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作为中国最大的国家级博物馆，自1949年以来，曾先后大量接受私人捐献的文物。20世纪50、60年代，孙瀛洲先生将自己珍藏的三千多件文物捐献给故宫博物院，丰富了故宫的收藏，特别是在故宫新入藏的陶瓷类文物中，孙瀛洲先生的捐献品首屈一指，不但数量大，而且品质精，其中不乏名窑珍品。1956年孙瀛洲先生受聘于故宫博物院专门从事古陶瓷的研究及鉴定工 作。他生前曾将自己的鉴定经验加以总结并发表，同时热情培养青年一代文物工作者，为保护祖国的文化遗产和培养博物馆界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年是孙瀛洲先 生诞辰110周年，为了缅怀孙瀛洲先生为故宫博物院、为中国古陶瓷研究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我们特从其捐献的众多陶瓷珍品中遴选出60件举办展览，以示纪 念。
孙瀛洲（1893-1966年），河北冀县人，中国当代著名古陶瓷收藏家、鉴定家，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早年在北京“同春永”等古玩铺学徒， 好学，在学徒期间积累了丰富的文物基础知识。1923年在京开办“敦华斋”古玩铺，因经营有方，并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收藏了大量的珍贵文物，从而成为当时著名的古玩经营者。他对经手的文物仔细观察、记录，综合比较，找出规律，逐渐积累起丰富的鉴定经验。后将经营方向集中在中国古陶瓷方面，从晋唐名瓷、宋代五大名窑瓷器到明、清官窑瓷器无不涉猎。尤其对明清瓷器情有独钟，大量购藏，并进行深入研究。为了解明清瓷器的制作工艺，探索鉴定其真、赝的规律，他甚至多次到景德镇仿烧明清瓷器。
1956年，孙瀛洲先生受聘于故宫博物院专门从事古陶瓷研究、鉴定工作。在20世纪50、60年代，孙先生曾先后数次将家藏文物3000余件捐献给故宫博物院，充实了故宫博物院的收藏，仅陶瓷一项即占2000多件，其中明代成化斗彩菊碟纹杯等25件珍贵瓷器被定为一级文物，孙先生因此获得了国家的奖励。
更值得一提的是，孙先生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期间，凭藉自己丰富的文物鉴定经验，尤其是在古陶瓷鉴定方面所具备的高深的造诣，对故宫博物院所藏陶瓷进行了重新 鉴定。他生前还热心培养了一批文物鉴定人才，有的已成为当今古陶瓷鉴定的“泰斗”。至今一谈到孙老，凡曾与其共事者，莫不感到受益匪浅。在故宫陶瓷组工作 人员的协助下，孙先生曾对古陶瓷鉴定经验进行总结，先后发表了《试谈明代永乐、宣德景德镇官窑瓷年款》、《元明清瓷器鉴定》等有关瓷器研究及鉴定的论文8篇。文章中所归纳的鉴定经验至今仍对古陶瓷鉴定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耄耋之年忆恩师 耿宝昌
孙瀛洲先生（1893－1966年）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陶瓷学专家，是集收藏、鉴赏、学术研究于一身的知名人士，是文物界、博物馆界的先辈之一。他毕生从事古代陶瓷及其它类工艺美术品的收藏和鉴定、研究工作，重点在古陶瓷方面。他名溢四海，在世时即被同仁们誉为“老法师”、“宣德大王”。
孙老秉性豪爽，思想开明。1950年为支援抗美援朝，他义卖了一批珍贵文物，所筹款悉数捐献国家。1956年，他支持社会主义建设心切，毅然将其精心收藏 的各类文物精品3,000余件全部捐献给故宫博物院，其中仅陶瓷一项，当时定为国家馆藏一级品的就有23件。这番爱国 的惊世义举为许多收藏家、鉴赏家望尘莫及，孙老受到了国家的奖励与表彰，并作为文物界爱祖国、爱文化、爱文物的时代先驱之一而名传千古，永载史册。孙老捐 献的陶瓷大部分入藏故宫博物院，其中有70件由故宫博物院调拨支援其它地区20个兄弟博物馆，为中国博物馆事业作出了贡献。同时为了弘扬祖国文化，进行中 外文化交流，也有一些捐献品赠与了于我国友好的国家永为友谊的纪念。
今年是孙瀛洲先生110周年诞辰，为纪念他对祖国文博事业无私的突出贡献，故宫博物院特从其捐献的2,000件陶瓷中选出250件出版大型图录，再从这250件中选出163件隆重举办《孙瀛洲捐献陶瓷展》，以飨社会各界读者和文物爱好者。
对孙老探研历代古陶瓷之功力的验证，莫过于他捐献的陶瓷精品，而上述图录正是他捐献的2,000件陶瓷的珍品缩影，其中的宋代哥窑弦纹瓶、元代红釉印花云龙纹高足碗、明代成化朝斗彩三秋杯等均为绝世佳品。其它明永乐、宣德、成化、弘历各朝乃至终明一代和清代历朝官窑瓷器也多为鲜见之物。孙老捐献的其它不同质料的工艺品（如犀角、竹、木、牙、玉石、图章、古玺之类等等尚有千件），有待于今后再行展出。
孙老于1956年应聘到故宫博物院任研究员，1964年被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他生前一直是王治秋局长、吴仲超院长的挚友，时相过从，情感甚笃。
孙老不愧为近现代中国古陶瓷研究领域的首席先辈，其学识渊博，造诣高深，令人敬佩不已。早在20世纪30年代，孙老已对历代陶瓷了如指掌，能准确地鉴别宋 代五大名窑以及元至明代永乐、宣德、成化、弘治等朝的瓷器。例如，对宋代官、哥窑之鉴定，他仅用手指掐瓷器的圈足就可作出判定，令人钦佩折服。他对成化斗 彩的鉴定亦十分独到。此外，他还一直关注清康熙、雍正、乾隆朝的珐琅彩瓷，并作过广泛而深入的收藏与研究。孙老毕生研究所写的一些遗作未曾发表，今将随之 刊出面对读者。
除对文物进行研究、鉴定、征集外，孙老对专业知识的传授毫不保守，诲人不倦，桃李满天下。门生有幸于1936－1945年投师孙先生，学习陶瓷专业，获益 良多；解放后又有10年时间（1956－1966年）得与孙先生共同在故宫博物院研究陶瓷，受益匪浅。1956年应聘到故宫博物院后，孙老对文博业研究人 才的培养更是鞠躬尽瘁。他不仅支持并参与征集文物若干万件，充实了故宫藏品，还带头对院旧藏文物一丝不苟地逐一甄别、鉴定，发掘了多件被湮没的珍品。工作 实践中他为故宫博物院培养、提携了不少老、中、青年专业人员，如冯先铭、叶喆民二先生都曾受业于孙先生。几十年来其门生不知凡几，当中甚至包括一些国外学 者，如英国研究中国陶瓷的著名学者白兰士敦（A.D.Brankston），1936年初来中国时年纪尚轻，他就教于孙先生研究明初永乐、宣德朝青花与永乐的甜白釉瓷，回国后撰写的《明初景德镇瓷考》一文的学术价值至今仍被看重。另有日本人山顺吉、法国人杜伯斯等都曾作过孙老的学生。20世纪60年代，孙老对上海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等兄弟博物馆也贡献良多。
1956年始，孙老致力于陶瓷鉴定经验的理论总结，撰写了多篇阐述精辟的文物鉴定、辨伪论文，其中见于《故宫博物院院刊》的有：《试谈汝哥二窑》、《试谈 明代永乐、宣德景德镇官窑瓷器年款》；见于《文物》的有：《元卵白釉印花云龙八宝盘》、《成化官窑彩瓷的鉴别》、《明嘉靖青花鱼藻罐》、《瓷器辨伪举 例》、《元明清瓷器鉴定》的上篇和续篇。对于明代成化等各朝瓷器的款识，孙老高度精练地总结出歌诀，对国内外陶瓷界有极大的指导意义，被广为引用，并辑入 香港、台湾出版的丛书或大型图书中，万古流传。
为铭记孙瀛洲先生对文物事业的贡献，北京市早已将他曾于1923年开设的“敦华斋”的店堂招牌作为老字号名店的标志高悬于琉璃厂文化厅中。原匾额系清末文人陈宝琛撰，现为赵朴老所书。
故宫博物院在纪念孙老110周年诞辰之际举办《孙瀛洲捐献陶瓷展》意义重大，又与《铭心绝品--两晋隋唐法书名迹特展》同时开幕，相互辉映，传为巧合佳 话。老师九泉有知，亦当深为慰藉。笔者作为从师学习廿载深受教益的门生，虽年已82岁，尚有机会能为先师110周年纪念的展览与出版图书尽绵薄之力，十分 有幸。感念师恩，略辍数语，以慰师魂。
怀念孙瀛洲先生 叶佩兰
孙瀛洲先生是在“文革”中去世的。三十多年来我们一直怀念着他，怀念他的音容笑貌，怀念他的一言一行，怀念他的无私奉献。
当年，孙先生将家藏三千多件文物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其中瓷器就两千多件，有的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更有国内外少见的孤品，如宋代五大名窑中的官窑洗和哥 窑炉，明洪武釉里红盏托、宣德青花夔龙罐、成化斗彩三秋杯等等，这些藏宝令我们大开眼界，使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哥窑的聚沫攒珠，什么是宣德青花的苏泥勃青， 什么是姹紫嫣红……孙瀛洲先生捐献的文物为国家的博物馆事业、为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节选）
吾师瀛洲先生 叶喆民
我的老师孙瀛洲先生曾是古玩行的老板，他开办的敦华斋古玩店在当时的北平城是颇有名气的，那是因为先生不仅深谙经营之道，对于文玩古物的鉴定在京城古玩界 也是有口皆碑的。1956年以后先生陆陆续续将铺子里的箱底都无偿地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其经济价值在当时就是天文数字了。然而，在我的记忆里，先生绝不 像一个有钱人，他总穿一身素衣，古稀之年受聘于故宫之后，每天上下班都挤公共汽车，就连到上海出差也只是在街边排挡里吃点馄饨了事。因此很多人还嘲笑先生 寒酸，可谁又知道他除了那些价值连城的古玩之外还有大笔的房产，连替他收房租的人都要拿个麻袋装钱呢！
先生在故宫期间凭借他数十年经营鉴定文物的经验，帮助国家整理抢救了无数精美的文物珍品。听其言，观其行，使我们这些后生小子受益匪浅。虽然先生在古陶瓷 研究领域德高望重，却从不摆专家的架子，尤其对年轻人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同时还要求我们一定要做到“三多”--多看、多问、多记，只有这样才能进步 和提高。记得我初到故宫时便跟随先生清理库房里的文物，并逐一鉴定、登记，先生要求我拿每一件瓷器的时候都要先轻敲器身，确定没有损伤之后再拿，而且拿的 时候要手托器物的底部，将之置于胸口才行。因此直到今天，我从没有伤及任何一件瓷器。
先生曾经有过一个绰号叫“宣德大王”，行里人都传说，孙老可以闭上双眼，仅凭手摸就可以分辨任何一件宣德瓷器的真伪。这种说法虽是玩笑，却也可见先生对于 陶瓷鉴定的极高造诣。其实先生看东西是非常认真细致的，很多请他鉴定文物的人都知道，先生看每一件东西都要翻来覆去地斟酌很久，而且并不急于下结论，只是 把存疑的地方一一指出且有理有据，让物主自己去把握。同时他也告诫我们做学问一定要谦虚谨慎，讲话行文要留有余地，世上无绝对，没见过不等于没有，妄言是 治学之大忌。
在学术研究上，先生一贯讲究深入浅出，从实践出发，学以致用，并总结了很多瓷器鉴定的窍门，这些宝贵的经验在今天依然是我们辨真伪、断年代的主要依据。最典型的要算先生总结的年款口诀了：
“大”字尖圆头非高。
“成”字撇硬直到腰。
“化”字人匕平微头。
“制”字衣横少越刀。
“明”字窄平年应悟。
“成”字三点头肩腰。
短短几句歌诀将成化官窑款识间架结构的特点准确地表述出来，既朗朗上口，又便于记忆，对于搞陶瓷鉴定的人来说绝对是一字值千金。另外先生还以《元明清瓷器 鉴定》为题撰写了论文，发表在1965年的《文物》期刊上，文稿曾被香港《大公报》连续转载，可惜文革期间先生受到冲击，加之年事已高，直到先生去世，此 论文仅完成了明、清部分，这也是他老人家最大的憾事。
如今，我也早过古稀之年，可回想吾师瀛洲先生的音容笑貌便不禁哽咽。
忆先师孙瀛洲先生
忆先师孙瀛洲先生 王莉英
孙瀛洲先生是我步入工作岗位后有幸师从的第一位老师。他既是开导教诲我学习与研究中国古陶瓷的启蒙老师，更是我从事古陶瓷专业四十多年来始终追慕、景仰不 已的终生老师。今逢先师110周年诞辰，回忆跟从先师学习、工作的时日，先师的音容笑貌和操行风范历历在目，永志难忘。
1956年秋，我到故宫博物院陶瓷研究室工作的第一天，从冯先铭先生的介绍中得知，就在这一年，孙瀛洲先生已将毕生辛劳搜集的三千多件文物捐献给故宫博物院。我望着孙先生，心中油然生起敬仰之情。
当我在慈宁宫陶瓷馆第二次见到孙先生的时候，他 着， 透过圆形黑边眼镜的上隙处看着我说：“年青人大有作为，好好地干。”使我顿感亲切，备受鼓舞。而后，先生又对我说：“博物馆工作最重要的是文物安全，千万 不能损伤文物。”随即，他示范地将一件文物展品小心地放入展柜，又稳当地摆好。就这样，孙先生言传身教的“文物安全”第一课使我切记心间，警醒一世。
1957年，由陈万里、孙瀛洲先生指导陶瓷研究室全体成员对院藏陶瓷文物的年代、窑口、真伪逐件鉴别，再据其历史、 科学、艺术价值划定等级。虽然作为古陶瓷鉴定的专家，孙先生的意见有一言九鼎的权威，但在工作中，先生非常谦虚，每鉴定一器，都客气地请陈万老先看，做评 价，再听取大家的意见，然后谈自己的看法并加以讨论，最后才做出鉴定结论，必要时，看上三五日后才拍板定论。记得在整理永乐白釉器时，一件纯白釉带暗花脱 胎碗原定为永乐器，先生仔细看过后，提出年代有疑，对大家说：“先放在一边，存疑，再多看看。”我们随先生反复看了三日后，先生方给大家揭谜：“这种白釉 脱胎碗，胎体过薄，手摸口沿边缘有锋利感，暗花纹样不及永乐真器流畅自然，是后仿品。”孙先生一贯实事求是而又谦虚谨严的作风深深地感染着我和同事们，我 视其为毕生楷模。
“在工作中学”是孙先生向我传授的学习之道。在陶瓷馆陈列工作中，先生时常指点我如何把握器物特点。一次，站在明宣德青花的展柜前，先生教导我观察宣德青花色料的特征，告诉我这是用进口青 料画的，青花色泽浓艳，浓重处蓝黑色上有铁锈斑点，微凹不平，锈斑浓的地方深入胎骨并有锡光。我看过后，指点摆在一侧的青花缠枝花卉梅瓶问先生：“这件青 花上也有黑褐色斑，也是用进口青料画的吗？”先生说：“这件青花上的铁质斑没深入胎骨而浮在釉上，是黑褐色的，不显锡光，是用国产青料画的。”又说：“你 要仔细地看，对比地看，反复地看，有铁质斑的地方用手摸一摸是否下凹不平，就能弄明白。”我遵循先生的指点看了多日，终于对明早期进口青料与国产青料的呈 色特征有所感悟，深记脑际。在库藏品整理定级的工作中，先生像上述那样的细致传授颇多。我在做好鉴定划级卡片记录的同时，也记录下先生讲授的知识要点，还 画些简图帮助记忆。先生看了我的笔记很是高兴，鼓励我说：“不错，学习就是要这样，随学随记，帮助记忆。”又告诫我：“学习中要多看、多比、多问，要虚 心，有恒心，有信心。”先生归纳传授的这“三多”、“三心”研习经验使我受益匪浅，终生受用。
为了更快更好地培养专业队伍，20世纪60年代初，吴仲超院长提出由老专家带徒弟的培养计划，自此，我正式成为孙先生的学生。先生制订了“工作中传授与业余时间传授并举”的教学方案。先生带我去琉璃厂古玩店上课。讲课中先生再三强调：“鉴定陶瓷器时，一定要多方面仔细地看，切不可就其一点不及其余地下结论，这是鉴定的大忌。”先生讲授的关于造型、胎质、釉质、纹饰、款识等同时并用的鉴定要领是陶瓷器鉴定的法宝，必将世代沿袭承传。
在先生家上课的日子里，先生在生活上的简朴无华，在事业上的勤勉诚挚，都给予我极深的印象。他每晚必读书或撰写文章，我所见先生读过的《陶雅》、《陶 说》、《饮流斋说瓷》等书中，字里行间先生用红色小楷批写的不同见解或甄订比比皆是，显现出先生勤于思索、刻苦钻研的精神。先生利用业余时间撰写的学术文 章《成化官窑彩瓷的鉴别》、《我对早期青花原料的看法》、《试论明代永乐、宣德景德镇官窑瓷年款》、《瓷器辨伪》以及《元明清瓷器的鉴定》等皆是先生毕生 经验的提炼，句句千钧。
先生对我们的学习要求甚严，期望甚高。每次上课，先要回答先生的提问，温习前一课的内容。答对时，先生点头， 答不出时，先生则眉头紧皱，严肃地批评：“不用心啊！”我低垂了头，无言以对，先生随即又语重心长地责勉说：“学习要勤奋、要刻苦。你年轻要努力学，听不 懂的要问，要多问。”并常常勉励我：“各行各业都出专家，多数是男同志。你要努力学习，成为中国的女陶瓷专家。”面对先生的期望和鞭策，我下定决心，一定 要做出成绩回报先生。
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奋斗，我被评聘为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员。现虽已退休，但于中国古陶瓷的研习并未休止，仍致力于中国古陶瓷学会的日常领导和学术交流组织工 作，并受聘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我恪守先生身体力行的“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的人生准则，努力做出更多的成绩，以告慰先师的在天之灵。
20世纪50年代末，孙瀛洲先生与故宫博物院的同事们在中和殿旁合影（前排左起为胡友昌、李辉柄，前排右一为叶佩兰，后排左起依次为耿宝昌、刘伯昆、陈宝铎、冯先铭、梁匡忠，后排右起依次为王莉英、徐静修、孙瀛洲）
孙瀛洲先生所捐陶瓷中有唐代“千峰翠色”般的越窑青瓷、“类银似雪”般的邢窑白瓷，又有宋代的官窑盘、葵瓣口洗，哥窑瓶、双耳三足炉，汝窑洗，定窑葵瓣洗以及元代红釉暗花云龙纹高足碗等，均属难得一见的珍品，反映出孙先生对这一历史时期的陶瓷器独到的鉴赏力。 |
发表于 2013-8-1 16:20 | 
起。通体施粉青色釉，釉面开交织如网状的片纹。
