院内，也不能倾倒在没有木牌的地方，而且明令倾倒时间冬季在早上8点以前晚上4点以后，夏令在早上7点以前晚上5点以后。打扫公共道路、清理秽土、拉运平垫洼坑等任务则分派给育黎堂的贫民，每日大约在200名左右。临时政府除要求居民自行负责门前清洁之外，还设立8个工程段，专门负责管理厕所、重要大路和沟渠的清理及疏浚工作。卫生局面对天津的道路状况，还制订了为期3个月的清道计划，从道路清洁和秽土处理两个方面着手整顿，“以告成最新之环境”。
但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包括天津和南京在内大城市里，国民政府并没有把道路清扫当作公共事业来办理，反而成了他们牟利的手段。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亲自推荐37岁的刘纪文出任南京市长，兴建了第一批公共厕所，统由“清道夫”打扫保洁。而这个公共厕所容纳的粪便，也成了一种盈利的来源。当时许多的农民要进城来收粪肥田，这是因为南京水土肥沃，农业发达，那时又无化肥，全靠天然的粪便，乡村里需要量大了起来，渐渐的，农民们还象征性地付一点费用。因此，家家户户的马桶和茅坑被收拾得干干净净。
89岁的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老南京张翰林曾经这样回忆道：“后来，南京就出现了一个行业，叫做粪业。因为南京是民国的首都啊，来往人员频繁，于是就有私人开始建立厕所了。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前，南京的私厕很多，是收费的，可能是受到了上海收费公厕的启示。大概是1917年4月，上海法租界公董局为减少当局对公厕的支出，将一处公有公厕承包给商户‘王荣记’经营。承包合约规定，公厕须按公董局规定时间开放，承包人须日夜负责公厕的清洁和消毒工作，承担公厕的用水、照明及一切修理费用。每月由‘王荣记’交公董局‘包银5元’，并允许其实行‘售纸收费经营’。”
民国征收粪便税的通知
南京私厕数量夸张一点说，差不多是三步一厕，五步一所，竞争非常激烈。为了效益，私厕甚至专门雇有“掮客”，一方面看守厕所，一方面拉客入厕。这种现象在民国许多城市都存在。但首先想起来收捐的，是四川督军杨森，他派军警在城门口堵截进城挑粪的农民，按挑收钱。杨森督军没有做多久，就被其他军阀赶下了台。但一个杨森倒下去，千万个杨森站起来，粪捐很快被推及全国，到了国民党当政的时候，粪捐还在收。不过，因为行政部门多了起来，矛盾就出现了。卫生局说，粪便有关卫生，捐该我们收；社会局说，人入厕方便，是由于社会问题，所以该我们收；税务局急了，说，税务局收税天经地义。最后三家机构协调的结果是，一个厕所，卫生局收卫生捐，社会局收社会捐，税务局收粪捐。
街巷里的私厕数量增加后，粪便成了“香饽饽”。厕所的管理者们就想到了一个粪便清除的好办法：招商承包，即向社会招商，规定在一定的时间、区域内，招标的商人自行雇人清除粪便，并交付相应的粪便承包费，这样，粪便被清除了，厕所的所有者还能得到一定的经济收入。
看到了吧，就算你想去个公共厕所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还有人为了这些个东西想尽办法，试想一下，你穿越回民国的街道，以为自己变成了林徽因、徐志摩了，可是你却变成了路边的“王二麻子”。你每天走在恶臭的街道，喝着被严重污染的水，吃着不明死因的动物肉食，甚至等你想去个厕所，还有人会拉你到这个厕所，另外一个人威胁着你说要去他们的厕所，让你连上个厕所都没有选择权，你还想穿越回民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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